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

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¹⁾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工作虽然取得了某些成绩，但出现的问题也相当突出，如大学盲目合并，追求大而全；大跃进式的扩招，导致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形式主义越来越严重，大学精神普遍失落；学风严重浮夸，抄袭、造假、剽取盛行；相互攀比，重量不重质；大兴土木，债台高筑；官本位越来越严重，置群众的呼声于不顾，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甚至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完全违背了教育规律。如果教育领导决策部门尊重教育规律，就不会做出那些错误的决定；如果大学校长们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就应该抵制那些错误的决定。遗憾的是，我国既没有清醒的决策者，也没有敢于抵制错误的校长，以至于使得我国大学教育问题越来越严重。痛定思痛，我们方感到选拔教育家型的校长是多么的重要，他们是保证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和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关键。

(一)

一提起教育家，人们不免有些神秘感，似乎只有那些教育成绩斐然的杰出知名人士才能称为教育家。20世纪80年代，国外一个媒体曾说中国只有孔子、蔡元培和陶行知两个半教育家，这显然是不实事求是的。⁽²⁾我国有着五千多年悠久的文明史，在古代拥有许多有智慧的文人学者，他们之中就有很多堪称为教育家的人，如孟子、墨子、韩愈、荀况、朱熹、王夫之、黄宗羲，等等。我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无论是从教或是受教育的人数都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因此，我国应当产生更多的教育家，近现代也的确出现了许多教育家，如严复、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蒋梦麟、梅贻琦、陈寅恪、胡适、赵元任、陶行知、张伯苓、朱家桦、竺可桢、王星拱等。当然，这是从数量上讲的，如果论对世界教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来说，我国堪称世界著名的教育家，确实是寥寥无几，这是颇值得我们深思的。

怎样界定教育家呢？其实，“家”在英文中是翻译不出来的，也就是“工作者”的意思。如，educationist(教育者或教育家)，scientist(科学工作者或科学家)，chemist(化学工作者或化学家)，physicist(物理学工作者或物理学家)，biologist(生物学工作者或生物学家)，writer(写作的人或作家)，painter(绘画工作者或画家)，等等。在中国人眼里，似乎对“家”情有独钟，有时甚至成了人们的一种身份与地位，时常受到人们的崇敬甚至崇拜。时下，许多医院都打出了“专家门诊”或“著名专家门诊”的牌子，于是高价挂专家号的人简直是趋之若鹜，其实他们也就是医院里的主任医师(教授)，有的甚至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至于他们是否能够确诊病因和治好病人的病，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反正崇拜专家成了中国人普遍的情结。

中国人的专家情结是怎样形成的呢？虽然冠以“家”的职业，在我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家”者也，含有行家、学到了家、对某门学问或技术达到了专透精深的程度。但是，专家一词的普遍流行，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那时我国提出了“向苏联学习”的方针，苏联培养专门家的教育制度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根据中苏两国协议，苏联向我国政府各部门都派了专家顾问，许多中苏合作的大型建设工程，也都是由苏联专家担任总指挥，那些专家们不仅享受特殊的待遇，而且他们一言九鼎，受到了无可置疑权威般的尊敬。从那个时候起，专家一词就受到普遍的尊敬，并且广泛地流行起来了。

教育家当然就是教育领域里的专家，如果要给教育家下一个定义的话，我们不妨引用英国德·朗特里编纂的《西方教育词典》的注释：“教育学家是指教育领域中知名的研究者或理论家，具有比教师威信更高的人(他们可能不再当教师，或甚至从来未当过教师)。”⁽³⁾从这个定义来看，对教育家特别突出了两点：一是教育领域知名的研究者或理论家；二是比教师威信更高的人。不难看出，联结这两个特点的前提是对教育和教育理论的研究，而知名度和威望又是由其研究成果来决定的。

鉴于“家”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扎了根，再加上各行各业都有专门的行家，如科学家、理论家、革命家、作家、画家、音乐家、企业家等，当然教育界也应当有自己的教育家。我们虽然不能迷信教育家，但要成为教育家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应当把教育家与教师、教育劳动模范和教育管理者区别开来。依我之见，教育家应当挚爱教育，潜心研究教育理论，勇于进行教育改革实验，提出具有独到见解的教育理论(或理念)，发表和出版系统的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著。

