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军千里转战，“汇合朱毛红军”

3.红七军千里转战，“汇合朱毛红军”

在毛泽东努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并为之奋斗的同时，邓小平也在探索。

邓小平自离开汉口后，在上海做了一年半的中央秘书长。到1929年夏，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派，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广西南宁，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当时在广西，人们并不知道有邓小平这么一个人。他化名邓斌，进行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的秘书，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代表、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此时的邓小平，已经不是带着满身“油印博士”墨香、从苏联刚刚学习回国的那个有点书卷气的邓希贤了，而是经历过北伐风雨、担任过中央秘书长、列席过党中央的各种高层会议、参与过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有着相当政策水平和工作经验的领导人了。

他，年仅25岁，就身负重任，显得那么沉稳、成熟，那么精明、老练!

是年12月，邓小平同张云逸、雷经天等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翌年2月，邓小平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发动龙州起义，创建了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在此期间，他先后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委和前委书记，工作干得很出色。在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仅四个多月的时间，广西红军力量发展到7000多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国内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邓小平在红七军工作期间，就很注重学习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这是因为当时在中央担任军事部长和组织部长的周恩来，不仅对井冈山的斗争予以关注和指导，而且还代表中共中央充分肯定朱毛红军的经验，高度评价井冈山的斗争，并且通过党内文件和党的刊物《红旗》《军事通讯》《布尔什维克》等，向全国各块根据地介绍和推广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尤其是1930年1月5日在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刊登了陈毅于1929年9月1日撰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军委的编者按予以高度评价，称“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宝贵的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以一目了然”。“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夫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中央军委如此热烈的赞誉，使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很快就传遍全国各块根据地。邓小平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就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尤其是1929年9月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时，邓小平从这位当年法国同学的四川老乡口中，更直接地听到许多有关朱毛红军的具体情况。对此，邓小平自己曾说过:“我刚到红七军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我在上海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况。这也是一种学习呀!”据莫文骅在《红七军的诞生》一文回忆中写道:邓小平等在百色起义胜利后不久，就提出了“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学习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武装割据的经验。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的指示信中，就充分肯定红七军在编制等方面“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中央对于你们目前的编制是同意的”。

“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这就是邓小平在红七军的时候提出的口号，这就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敬仰与向往!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思想基础，才有以后邓小平率领红七军从广西千里转战到江西“汇合朱毛红军”的重大战略行动。

1930年10月，在“立三路线”已停止执行的时候，由于山高路远、信息隔绝，南方局代表邓岗来到红七军，依然积极推行“立三路线”，指令红七军“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以完成南方革命。邓小平对这一错误指令有过疑虑与抵制，但难以左右局势，部队在邓岗的“中央命令”指令下，挥师东向，攻打坚城，结果连连受挫，伤亡很大，在过乐昌河时又被敌军截断。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五十五团，摆脱敌人的追击，从乐昌河畔渡河后，转战五省，历尽艰辛，于1931年2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游击根据地——崇义县城。1931年3月下旬，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的五十八团与先期到达苏区的五十五团在江西永新天河会合。随后不久，红七军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中的一支劲旅。

海纳百川。广西的红七军终于汇入江西的中央红军!这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偶然也罢，必然也罢，作为红七军统帅的邓小平来说，他的心始终是向着中央，向着毛泽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