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诗人应修人和“漂流书亭”

湖畔诗人应修人和“漂流书亭”

谢广田

高尔基云：“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诚哉斯言。《杭州日报》等传媒曾分别报道过钱江新城的“漂流书亭”和《都市快报》的“漂流书架”，这些遍布杭城的“书亭”或“书架”，通过“以书换书”或“漂进流出”等活动，开展爱心图书接力，受到了大批市民的欢迎，据漂流书架浙江图书馆站点的统计，10分钟内就交换了60本书。有人认为，“漂流书架（亭）正成为杭州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遍布杭城的“漂流书架”与书亭

应修人（1900—1933）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湖畔诗人应修人和他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以及他为传播先进文化而做的努力。

应修人，1900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14岁时被家人送到上海亲戚做经理的福源钱庄，希望他成为经商的人才。然而他并不走家庭给他安排的道路。他酷爱阅读古今中外名著，购置了《新青年》《少年中国》和许多新文学作品。他把这些书籍放在一个木箱子里，上面写着“修人书箱”，专供同事中爱好读书的人阅读。受应修人的影响，同事们也买书看书。书越买越多，应修人就倡议把每个人的书集中起来，成为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以便相互流通阅读。这就是1921年5月1日成立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图书馆的馆徽为绿地白花，中间一个白日，四周五个新月，绿色表示成长，图案表示5月1日。图书馆成员都是钱业界的职业青年，每人都出一部分钱作为图书馆的费用。

其办馆宗旨全文如下：

书馆由各地爱读书而不能多买书者组织（有“共进会”，章程另订），收集各种有益书报，以同类互助的精神，用通信借还的方法，使远近各地方有志读书而困于经济者，无论本馆会员，非会员，都能不离住所，不妨业务，自由借读不出租费的好书。

本馆完全以互助和信任的态度对待借书者，不取任何物质上的保证，同时也望借书者体念本馆的苦心，实践借书约上的约言，使本馆很少的图书，得以不断地流通……

还书期限夹在里书的书签上填明，借书者必须在还期以内，赶早寄还，同时借两种的，并须看完一种，先还一种，使本馆可循环出借，使后借者不致久等，倘到期还没看完，宁可先还再借，或预先来信商准展期。

这个并非政府主办的公共图书馆影响越来越大，不仅图书馆的“馆员”早就超越了上海的钱业界，而且借阅者遍及全国，甚至还有海外华侨。应修人和他的同事们还出版了《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刊登每月新书目、书报介绍、各地通信等。

正是这样，应修人与冯雪峰等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进步的文学青年结为书友。

1922年3月30日，应修人来到杭州，入住西湖边的清华旅馆，第二天，他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冯雪峰、汪静之、潘漠华共游西湖。他们“在白堤上散步，在桃花下写诗，在雷峰塔旁吟咏，有诗文唱和，有徐徐春风，真是快乐无穷”。在此后几天，四人泛舟西子湖，登栖霞岭，游紫云洞，攀南北高峰，游凤凰岭，上六和塔。无论上山下湖，他们都不忘作诗。

经过几天的欢乐聚游，他们从书友变成了好友。为纪念这次会晤，也为使他们的友谊有一个永久的见证，他们决定编一本诗合集。这年的4月4日，中国诗坛的第五本诗集《湖畔》，就在四人的游山泛舟中编定了。为使诗集的出版名正言顺，他们决定成立这个用友爱和诗作结成的湖畔诗社，此为我国最早的新诗社团之一。此后他们陆续出版了《春的歌》《蕙的风》等诗集。这些诗集不仅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而且得到郭沫若、叶圣陶、朱自清等名家的积极评价。朱自清读了这些诗后，认为“仿佛幽忧的人看到活泼泼的小孩而得到无上的喜悦一般”。《湖畔》诗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据冯雪峰本人的回忆：“还在国内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工作的毛泽东曾向一位在他身边工作的我的同乡（同学）打听我的下落，说他很喜欢《湖畔》诗，认为写得很好，要我去南方与他一起工作。以诗会友，可见他的诗人气质。”

陆定一为应修人题词

受进步文学书籍的影响，湖畔诗社和上海通信图书馆的骨干成员纷纷走上革命道路。应修人在“五卅”惨案发生期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了图书馆的第一任团支部书记。此后，他和图书馆的其他几名骨干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通信图书馆成为党团联系群众的桥梁，不少读者通过图书馆的关系走上革命的道路。冯雪峰后来果然不负毛泽东厚望，到了革命根据地瑞金，并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经常与毛泽东秉烛夜谈，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不幸的是，1933年5月14日下午应修人去与女作家丁玲联系工作，不料丁玲已被特务绑架，应修人在同预伏在屋内的特务徒手搏斗中坠楼而亡，牺牲时年仅33岁。中国失去了一位有才华的诗人和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