当然，教育家是一个总的称谓，他们又有不同领域和层次之分。从教育领域来说，教育又分为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学前教育、幼儿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如果按照教育学科来划分，又可分为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创造教育学、实验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等，在每一个教育领域和分支学科中，又有与其相对应的教育家。根据教育家们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又可以把他们分为若干个档次，但无论在任何国家和时代，最富有创造性成就的教育家总是极少数的。这里，我们不妨摘引陶行知先生在《第一流教育家》一文中的精辟论述，他说：“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种也都不是高尚的。依我看来，今日的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⁴⁾接着，他说道：“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这是陶行知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讲的，虽然已过去90年了，但对于我们今天选拔什么样的教育家来当大学校长，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人们在研究世界上那些著名大学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那些领导大学获得成功的校长们进行跟踪调查。近年来，国内外对于大学校长的研究越来越多，人们运用统计和比较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收集大学校长们的资料，以期从中找出某些可供借鉴的规律。

墨西哥《千年报》发表了阿曼达·古多尔的研究报告⁽⁵⁾，他分析了世界上最好的100所大学校长的背景，从中可以初步看出某些新的趋势：第一，大学校长的学术研究成果与他们领导管理才能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但他们的学术背景与该校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之间却有着不可分的关系；第二，每一个大学校长都获得了博士学位，除少数人继续做研究工作外，大多数校长在任职期间不再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专心致志地履行校长之职，这是由大学校长是职业管理者定位决定的；第三，大学在哪个国家并不能证明其校长就必须来自哪个国家，也就是说，大学校长国际交流趋势越来越明显；第四，选拔大学校长已经走出了从本校教授或校友中遴选的狭小的范围，这样既可以破除近亲繁殖，又可以广泛地选拔人才，保证遴选到最优秀的大学校长；第五，大学校长的任职年龄趋于年轻化，对于一个称职的校长来说，他们不受任期的限制，以便有充裕的时间积累经验，以实现其办学理念与远大的抱负。

大学校长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并不是一般学者可以企及的。一个大学校长应该具有多方面的素养，如高尚的人格魅力，渊博的学识，富有理想与激情，革新与开拓精神，文雅的风度，亲民的民主作风，较强的决策与管理能力等。虽然这些条件都是必须的，但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必须是教育家，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一流教育家的校长。对于这一点，在我国大学选拔校长时是常常被忽视的，而看重的是他们的职衔和研究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大学校长出身于理工科的人居多的原因。

为什么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呢？这是由大学的功能与校长的职责所决定的。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大学的体制不同，但是如果按照教育规律来办学，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应该是相同的。过去有一种说法，美国大学校长主要是募集资金的，但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实际上，美国大学的办学理念，招聘最杰出的教师，招收最优秀的学生，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校长的远见卓识。

从本质上来说，一个大学校长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掌握两条规律和抓好三件大事。两个规律是指：第一，指外部规律，即大学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相适应的规律；第二，内部规律，即大学的各项工作都必须遵从教育规律，大学的各项制度、学风、环境都要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三件大事是指：首先，要提出大学的理念，培育大学的精神，这是决定一所大学与其他大学的区别，是否能够办出特色的关键问题。纵观世界那些著名大学，它们之所以享有盛名，无一例外的都与它们的校长的办学理念息息相关。例如，世界上的研究型大学源于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于1809年创建柏林大学，他所倡导的著名三原则：自由与合作统一的原则、教学与科学研究统一的原则和科学统一的原则，它们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佛大学最早引进了德国的经验，也是世界上最早和现在实力最强的研究型大学，该校之所以在300多年里成为引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就在于它在每一个时期都有把握大学前进方向的校长。例如，1829年昆西(J.Quincy)出任哈佛大学校长，任职达16年，他极力扭转哈佛大学的办学方向，创办了理学院，建立了天文台，自然科学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化学家出身的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1834—1926)1869到1909年任哈佛大学校长，任期长达40年，他发誓要在查理士河畔创建世界最伟大的大学，并倡导自由选课制，强调提高教师素质，严格挑选合格的学生，保证学术自由，这一切为哈佛大学长期兴盛奠定了基础。接替艾略特的是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他的突出贡献是创立了三大制度，即课程集中与分配相结合制度、导师制和住宿制，使大学教学质量得到了有力的保证。自20世纪以来，哈佛大学经历了7任校长，他们在任内都有建树，为这所大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其次，把教学与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两项中心任务来抓，而且要把它们做到极致。大学的任务是出人才和出成果，因此教学与科学研究是大学中的永恒中心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是普林斯顿大学现任校长，她说她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不难设想，有了这样的校长，还愁没有杰出的人才和最顶尖的研究成果吗？

