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它生命。最近几世纪的历史有其暗淡的一节——在西部平原对野牛的屠杀;猎商对海鸟的惨害;为了得到白鹭羽毛几乎把白鹭全部扑灭。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现在我们正在增加一个新的内容和一种新型的破坏——由于化学杀虫剂不加区别地向大地喷撒，致使鸟类、哺乳动物、鱼类，事实上使各种类型的野生物直接受害。
按照当前正在指导我们命运的这种哲学，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妨碍人们对喷雾器的使用。在人们扑灭昆虫的战役中的附带被害者是无足轻重的;如果驹鸟、野鸡、浣熊、猫，甚至牲畜恰好与要被消灭的昆虫住在同一地点，而被杀虫毒药水所害，那么，不应该有人为此提出抗议。
那些希望对野生物遭受损失的问题作出公正判断的居民们今天正处于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地。外界有两种意见，以保护分子和许多研究野生物的生物学家为一方，他们断言:喷撒杀虫剂所造成的损失一直是严重的，有时甚至带来灾难重重。但以控制机关为另一方则企图断然否认喷撒杀虫剂会造成什么损失，或者认为即使有些损失也无关紧要。我们应该接受哪种观点呢?
证据的确凿性是最重要的。现场的野生物专家当然最有资格发现和解释野生物的损失。而专门研究昆虫的昆虫学家却看不清这一问题，他们思想上并不期望看到他们的控制计划所造成的不好影响一面。甚而，那些在州和联邦政府中从事控制的人，当然还有那些化学药物的制造者——他们坚决否认由生物学家所报道的事实，他们宣称仅看到对野生物很轻微的伤害。就象有关圣经故事中的牧师和利未人一样，他们由于彼此关系不善，因而老死不相往来。即使我们善意地把他们的这种否认解释为由于他们对专家和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漠不关心，但这也决不意味看我们必须承认他们言之有据。
形成我们自己见解的最好方法是查阅一些主要的控制计划，并向那些熟悉野生物生活方式以及对使用化学药物没有偏见的见证人请教，当毒药水像雨一样从天空进入到野生物界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对于养鸟人，对于为自己花园里的鸟儿感到欢乐的郊外居民、猎人、渔夫，或对那些荒野地区探险者来说，对一个地区的野生物造成破坏的任何因素(即使在一年中)都必将剥夺他们享受欢乐的合法权利。这是一个正当的观点。正如有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虽然一些鸟类、哺乳动物和鱼类在一次喷药之后仍能重新发展起来，但真正巨大的危害已经造成。
不过。这样的重新发展并非那么容易。喷药一般都是反复进行的。在这种喷药中很难会留下漏洞以便野生物得到恢复的机会。通常喷药的结果是毒化了环境，这是一个致死的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不仅仅原来的生物死去了，而且那些移居进来的也遭到同样的下场。喷撒的面积愈大，危险性就愈严重。因为安全的绿洲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在纳入控制昆虫计划的一个十年中，几千英亩甚至几百万英亩土地作为一个单位被喷了药;在这十年中，私人及团体喷药，越来越积极，关于美国野生物破坏和死亡的记录已累积成堆。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些计划，并看看已经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吧。
1959年的秋天，密执安州的东南部，包括底特律郊区的两万七千多英亩的土地接受了空中的艾氏剂(一种最危险的氯化烃)药粉的高剂量喷撒。此计划是由密执安州的农业部和美国国家农业部联合进行的;它所宣称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日本甲虫。
