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八大后的治国创见

44.邓小平在八大后的治国创见

党的八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八大之后，全国人民根据党的八大提出的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战略任务，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这时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起商讨国事的机会更多了，这使他有可能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层面上思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实际问题。他在这一时期的几年领导工作中，根据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对实际工作中接触到的问题进行了战略上的思考，切中时弊地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不失为治国创见。

这些治国创见主要有:

——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56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对他们提出的“谁来决定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哪些是适合于中国的”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时说:“十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过去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在第七、第八两次党代表大会上加以肯定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则，原则的运用还会遇到许多具体问题。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他还说:“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以后就一直抓住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条。反对主观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经验主义，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两者我们都反对。”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前一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搞革命不能说我们没有本事，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邓小平还指出:“毛主席说，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是不是可以不要花二十几年的时间而花更短一点的时间学会，是不是可以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在建设问题上也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观点，是极为深刻，极有预见性的，后来党和毛泽东在建设问题上所犯的“大错误”，所栽的“大跟头”，完全印证了邓小平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执政党要接受监督。邓小平在1957年4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邓小平还谈到，执政党接受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自身的监督，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

——发展生产要用经济办法，而不用政治办法。1961年，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邓小平即于是年4月到北京市顺义县农村开展调查。在调查中，他针对农村工作中忽视经济规律，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共产风”盛行等现象，高屋建瓴地指出:“归根到底是要把生产发展起来，用经济办法，而不用政治办法。”那么，究竟用什么“经济办法”呢?邓小平提出了几条具体措施:一是发展集市贸易。主张:“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统统恢复起来，品种要全，数量要多，质量要好，不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都可以拿到自由市场来卖，把集市贸易繁荣起来。”二是实行“三包一奖惩”和“四固定”的责任制。他明确指出:“调动干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就是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即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使用)的责任制。包产单位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让他们在同等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当然，定产指标要力求合理，还要留有百分之十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这样就会有奔头，就会拼命去干了。”三是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他指出:“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等等。邓小平的这些主张，都是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形的，是切中时弊的得力举措。

邓小平时处盛年之际，政治成熟，思想活跃，性格直率，办事果断，真是一个年富力强的总书记，一个治国安邦的好管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