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风亟待整肃

高校学风亟待整肃⁽¹⁾

教育历来被称为一片圣洁的净土，它以高雅的校园文化陶冶青年人的情操，以高尚的伦理道德造就优秀品质的人才，以严肃的学风从事科学研究，探索人类社会和宇宙中的未知真理，以获得重大的发现与发明。在这些方面，高等学校尤其是那些著名的重点大学，应当营造具有本校特色的优良学风，造就精英人才，并且成为其他大学的榜样。

六十年以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中说道：“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²⁾从毛泽东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学风的核心问题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问题。所谓思想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所谓工作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到学校来说，学风就是我们领导和全体师生治校和治学的风尚问题，也就是一个大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大学精神”。总的说来，良好的科学学风应当是实事求是的学风，开拓创新的学风，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有一句成语叫“纲举目张”。对于大学来说，学风就是纲，所以各个大学都制定了自己的学风。据我看到的部分资料，许多大学校训中有求实、求是、求真开拓、创新、勤奋、严谨、朴实、忠诚、诚信等传统的美德。应当说，在过去较长的时期内，我国绝大多数学校的学风是健康的，恪守了自己的校训，学校的各项事业均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是毋庸讳言，一个时期以来，在某些高校滋生了冒进、浮夸、攀比的不良学风。已有不少业内人士对此提出了批评，他们尖锐地指出：“高等教育面临浮夸风的严重威胁，学术腐败已成泛滥之势。”⁽³⁾作为一个毕生从事教育的工作者，看到这些不良的风气，感到万分焦虑。我确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因此，我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谈谈不良学风的种种表现。

表现之一，相互攀比，求量不求质。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到2002年底，全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已达16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5%，其中北京市的毛入学率高达49%。我国高等教育已走向大众化。⁽⁴⁾值得存疑的是，马丁·特罗制定的标准是把适龄入学年龄设定为23岁而我国是限定为高中毕业生，这中间的差额是很大的。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实现大众化，花了25～40年的时间。按照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的目标，我国要到2010年才达到15%的毛入学率，而实际上提前了8年。

大学生的急剧增加，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师资、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宿舍、运动场地等方面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教学质量。与此同时，大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也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带来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报考研究生，于是又引起了研究生教育的膨胀。据统计，在1600万在校生中，有38.1万硕士生，12万多博士生。就在校的博士生数量来看，我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位居世界第三。

值得指出的是，有不少学校以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来提升学校的地位。于是，校与校之间，相互攀比教授的数量，比硕士点、博士点的数量，特别是有些有权自己评审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学校，为了不使博士点中断，便降格以求，使得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贬值。还有博士后流动站，不适当地把博士后视为一个学阶。有人发表文章，在署名前冠以博士后，以至于闹出笑话来。

当然，对于少数重点大学来说，加强研究生教育是必要的，这是建设研究型大学重要的步骤。但是，并不是每一所大学都适宜开展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更不可能都成为研究型大学。有不少学校，尽管没有条件开展研究生教育，但是他们千方百计要搞硕士点、博士点。没有条件，他们就用高薪挖墙角，弄几个导师来申报学位培养点。研究生教育是高水准的学位教育，是为国家输送高质量人才的，决不能滥竽充数。开展研究生教育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条件，如高水平科学研究方向的选定，科学研究成果的长期积累，教师梯队的形成，科学研究条件的建设，科学学风的养成，等等。显然，进行研究生教育不是有几个导师就可以了的。据我所知，有不少博士研究生导师，不仅自己没有经历过研究生教育，而且连大学阶段的教育也不完备，英语也没有过关，这样如何能够培养出合格的博士来呢？难怪有人评论道：“现在是硕士不硕，博士不博。”一些有识之士对“博导遴选”制度提出了质疑和批评。⁽⁵⁾

2003年1月29日，《南方周末》披露了某重点高校一博士生剽窃外国论文的详情。一时间，国内学术界议论纷纷。其实，这件事只不过暴露了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问题的冰山一角。就拿该校来说，该校现有在读博士生1445人，而博士生导师还不到200人，平均每个导师要指导8个博士研究生。一位资深的教授说：“从前一个博士生导师只带二三个博士生，培养一个是一个，而现在多的带一二十个，蜻蜓点水，真不知道能教出什么来。”

另一方面，除了正式考试录取的研究生以外，还有什么博士生导师攻博的，教授攻博的，厅局长攻博的，处长攻博的，老板攻博的，真是五花八门。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一般需要七八年的时间，而我国包括硕士在内只有六年时间，这样怎么能够达到博士的质量标准呢？那些在职的博士生，又有多少时间用在论文的研究上呢？