并没有显示出有多大必要必须采取这个激烈、危险的行动。相反，一位在该州最闻名、最有学识的博物学家w·p·尼凯尔表示了不同意见，当他在密执安州南部的很长时间里，他每年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田野里度过，他宣布:“二十多年来，以我自己的直接经验看，在底特律城存在的日本甲虫为数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甲虫的数量并未表现出任何明显的增长。除了在政府设在底特律的捕虫器中我曾看到过很少几只日本甲虫外，我在天然环境中仅看到了一只日本甲虫……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秘密地进行着，以致于使我一点儿也得不到关于昆虫数目增加的情报。”
来自该州机关的官方消息只是宣布这种甲虫已“出现”在进行空中袭击的指定区域。尽管缺少正当理由，但由于该州提供人力并监督执行情况，由于联邦政府提供设备和补充人员，由于乡镇愿为杀虫剂付款，这个计划还是开展起来了。
日本甲虫是一种意外进口到美国来的昆虫，它于1916年发现于新泽西州，当时在靠近里维顿的一个苗圃中发现了几只带有金属绿色的发亮甲虫。这些甲虫最初未能被辨认出来，后来才认出它们是日本主岛上的普通居住者。很明显，这些甲虫是在1912年限制条例宣布之前通过苗圃定货进口而被带进美国的。
日本甲虫从它最初进入的地点逐渐地发展到了密西西比河东部的许多州，这些地方的温度和降雨条件均对甲虫适宜。甲虫越过原先的分布界线向外扩展的运动每年都在发生。在甲虫定居时间最长的东部地区，一直在努力实行自然控制。凡是实行了自然控制的地方，正如许多记录所证实的那样，甲虫已被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数量内。
尽管东部地区有对甲虫合理控制的这一记载，但目前处于甲虫分布边缘的中西部各州却已掀起了一场攻击，这场攻击足以消灭最厉害的敌人，而不只是消灭普通的害虫;由于使用了最危险的化学药物，原想消灭甲虫，但结果使大批人群、家离和所有野生物中毒。这些消灭日本甲虫的计划已引起了动物生命大量遇害，使人震惊，并且使人类面临无法否认的危险。在控制甲虫的名义下，密执安州、肯塔基州、衣阿华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斯州以及密苏里州的许多地区都被浸染在化学药物的喷撒之中。
密执安州的喷撒是第一批大规模从空中对日本甲虫进行袭击的一个地方。选用艾氏剂(它是所有化学药物中毒性最强的一种)并非因为它对控制日本甲虫有独特的作用，而只是为了省钱——艾氏剂是可用化合物中最便宜的一种。一方面州的官方发行出版物上承认艾氏剂是一种“毒物”，另一方面它又暗示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使用这种药剂将不会给人类带来危害。(对于“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这一问题的官方回答是:“对于你，没有什么关系。”)对于喷撒效果，联邦航空公司的一位官员说过的话以后曾被引用在一个当地的出版物中:“这是一种安全的操作。”底特律一位园林及娱乐部门的代表进一步保证说:“这种药粉对于人是无害的，也不会使植物和兽类受害。”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到，没有一个官方人员查阅过美国公共卫生调查所、鱼类及野生物调查所所发表的很有用的报告，也没有查阅关于艾氏剂剧毒性的资料。
密执安州消灭害虫的法律允许州可以不通知或不必取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而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喷药，根据这一法律，低空飞机开始飞临底特律区域。城市当局以及联邦航空公司马上被居民们担忧的呼声所包围。由于在一个小时内就收到了近800个质问，警察请求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根据底恃律的新闻报道“告诉观众。他们现在看到的是怎么回事，并通知他们这一切是安全的。”联邦航空公司的安全员向公众保证:“这些飞机是被很仔细地监督着”，并且“低飞是经过批淮的”。为了减少公众的惧怕，这位安全员又作了一个多少有点错误的努力，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些飞机有一些紧急阀门，它们可以使飞机随时倾倒出全部负载。谢天谢地，总算没这样干。但是，当这些飞机执行任务时，杀虫剂的药粒便一视同仁地落在了甲虫和人的身上，“无害的”毒物象下雨一样地降落到正在买东西或去上班的人的身上，降落在从学校回家吃午饭的孩子的身上。家庭妇女从门廊和人行道上扫走了被称为“看上去象雪一样”的小颗粒。正如以后密执安州的阿托邦学会所指出的:“艾氏剂和粘土混成的白色小药粒(并不比一个针尖大)成百万地进入到屋顶的天花板空隙里、屋沿的水槽中以及树皮和小树枝的裂缝中……当下雪和下雨时，每个水坑都变成了一洼可以致死的药水。”
