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与党主席分歧的延伸

52.总书记与党主席分歧的延伸

邓小平在中苏谈判中取得成功凯旋归来后，国内严重、紧张的局势又让他处于忧心忡忡之中。

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升温，总书记邓小平与党主席毛泽东的分歧，进一步延伸和发展了。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分歧，始于1962年“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调整”，要不要“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农村生产关系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邓小平主张: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地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也就是说，“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要“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就是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我们要一步步地使农民缓过气来。农民缓过气来了，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有希望了。”

毛泽东却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一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现在，“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这种思想理论上的分歧，同时也表现在党的指导方针和实际工作中。

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开始是容许试验的，曾对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立即电告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但后来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又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态度。

为了否定“包产到户”，毛泽东连续找了河南、山东等省委领导谈话，并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在毛泽东正式表明反对“包产到户”的意向后，中共中央于1962年7月18日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到12月11日，中共中央又批转了《安徽改正“责任田”的情况报告》。报告概述了安徽省委纠正“责任田”(即包产到户)的情况(全省已改正“责任田”的生产队有60100个，占实行“责任田”生产队总数的23%)，提出要贯彻“积极谨慎”的方针，坚持自愿原则，在1964年春耕以前全部完成。由此可见，安徽农民对中央改正“包产到户”的做法还是抵制得很厉害。

在邓子恢、曾希圣等相继被批判、撤职，以及刘少奇跟着毛泽东转变意见的情况下，邓小平也无奈地收回了他1962年7月7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关于“包产到户”的讲话。

从此，毛、邓之间的合作关系出现裂痕。

由于毛泽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固守他农业“乌托邦”的理想模式，他在“包产到户”即中国农村最早的改革实践问题上，开始渐渐地脱离他一直充分信任的战友们(如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陷入了“阶级斗争”绝对化、简单化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且自以为是，愈演愈烈，给后来的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与后果。

在毛泽东大讲大呼阶级斗争、党内政治观点一边倒的情况下，邓小平无力回天，只能采取消极对待的态度，保持适度的沉默。而在实际工作中，他却力图在职权范围内尽量减少“左”倾阶级斗争观点造成的损失，保护人们免受或少受伤害。如1962年下半年为在“反右倾”受处分干部甄别时，在总书记邓小平力主“一揽子解决”的不懈努力下，全国695万“右倾分子”获得甄别，解除了沉重的政治包袱。

毛、邓之间的分歧，自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从“包产到户”问题又逐渐延伸到知识分子问题、意识形态领域中去了。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邓小平支持周恩来、陈毅的观点，反对“左”的思想干扰。

1962年3月，文化部、剧协在广州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文化部长沈雁冰、副部长齐燕铭以及田汉、阳翰笙、老舍、曹禺等160余名剧作家和戏剧工作者。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是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当中。建国十二年来，我国知识界有了根本的改变和极大的进步。就一般范畴说，应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陈毅也在会上讲了话，指出: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未料，周、陈的讲话遭到中央高层一些人士的反对，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竟然不让传达讲话。为此，周恩来请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态，但毛不吭声，没有说话。毛泽东在此之前曾多次讲过不同意摘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在当年10月召开的中央宣传文教会议上，有些人又提出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坚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反对周、陈讲话。

邓小平力排众议，坚定、明确地表示说:“陈总讲的是对的。”“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在毛泽东仍然坚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观点的情况下，邓小平还作如是说，确是很有胆识、很有勇气的行为。在知识分子属性问题上，邓小平没有向毛泽东妥协。

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从1963年到1964年连续发表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耸人听闻的讲话和判断，邓小平没有苟同，坚持了自己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严厉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认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指责全国文联和各文学艺术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等等。在这些夸大其词的错误判断影响下，党内一些附势小人如康生等乘机推波助澜，制造事端。于是，《李慧娘》《谢瑶环》《林家铺子》《刘志丹》《怒潮》《红日》《逆风千里》《舞台姐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一批文艺作品和夏衍、阳翰笙、田汉、邵荃麟以及孟超、廖沫沙等遭到批判;这种批判从1964年夏季开始又扩展到学术界、理论界，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发起攻击，一大批理论、学术著作、文章遭到鞭挞，杨献珍、孙冶方、翦伯赞、吴晗、邓拓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成了主要批判对象，许多领导人被撤职罢官……

在“左”倾批判运动日益加剧的时候，邓小平忧心忡忡，曾试图加以控制，主张“刹车”。1965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文化思想领域的状况时，说:

“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

为此，邓小平提出:要赶快“刹车”!可是，这时的“左”倾思想已泛滥成灾，“刹车”已经很难奏效了。

毛泽东的上述“左”的理论和实践，导致中央高层领导人之间分歧的进一步加深和发展。但是，由于民主集中制已经受到损害，同时出于维护毛泽东的领袖权威，邓小平等在一些方面不得不保持缄默，甚至违心地附和毛的阶级斗争观点。如1964年6月，邓小平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时，就说:我国必须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

尽管如此，歧见和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