人才应该是大学校长关注的第一重要问题，因为新思想、新理论、新成果、新技术、新学派都是由杰出的人才创造出来的。一个大学校长始终要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保护人才和推荐人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要做好这些工作就必须研究教育学和人才学的规律。爱才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必须具有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胆识，前者是辨别杰出人才所需要的智慧，后者是保护有争议甚至是身处逆境人才的勇气。

再次，大学肩负着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它必须做到与社会声息相通。因此，大学校长不仅要关注校内的事务，而且还应该统观社会全局，放眼世界，要在社会变革和技术革命的潮流中发挥中坚作用。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但是要想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就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例如，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和斯坦福大学的世界第一个“科学园区”等，它们都从不同的方面影响和促进美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变革，其影响甚至超过了美国的范围。

很显然，如果大学校长不是教育家，他们根本就不能胜任上面的任务。试问：如果不精通教育学理论，没有丰富的教育经验积累，不能预见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怎么能够提出具有本校特色的办学理念呢？同样，如果不懂教育规律，怎么能够抓好教学与科学研究这两项永恒的中心任务，怎样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和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呢？由于我国大学校长大多是双肩挑的技术专家，他们基本没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所以我国大学没有个性、没有特色，也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因此，为了建设我国一流水平的大学，遴选职业教育家的校长，已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了。

(三)

唯物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天才，承认人的天赋是有差异的，但一个人能否成为天才的教育家，主要的还在于后天的教育实践和个人的努力。同时，人们的兴趣与爱好也是有偏重的，对于一个挚爱教育的人来说，无疑是他成为教育家的重要的前提。问题是，一个挚爱教育的人怎样才能成为教育家？我们又怎样才能选拔到教育家型的校长呢？

一般来说，选拔教育家型的校长有两种做法：一是从已经是教育家的人中选拔，我国应当有一大批职业教育家，他们以治校为终身的职业，可以先后在不同的大学任职，就像解放前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成仿吾、王星拱等人那样。二是从那些挚爱教育和具有良好学术背景的学者中选拔，通过长期的教育改革实践逐步成为教育家，正如西方那些著名大学职业校长所走的道路那样。

教育学既是一门理论学科，又是一门技术性和实践性的科学，因此一个教育家应当具备这两方面的素养。有的研究者提出，教育家既要有“见”又要有“行”，这个见解是很高明的。⁽⁶⁾所谓“见”就是远见卓识，高明的见解；所谓“行”就是笃行和躬行，也就是坚定不移地亲自进行教育改革实践之意。很显然，如果只有见而没有行，那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教育理论家；反之，只有实践而没有远见，那只能是盲目的教育实干家。因此，只有见与行的结合，知与行的统一，那才是合格的教育家。

目前，我国大学校长们的状况大体是，绝大多数是双肩挑学者型的校长，而堪称教育家的校长是极个别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各个大学的校训雷同，大学精神普遍缺失，各校没有自己的特色，也没有涌现出有代表性的致力于教育改革的校长。