在撒过药粉后的几天时间内，底特律阿托邦学会就开始收到了关于鸟类的呼吁。据阿托邦学会的秘书安·鲍尔斯谈，“人们关心喷药后果的第一个迹象是我在星期天早上接到一个妇女的电话。她报告说当她从教堂回家时，看到了大量已死的和快要死去的鸟。那里是星期四喷的药。她说，在这个区域根本没有了飞着的鸟儿。最后，她在她家后院发现了一只死鸟，邻居也发现了死的田鼠。”那天
立刻受到影响的生物并非鸟类一种。一个地方上的兽医报告说，他的办公室里挤满了求医者，这些人带看突然病倒的狗和猫。看来那些小心翼翼整理着自己皮毛和舐着爪子的猫是受害最重的。它们病症的表现是严重的腹泻、呕吐和惊厥。兽医对这些求医者所能提出的唯一劝告是;在没有必要情况下不要让动物外出，假若动物出去了，应赶快把它爪子洗干净。(但是氯化烃从水果或蔬菜里都是洗不掉的，所以这种措施提供的保护很有限。)
尽管城镇卫生委员坚持认为，这些鸟儿必定是被“一些其他的喷撒药物”杀害的，尽管他们坚持认为随着艾氏剂的施用而引起的喉咙发炎和胸部刺激也一定是由于“其他原因”，但当地卫生部门却收到了川流不息的控诉。一位杰出的底特律内科大夫被请去为四位病人看病，他们在观看飞机撒药时接触了杀虫药，而后一小时就病了。这些病人有着同样的症状:恶心，呕吐，发冷，发烧，异常疲劳，还咳嗽。
在许多其他村镇所反复采用的这一底特律经验一直是作为一种用化学药物来消灭日本甲虫的手段。在伊利诺斯州的兰岛捡到了几百只死鸟和奄奄一息的鸟儿。从收集鸟儿的人那儿得来的数据表明这里面分之八十的鸣禽已经牺牲。1959年对伊利诺斯州的召里特的三千多英亩土地用七氯进行了处理。根据一个地方运动员俱乐部的报告来看，凡在撒过药的地方的鸟儿“实际上已被消灭光了”。同样也发现大量死去的兔子、麝香鼠、袋鼠和鱼，甚至当地一个学校将收集被杀虫剂毒死的鸟儿作为一项科学活动。
可能再没有一个城镇比伊利·诺斯州东部的舍尔敦和艾若考斯镇附近地区为了造就一个没有甲虫的世界而遭遇更惨的了。1954年，美国农业部和伊利诺斯州农业部沿着甲虫侵入伊利诺斯州的路线，开展了广场扑灭日本甲虫的运动，他们满怀希望，并且的确有保证通过广泛的喷药来消灭入侵的甲虫。在第一次“扑灭运动”进行的那一年，狄氏剂从空中被喷撒到1400英亩的土地上。另外的2600英亩土地在1955年也以同样的方法被处理，这一任务的完成被认为是圆满的。然后，越来越多的地方请求使用化学处理，到1961年末己有131，000英亩的土地已喷撒了化学药物。即使在执行计划的第一年，就有野生物及家禽遭受了严重毒害。化学处理在继续进行着，但是它既没有同美国鱼类及野生物调查所商量，也未同伊利诺斯州狞猎管理科商量。(然而在1960年春天，联邦农业部的官员们在国会委员会前反对需要事前商议的议案。他们委婉地宣布，该议案是不必要的，因为合作与商议是“经常的”。这些官员根本不管那些地方的合作无法达到“华盛顿水平”。同样听到他们清楚地宣称不愿与州立渔猎部商量。)
虽然用于进行化学控制的资金源源不断而来，然而那些希望测定化学控制对野生物所带来危害的伊利诺斯州自然历史调查所的生物学家们都不得不在几乎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进行工作。1954年用于雇用野外助手的资金只不过1100美元，而在1955年没有提供专款。尽管有这些使工作瘫痪的困难，但生物学家们还是综合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集中地描画出了一幅野生物被空前毁坏的景象——只要计划一开始付诸实施，这种毁坏就立刻变得明显起来。
吃昆虫的鸟类的中毒情况的发生不仅取决于所使用的毒药，而且也取决于使用毒药的方式。在萨尔顿早期执行计划期间，狄氏剂的使用是按照每英亩三磅的比例喷撒。为了了解狄氏剂对鸟类的影响，人们只需要记住在实验室里对鹌鹑所做的实验，狄氏剂的毒性已证明为ddt的50倍。因此在萨尔顿土地上所喷撒的狄氏剂大约相当于每英亩l5o磅的ddt！而这仅是最小值，因为在进行喷撒药物时，沿着农田的边沿和角落都有重复喷撒的现象。
