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之间的政治分歧

55.毛、邓之间的政治分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开始显露了，“文化大革命”中趋于公开化。

毛、邓之间的政治分歧主要表现在:

1.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党的八大早已确定: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邓小平是力主和支持这个正确判断的。因此，他明确指出:“我们前一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可是，八大后不久，毛泽东的观点就变了。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一开始讲话时就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讨论中，对此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少同志(包括邓小平在内)继续坚持党的八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毛泽东在大会最后的讲话中仍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毛泽东改变和推翻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邓小平是持有不同意见的，是不赞成的。

2.关于“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种主张也就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他认为，只要能发展生产，只要群众愿意，就可以实行“包户到户”、“责任到田”;“我们要一步步地使农民缓过气来。农民缓过气来了，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有希望了。”因此，“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毛泽东却对“包产到户”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毛泽东认为:搞包产到户，半年就可以看出农村阶级分化，两年都不要，农村就会出现阶级大分化。他还说:包产到户反映了地主富农和富裕农民的利益和思想，是站在地主和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他还认为:“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搞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对农业合作化的背叛，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了”。

3.关于企业管理问题。邓小平主张实行厂长负责制，党委不要过多干预生产行政工作，“党委书记要做甩手掌柜好”。他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的一些指导原则，强调企业的经济核算、财务管理，强调国营企业的工资、奖励制度，必须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实行计件工资制，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的这些主张，同毛泽东历来强调政治挂帅、反对物质刺激的观点是相悖的。

4.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毛泽东认为: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他严厉指责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于是，对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批判。邓小平目睹这种现状，忧心忡忡地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还提出，可以演帝王将相，写历史剧可以表现帝王将相的智慧。邓小平的这些看法与主张，同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一些指示和主张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5.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认为:“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他对有人主张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表示不满，认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改造好，确实有一部分人思想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他们见风使舵，“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邓小平赞同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关于知识分子的观点，赞同“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的看法，赞同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同时还要从生活上关心、照顾知识分子。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应千方百计地把科技专家、教授的生活搞好，不光解决个人，还要解决他一家的问题，人同此心。”

6.关于领导作风问题。邓小平从党的八大到七千人大会，一直十分强调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专断。他在七千人大会上针对“大跃进”、庐山会议以来党内领导作风存在的弊端，坦直而尖锐地指出:“目前，我们党的生活是有严重缺陷的。当然，造成严重缺陷的原因有多种。这几年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在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现象却是十分严重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虽然也大讲“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这当然是对的。可他主要是讲给别人听，讲给各地第一书记听的，并没有要求自己也这样做。他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事情正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在实际上，毛泽东的“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却是十分严重的”。

7.关于派工作组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后，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在杭州、武汉、韶山滴水洞休养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陈伯达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王力、关锋等炮制了《吹呼北大的一张大学报》的评论员文章。于是，北京等地的大、中学校一轰而起，掀起了揪斗“黑帮”的狂潮，许多党组织陷于被动和瘫痪状态。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北大等大、中学校领导运动，以便控制局势的发展，使“文化大革命”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一举措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集体研究，是符合组织程序的，也是中共过去领导运动的惯例、传统。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没有反对。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又专程飞往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请示过，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可是，当毛泽东休养一段时间后于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时，根据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片面汇报，就严厉地指责工作组起了“压制群众，阻碍运动”的坏作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之很快地撤销了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怎样搞法，“不大清楚，不大知道”毛泽东究竟要干什么。在工作组的问题上，他们似乎掉进了“陷阱”之中。

邓小平在上述问题上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必然导致意想不到的可怕后果。果然，一个令世人惊愕、咋舌的重大事件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