那么，怎样改变目前我国大学校长这种不适应的状况，又怎样使自己能够成为教育家呢？我认为主要办法有两条：

首先是认真学习，要补上作为一个教育家所必须的理论知识，如教育学、哲学和心理学等。特别要指出的是，必须学习西方教育经典著作和西方哲学。例如，古希腊哲学家和教育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洛克的《教育漫话》，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斯宾塞的《教育论》，英国数学家和教育家怀特海的《教育目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卢梭的《爱弥尔》，德国教育家和哲学家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的《德国教师教育指南》，德国教育家洪堡的《关于人的教育理论》，德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康德的《教育论》，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的《一个教育学的实验》、《明日之学校》和《民主主义与教育》，美国教育家科南特的《教育与自由》、《教育政策的制定》，美国教育家和心理学家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家长教育学》、《给教师的建议》等。这些经典著作是自公元前300多年前到20世纪中期2000多年的教育财富，是一代又一代教育家们智慧的结晶。可惜的是，我国大学的校长们绝大多数没有读过这些著作，因此他们提不出自己的教育理念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我们从世界著名教育家的经历中，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特点，他们要么本人就是哲学家，要么他们具有非常坚实的哲学基础。这就说明，教育学与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开发人的智慧上它们是一致的。但是，这又是我国教育领域里的一个盲点，哲学家们几乎不关心教育，更不涉足教育改革的实践；而从事教育学研究的人和大学校长们，又没有厚实的哲学基础。兴许，这又是我国不能产生著名教育家的原因之一。

学习教育经典著作的目的是丰富自己的知识，吸取前人的宝贵经验。在此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特别是经过自己大脑的再思考，进而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这是成为教育家必不可少的一步。

其次是要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实践，从实践中积累经验，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最后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论。综观世界教育发展史，绝大多数教育家都是走的这条道路。例如，柏拉图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理想国》，他创办了“柏拉图学园”，一直延续了900年。夸美纽斯曾经担任过几个中学的校长，开展学校的教育改革，写出了许多鸿篇巨制。杜威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他创办了“芝加哥实验学校”，采取以活动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经过8年的实践，构成了杜威全部教育理论的实验基础。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改革实践精神，更是令人无比敬佩。他是师范学院科班出身，曾获得教育学副博士学位，是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曾获得两枚列宁勋章和一枚红星勋章，在前苏联教育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从30岁开始担任帕夫雷什中学校长，历时22年。为了进行教学改革，他几乎担任过该校每一门课程的教学，广泛地接触教师和学生，写下了大量的教育日记，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教育遗产。

可惜的是，在我国像这样进行教育改革实践的教育家是极少的，陶行知先生恐怕是仅有的一个。他是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他毅然辞去了东南大学教授、教务长的职务，于1927年3月在南京老山晓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后改为晓庄学校。他立志要培养100万个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和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教师，进而创办100万所乡村学校，以达到改造落后农村的目的。由于在办学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他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教育论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教育领域是一块伟大的实验场地，发展个性、教育技术需要随之改变。”⁽⁷⁾这话深刻地表明，教育改革需要实验园地，教育家既是这个园地里的播种者，又是教育成果的收获者。可是，令人不明白的是，在我国教育工作者中，竟然很少有人利用这个伟大的实验场进行教育改革实验，当然也就不能产生著名的教育家了。

在我国教育领域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有思想而又很想进行改革实验的人，他们没有实验的园地；而拥有舞台和巨大教育资源的人，他们又不愿进行改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悖论呢？原因是我国教育改革的环境并不宽松，再加上中国人大都缺乏冒险精神，所以不少人宁肯不改革，也不愿冒犯错误的风险。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教育领域普遍缺失改革精神，浮躁、实用主义和一切向钱看的歪风邪气逐渐替代了严谨、求实和创新的学风。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我们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严峻的教育形势，呼唤教育家型的大学校长，这是振兴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带有战略性的任务，且不可等闲视之。当然，这是一项综合性的和长期的任务，惟有制定开明的政策，营造民主、自由的环境，提供教育改革实验良好的条件，经过持久的努力，才能形成一支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家型的大学校长队伍！

【注释】

(1)本文曾发表于《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申玉萍.中国不乏教育家［N］.世界经济导报，1989-01-02.

(3)［英］德·朗特里.西方教育词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81.

(4)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113.

(5)［墨西哥］阿曼达·古多尔.世界最好的100所大学校长在哪里［N］.参考消息，2006-05-10.

(6)胡志坚.哪些人可以称得上教育家［N］.中国教育报，2006-04-14.

(7)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未来教育面临的困惑与挑战——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