表现之二，贪大求全，追求时髦。现在，全国高校出现了一股改名风、升格风、合校风，都要搞“航空母舰”大学。纵观世界著名大学，它们既不是“超级航母”，又不是包揽一切学科。例如，著名的哈佛大学没有农学院，斯坦福大学也没有医学院，而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并没有嫌弃“学院”而改名为大学。众所周知，美国的洛克菲勒大学就是一所超小型的大学，而它却产生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可是，我国高校近几年改名、换牌成风，昔日那些学院几乎都升格为大学了。某市有一所商业服务学院，原是由一所商业服务学校升格的，现在又要改名为商学院，并声称要组建“航母级”商学院。这不是吹牛又是什么？

在一些大学内部，追求升格、换牌、赶时髦的风气也十分盛行。“系”已经不吃香了，统统地都改为学院了，“研究室”的牌子也太小了，都升格为研究所或研究院或研究中心，行政部门的处都改为部了。文史哲本都是同属文学院的，但是觉得不过瘾，为了调解矛盾，于是又分设文学院、历史学院和哲学学院。计算机学院本来包括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二者密不可分。但为了赶时髦，又成立了国际软件学院、网络学院、软件基地、软件科学园和软件工程研究中心。像这样怎么能协作攻关，又如何能够取得重大的科学技术成果呢？

在改革开放以前，恐怕很少人知道MBA为何物。后来，MBA教育传入中国，于是MBA教育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从1991年开始试点到2002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开展MBA教育的就有62所高校。另外，同样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与国外合作培养MBA项目的还有78家，允许授外方学位。除了MBA以外，还有EMBA。有些学校的MBA班，拉了一大排国外著名经济学家当教授，其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真不知道，这些大权威们是否能够全职到位，即使能够到位，他们是否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学生能够听懂他们讲授的内容吗？现在MBA报名已开始受冷落，也有业内人士呼吁报考MBA不要跟风。⁽⁶⁾这些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并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整顿MBA教育。

为什么会出现MBA教育过滥呢？从学生方面来说，以为拿到了MBA的文凭，就等于拿到了金饭碗；从学校来说，开展MBA教育，就有丰厚的学费收入。但是，我们的办学者却忘了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西方国家的MBA教育是它们百多年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管理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它们的教授不仅有理论知识，而且还有从事工商管理的实际经验。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仅拥有独立的MBA教育监管机制，也有完备的容纳MBA的巨大市场。

可是，我国市场经济并不完备，管理也依然落后。就教育的环境来说，我国的教育体制仍然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尚不具备大量培养MBA的条件。坦率地说，除了少数几所重点大学以外，恐怕许多大学里的教师不一定能够胜任MBA的教学任务。因为他们大多数是政治经济学模式培养出来的，而且也没有亲身参加市场经济管理的实践经验，靠“现买现卖”是绝对不行的。据说，在美国众多的MBA教育项目中，也只有1/3是合格的，得到最多认可的也只有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极少数大学。因此，在MBA教育上，还是用得着“少而精”和“宁缺毋滥”这样的老话，一旦条件具备和有了市场需要，再大力发展也不迟。

表现之三，急功近利，舍本逐末。重点大学特别是那些准备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少数大学，主要的任务是什么，这个问题应当明白。现在有些重点大学不务正业，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针对目前上大学难的问题，一些重点大学大肆发展成人教育学院，办分校，引资办二级学院。有些大学的成人教育是变相的本科学历教育，这种降格以求的做法，实际上是使重点大学的文凭贬值。据说，有的大学已经有了一所分校，还准备办多所二级学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说到底，是功利主义所驱使的。对此，我国著名教育学家潘懋元先生发出了呼吁：“精英教育机构不应从事大众化教育。”⁽⁷⁾少数的知名大学，应当把精力放在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上，进行重大的理论和尖端技术发明创造；而大众化教育应当是普通大学和民办大学的任务，它们是培养职业型和技能型的人才的。这里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而是多元化社会分工的需要。

急功近利的思想，在科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重点大学特别是准备冲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不应当把精力放在短期的应用技术研究上，要选择世界科学前沿的重大课题，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与发明。要做到这一定，就必须要耐得住寂寞，要树立坚韧不拔的精神，敢于质疑，大胆创新。

关于威尔逊教授的故事，是值得我们中国重点大学的研究者们深思的。威尔逊是康奈大学物理学教授，由于他选择了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以至于他在任职期间连续四年没有发表过一篇引入注目的论文。对此，校方鉴于他“没有造就，不堪胜用”，准备解聘他。在决定他学术命运的关键时刻，著名的物理学家、196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贝德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威尔逊的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富有创新精神，他的研究课题难度较大，一旦获得突破，那将是震惊世界的成果。他不仅建议继续留用威尔逊，而且还要求大力支持威尔逊的研究。令人欣喜的是，威尔逊的研究被贝德所言中，第二年他获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他名至实归地获得了198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⁸⁾

