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者不应该崇拜偶像

创造者不应该崇拜偶像

在湖北省创新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有一个代表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似乎有一点与众不同：约一米八的个头，蓄长发，留着修剪得还算整齐的络腮胡子，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牛仔布夹克衫，衣服是敞开的。一眼看去，我猜想他一定是个艺术家。

在会上，我没有机会与他相识，但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举办者安排中午在小蓝鲸饭店聚餐。到了聚餐快结束时，那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家”向我走来，坐在我旁边一位专长于礼仪讲授的女士余忠艳向我介绍说：“他叫丁竹君，是湖北省美术馆馆长。”我说：“幸会，很高兴认识您。”

接着，丁竹君对我说：“我这个人十分清高，很少崇拜什么人，但您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听了您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您言辞清楚，逻辑性强，蕴意深刻，不讲套话，敢言他人之不敢言，使我看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学者。我想与您合影留个纪念。”

我对他说：“合影可以，但偶像却不敢当。我不是偶像，您也不应崇拜偶像。我是研究创造教育学的，创造不应有偶像。您是艺术家，艺术是创造，也不应当有偶像。本来，偶像就是用木头或者泥土雕刻的，是供人们崇拜的。所以，偶像带有迷信色彩，它与创造精神是相悖的。”

竹君说：“先生言之有理。我即将出版一本画册，要把与您的照片放进去。”

“谢谢您的垂爱。”

到了分手的时候，天下着雨。我们在雨中话别，我说：“竹君，您的姓名很有蕴意。丁与钉字是谐音，象征钉子精神。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说过：‘画家的心是出家的僧。’这是说画家的创作走的是一条艰辛的道路，这就需要钉子精神。竹有劲结，历来用‘高风亮节’来形容高尚人的品格。君当然是君子之谓也，也是孔子在《论语》中反复强调的对高尚人的称谓。”

竹君说：“过奖了，当以先生之话为勉励。”

“互勉，互勉！”我说。

这一段文字虽然是有感而发，但是它却反映了我的创造教育理念。我不是偶像。永远不做偶像，也坚决反对任何偶像。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令国人无比自豪的四大发明，但是自明朝以后，我国再没有做出重大的发明创造了。特别是在现代，我国仍然没有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也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堪称世界级的科学大奖，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牵动国人的心结。从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来看，一个新兴国家在建国40年左右，一般都会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如前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而我国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已有近六十年历史了，至今仍然没有获得一项诺贝尔奖，这绝对是不正常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因素无时不在起着制约发明创造的作用，它就是崇拜和迷信偶像的思想。

相比较而言，中国是一个不太信教的国家，但却又是一个迷信思想比较严重的国家，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国大多数人不信教，所以他们不迷信死去的教会的创世主，但他们却迷信活着的偶像。

什么是活着的偶像呢？一般来说，在中国活着的偶像主要有两类：一是领袖，在中国历来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于是民众不得不崇敬他们，服从他们，迷信他们。从实质上来说，这就是皇权思想，信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于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以皇权思想根深蒂固，这是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的不同之处。二是权威，顾名思义是指使人信从的权力与威望，如领导权威、学术权威、权威著作、权威理论……当然，权威有两种：一是名副其实的权威，他们以自己不可辩驳的学术理论、著作而赢得人们的尊敬；二是大树特树起来的权威，或是自吹自擂的权威，他们大多与权贵有瓜葛，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权威。即使是名副其实的权威，他们只是发现了真理，却并没有穷尽真理，因此，也不可把他们当做偶像崇拜。作为学术权威本人，应当正确地对待自己，万万不可以权威自居，更不能以权威来压人。

美国著名的化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1901—1994)，是当之无愧的学术权威。他一生发表了500多篇论文、11本专著，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即195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个人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人。他不但是20世纪科学怪杰，是揭示物质奥秘的巨匠，是百折不挠的和平斗士，而且，他还是一位非常开明的、谦虚的学者，从不以权威自居。在1954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他被诺贝尔奖得主推举为代表，向几百名瑞典大学生们发表演说。其中，有一段话十分精辟，他说：

“作为老一代人中的一员，也许我应当向你们作一点训示，但我不想这样做。我倒是向你们提一条建议，就是你们应当怎样对待自己的前辈。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正在向你们讲话的时候，应当抱着什么态度听——但别相信他，除了相信你自己的智力以外，不要相信任何事。你们的长者，不管他们的头发是否已经灰白，是否已经脱落，不管他是不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有可能出错误……因此，你们应当永远保持一种怀疑态度——永远需要独立思考。”⁽¹⁾

