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和它的重印
史 航
《湖畔》封面
《湖畔》，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于中国诗坛的一颗新星。虽然就时间而言，它只是五四以后的第五本新诗集，然而就诗的艺术风格而言，却可与郭沫若的《女神》媲美。诗集自费印刷3000册，迅速销售一空。当年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等都曾写信向“湖畔”诗人祝贺。不少文学刊物发表了赞扬文章，朱自清对《湖畔》也曾推崇备至。
所谓“湖畔诗人”，其实是湖畔“四诗友”，其中三人：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人是他们的诗友应修人，当时在上海。1922年3月，应修人从上海来杭州，四人同游西湖一星期，据应修人的夫人曾岚回忆：“几个青年欢叙在一起，日里在白堤上散步，桃树下写诗，雷峰塔旁吟诗，诗文唱和，快乐无穷。晚上回到旅馆里，修人就从四个人的诗稿里挑选出一些诗，编了个小册子，定名为《湖畔》，准备带到上海找一家书店出版。”
曾岚的回忆大致是正确的，然而她毕竟没有亲历其境，所以也有失真之处：
其一，据诗人汪静之的回忆，应修人当时得知汪静之将有诗集《蕙的风》出版，所以开始时只是从他自己及冯雪峰、潘漠华三人的诗稿中选出一些，后来想到湖畔诗社四诗友不可缺一，又从《蕙的风》中取出6首加进《湖畔》，“作为友谊的象征”。由此可见《湖畔》各诗并非全创作于1922年3月的一周间。
其二，《湖畔》扉页上的两句题词：“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歌笑”，正是曾岚回忆文中“快乐无穷”的证据。“歌哭”却是为何？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下诗人所处的时代与诗人当时的心理特征，就不难理解诗人忽而“歌笑”、忽而“歌哭”的矛盾心理。
当时正处于五四运动以后青年人思想大解放时期。他们入世尚浅，经历不多，精神负担不重，思想感觉又特别敏锐。一方面，他们生活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对大自然无限热爱，对人生充满期望；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受到旧社会的极端不合理，充满了愤怒与不安。诗人中最年轻的是冯雪峰，年方19岁，他在长诗《睡歌》中，用儿歌的形式充满缠绵悱恻的情调，塑造了当时的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冯雪峰在诗后的跋语中写道：“此篇也许可作我母亲的写真，我作时泪比诗先出而且比诗多了。”诗人感情与劳动人民的感情是那么自然地熔融在一起！也正为此，在大革命年代，他们先后投入革命斗争的行列：应修人、潘漠华于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冯雪峰则是于李大钊壮烈牺牲后的白色恐怖中在北京义无反顾地成为共产党员的。汪静之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运动。这是后话。
《湖畔》虽是一本只比手掌稍稍大一点的小册子，印刷却很精美。封面上装饰着一小条横幅的三色图案，象征性地描绘出白云、青山、湖光和苇影的景色。两个小黑体字标出书名《湖畔》，下面用更小的字体印着它出版的时间：“一九二二年油菜花黄时。”然而这么一本有影响的精致的小册子，在它问世以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近60年间，都一直没有被重印。如果说，在旧中国，是由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加上诗人戴上了“红帽子”之故，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应修人、潘漠华为之捐躯的新中国里，《湖畔》何以仍然受到冷遇呢？愚以为，弥漫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的思潮，视风花雪月的诗文为资产阶级情调，是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原因，就是受到《湖畔》作者中的幸存者的株连。特别是冯雪峰，这位受人爱戴的党在文艺战线的领导人、鲁迅先生的战友和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初，冯雪峰平反昭雪后，上海书店在影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时，曾多方求索《湖畔》原件，然而此书几已绝迹，而潘漠华烈士的胞弟潘应人先生珍藏过的《湖畔》，也已在“文革”中散失。
上海书店1983年重印的《湖畔》，封面装帧一如原版。它依据的原件是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中得来的。那是在1982年的一天，上海的一位青年作家何苦去北京公干，在琉璃厂旧书店淘书，一无所获。出店不远，在一位拄杖老翁的地摊上，赫然摆着原版《湖畔》，问之价格几何？答曰：“我这摊摆了将近两个小时，可翻阅这些旧书的小年轻，你是头一个。想要，就随意说个价吧。”何苦就以5角钱买下了这本小书。第二天一打听，这老翁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不知什么历史问题一直未获解决，老伴去世，儿子远在新疆，他有时来此摆个地摊排遣寂寞。何苦回沪后，除了将《湖畔》送潘应人转上海书店影印外，又托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纤如教授打听拄杖老翁的下落，终未果，以致临终时杨纤如教授还在惦记这件事。
生活常常会留下一些难解的谜，留下一丝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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