在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例子，例如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他长期没有成果，但是最后却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中1+2的问题，被世界公认为“陈氏定理”。如果威尔逊在中国或者陈景润活到现在，他们恐怕都要被解聘了，因为我国目前许多大学考评教授是看发表论文的数量，如果达不到标准，要么降职，要么扣发岗位津贴。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指导下，一些大学的研究者们宁肯选择周期短、难度小的课题，不敢冒失败的风险。大学中的研究室，现在都升格为研究所或研究院了，但却很少见到有世界顶尖的成果。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前身是19世纪后期建立的卡文迪什实验室)，虽然他们没有中国大学中研究所那样气派，但已有12位诺贝尔奖得主。对比之下，难道不应当检讨我们的研究方向，反省那种华而不实的学风吗？

表现之四，攀联校史，“老”字第一。我从长期的观察中发现，中国人喜欢老，老就意味着老资格、老经验、老干部、老革命……于是，商家争抢“百年老字号”，学校争抢“百年老校”，似乎谁最老，谁就是第一。在这种思维方法的导向下，许多大学花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校史，有的溯源到古代的书院、学堂，不管是国立或是地方的，也不论是公有的或是私塾，有的从校址上攀联，有的甚至把大学溯源到中等专科学校。总之，只要是对延长校史有利，哪怕是牵强附会也好，尽量去攀联。于是，一时间在全国出现了许多百年老校、千年老校，甚至还出现了拥有2135年的中学。可是，其中有多少是可信的呢？这不能由学校自己说了算，需要制定校史规范的标准，由专门的史学家去考证，历史必须实事求是，谁都没有权利篡改历史。

其实，老并不意味着强，更不能充当第一。中国科技大学是1958年创建的一所新型大学，至今也只有50多年的历史，比那些百年老校年轻得多。可是，它的办学成绩斐然，被誉为“最不要命的大学”。⁽⁹⁾如果用“好酒不怕巷子深”来形容，那么没有比中国科技大学更合适了。它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培养的人才遍布国内外，从事的科学研究大多处于前沿领域。中国科技大学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呢？这得益于它求实的校风，它不赶时髦，也不设立那些花里胡哨的热门院系招揽学生，更愿意默默地耕耘。一流大学需要拿出一流的人才和成果。我不反对研究校史，但必须实事求是；也不反对搞校庆活动，但不必兴师动众。现在的校庆大多雷同，邀请几个名人捧场，装装门面。至于学术讨论会，也几乎是流于形式。像这样除了热闹一番外，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对于提升科学研究水准，究竟有何益呢？

以上仅扼要地列举了高校不良学风的一些表现，远没概括所有的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到不良学风的危害性，更重要的是分析产生这些不良学风的原因，以便通过整顿端正我们的学风。我认为，产生不良学风既有历史原因、思想原因，又有现实社会的原因。从历史文化来看，我国的文人们直接或间接地受老庄玄学的影响较深，重虚轻实，重形式轻内容，尚清谈而少务实事，这就是滋生形式主义的根源。从思维方法来说，中国人多是同向思维，求同不求异，这就是为什么在高校中出现了浮夸、冒进风时，不仅很少人抵制，而且大都跟着干的原因。从现实社会影响来看，我们有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对学校的学风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破坏了实事求是的学风。

总之，在诸多的不良学风表现中，浮躁的思想情绪起着主要的作用。近年来，无论是科技界还是教育界，浮躁现象不断被披露于报端。⁽¹⁰⁾这种现象不是孤立的，是整个社会浮躁的反映，是某些不正确的舆论导向所致。大学是培养高级人才和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绝不能有浮躁的情绪。既然浮躁是科学学风的大敌，是创新的大敌，那么我们就应当像毛泽东所号召的那样：“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¹¹⁾

【注释】

(1)本文曾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2004年第1期。

(2)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89.

(3)刘萍.痛感学风不正，直击学术腐败［J］.中国改革，2002(1)：10.

(4)董洪亮.中国走向高等教育大众化［N］.人民日报，2003-10-20.

(5)丁东.博士教育的异化［N］.南方周末，2003-10-30；顾海兵.质疑博导遴选制度［N］.南方周末，2003-08-14.

(6)张大峰.高校教育管制：之变让堡垒崩溃［N］.21世纪经济报道，2002-10-30.

(7)邵润.精英教育机构不应从事大众化教育［N］.武汉晨报，2003-10-11.

(8)邓川.差一点被解聘的教授［N］.光明日报，1999-03-17.

(9)何树青.中国大学魅力榜［J］.新周刊，2000(13)：22-23.

(10)王衍诗.浮躁——创新的敌人［N］.光明日报，2000-01-17.

(11)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76、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