这是多么开明的思想呀！中国现在还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哪一天真的出现了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那将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盛况，又不知道将怎样把他捧上天！难道不是吗？只要看一看对待院士的宣传就可见一斑，什么院士津贴、奖励豪华别墅和汽车、副省级待遇，什么院士纪念馆、塑像……不一而足。其实，院士不就是一个学术的荣誉职称吗？在美国那些研究型的大学里，各种院士占了教授总数的一半以上，谁也没有把他们当回事。可是，在中国就不得了，其实都是领导把他们捧起来的，当然媒体也没有起到好的作用。我们姑且不论某些不称职的院士，即便是有真才实学的院士，也不一定能够称得上是权威、大师，所以人们也万万不能迷信他们。正如已经过世的王选院士生前所指出的：“院士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院士就是当前的权威，就是代表，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这实在是好笑。世界上从来没有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一大堆的。我38岁在科研第一线，却是一个无名小卒，58岁当了院士，64岁得了科学进步最高奖，靠虚名过日子。”⁽²⁾这是王选先生的肺腑之言，他道出了我国科学奖励中的一个反常现象，即当你年富力强且富有成就时却得不到认可，然而当你年老体衰之时，各种衔职和荣誉却接踵而至。如果我国的职称和奖励政策仍然还是陷入这样的误区，那么我国科学振兴的希望是很渺茫的。

由王选的话，使我想起了清朝乾隆皇帝搞的一次“兴文尊老”活动，其教训是值得我们吸取的。据说，乾隆六十年下诏书，要在京城举行一次80岁以上者的科举会试。从各省报上了116人，经过三场考试坚持下来的只有92人。其中，年纪最大的100多岁，难怪他的孙子打着的灯笼上写着：“百岁老人应试。”最后，乾隆皇帝给这些应试者都赏赐了不同的官衔，落得皆大欢喜的结局。

就在与乾隆大搞“兴文尊老”的同时，西方国家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的创办，等等。这是多么的不协调呀！难怪清政府使拥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走向了衰退。

为了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于2000年设立了最高科技奖，奖金高达500万元。应当说，这个奖项的设立是非常必要的，本应对调动我国广大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催生原创性成果发挥其巨大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应当掩饰在评选中存在的偏差，即过于推崇老年权威专家，忽视中青年人；重视数量的累积而忽视了研究成果的原创性。据统计，自2000年到2008年，共进行了八届评选，共14人获得最高科技奖，其中80岁以上者9人(最高的91岁)，70岁以上者4人，1人为64岁，平均年龄为80岁。我比较注意对这些获奖者成就的介绍，除了罗列了他们一生取得的成果以外，看不出他们哪一项成果是世界领先水平的获奖代表作。这与诺贝尔奖和其他世界科学大奖的评选办法完全不同。例如，沃森(James Dewey Watson，1828—)和克里克(Crick Francis Harry Compton，1916—2004)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时，他们分别只有25岁和37岁。他们因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可是这篇论文只有960个字。⁽³⁾两相对比不难看出，我国最高科技奖评选是重数量而不重质量。在某种程度上，这项评选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受了权威思想的影响，于是就出现了“多年媳妇熬成婆”的现象。对此，国外评论界质疑：“像这样评选最高科技奖，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积极促进作用？”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科学奖励是一项科学政策，它对科学研究者直接起着导向作用。不是说老年人不能够获得奖励，而是为什么获奖者都是老年人呢？如果都要等到耄耋之年才能得到认可，那广大中青年科学家们还有什么奔头呢？必须指出的是，科学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科学，这就是近代科学不能诞生在中国的原因。在科学面前必须人人平等，无论是学术权威或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彼此具有平等的研究权利，著书立说的权利，参与评奖的权利，争鸣的权利和批评的权利。在科学真理面前，任何人都不得谋取特权，不得压制新生力量，不得排斥与自己学术见解不同的学术观点。唯有如此，我国的新生力量才能成长起来，我国科学研究人员中的创造力才能开发出来，我国的学术研究也才能兴旺发达。

【注释】

(1)［美］托马斯·哈格.鲍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467.

(2)华西都市报，2006-02-16.

(3)刘学礼.不为人知的科学家生涯［N］.光明日报，2004-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