当化学药物渗入土壤后，中毒甲虫的幼蛆爬到地面上，它们在地面上停留一段讨间后就死去了，这对于吃昆虫的鸟儿是很有吸引力的。在撒药后两个星期内，已死去的和将死的各种类型的昆虫是大量的。很容易想到鸟类在数量上所受到的影响。褐色长尾鲨鸟、燕八哥、野百灵鸟、白头翁和雉实际上部被消灭了。根据生物学家的报告，知更鸟“几乎绝灭了”。在一场细雨过后，可以看到许多死去的蚯蚓;可能知更鸟就吃了这些有毒的蚯蚓。同样对于其它的鸟类来说，曾经是有益的降雨由于在毒物的邪恶力量作用下，进入了鸟类生活，因而也变成为一种毁灭性的药剂了。曾看到在喷药几天后，在雨水坑里喝过水和洗过澡的鸟儿都无可避免地死去了。活下来的鸟儿都表现出不景气的样子。虽然在用药物处理过的地方发现了几个鸟窝，有几个鸟蛋，但是没有一只小鸟。
在哺乳动物中，田鼠实际上已绝灭;发现它们的残休呈现出中毒暴死的特征。在用药物处理过的地方发现了死的麝香鼠，在田野里发现了死兔子。狐鼠在城镇里是比较常见的动物，但在喷撒药物后，它也不见了。
对甲虫发动战争以后，在萨尔顿地区的任何农场中若有一只猫留存下来，真是件稀罕事。在喷撒药物后的一个季度里，农场里百分之九十的猫都变成了狄氏剂的牺牲品。本来这些是可以预见到的，因为在其他地方关于这些毒物已有沉痛的记载。猫对于所有的杀虫剂都非常敏惑，看来对狄氏剂尤其敏惑。在爪哇西部由世界卫生组织所进行的抗疟过程中，报道出许多猫死了。在爪哇的中部有那么多猫被杀死，以至于一只猫的价格增加到两倍以上。同样的，在委内瑞拉喷撒药物时，世界卫生组织得到报告说猫已减少到成为一种稀有动物的状况了。
在萨尔顿，不仅野生物，而且连家禽都在扑灭昆虫的运动中被杀死了。对于几群羊和牛所做的观察表明它们已经中毒和死亡，这也同样威胁着牲畜。自然历史调查所的报告描述了这些事件之一:羊群横穿过一条砂砾路，从一个于5月6日被撒过狄氏剂的田野被赶到另一片未撒药的、长着一种优良野生牧草的小牧场上。很显然，一些喷撒药粉越过了道路而飘到了牧场上，因为那个羊群几乎马上就表现出中毒的症状……它们对食物失去兴趣，表现出极度不安，它们沿着牧场篱笆转着转着，显然想找路出去……它们不肯被赶，它们几乎不停地叫着，站在那儿，耷拉着头;最后，它们还是被带出了牧场……，它们极想喝水。在穿过牧场的水溪中发现了两只死羊，留下的羊多次被赶出那条水溪，有几只羊不得不用力把它们从水里拉出来。三只羊最终死了;那些留下来的羊恢复了全部外貌。
这就是1955年年底的状况。虽然化学战争连续进行了多年，然而研究工作资金的细流已完全干涸了。进行野生物与昆虫杀虫剂关系研究所需的钱被包括在一个年度预算里;这个年度预算是由自然历史调查所捍交给伊利诺斯州立法机关的，但是这笔预算一定在第一项目中已被排除了。直到1960年才发现钱不知怎样支付给了一个野外工作助手——他一个人干了需要四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
当生物学家于1955年重新开始一度中断的研究时，野生物遭受损失的荒芜画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时所用的化学药物已变为毒性更强的艾氏剂，鹌鹑实验表明，艾氏剂的毒性为ddt的l00－300倍。到1960年，栖居在这个区域中的每种野生哺乳动物都遭受到了损失。鸟儿的情况更糟糕了。在多拿温这个小城镇里，知更鸟已经绝迹，白头翁、燕八哥、长尾鲨鸟也遭遇同样下场。在别处，上述这些鸟和其他许多鸟都大大减少。打野鸡的猎人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甲虫战役的后果。在用药粉处理过的土地上，鸟窝的数目减少了几乎百分之五十，一窝中孵出的小鸟数目也减少了。前几年这些地方是打野鸡的好地方，现在由于一无所获，实际上已无人问津了。
尽管在扑灭日本甲虫的名义下发生了大破坏，尽管在伊诺卡斯城八年多时间内对十万多英亩土地进行了化学处理，其结果看来仅仅是暂时平定了这种昆虫，日本甲虫还在继续向西移动。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没有效果的计划收取费用的整个范围，因为由伊利诺斯州的生物学家所测定的结果仅是一个最小值。假若给研究计划提供充足的资金，而又允许全面报道的话，那么所揭露出来的破坏情况就会更加骇人。但是在执行计划的八年时间内，为生物学野外研究所提供的资金仅有6000美元。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为控制工作花费了近735，000美元，并且州立政府还追加了几千美元。因此，全部研究费用仅是用于化学喷撒计划费用的一个零头——百分之一。
中西部的喷药计划一直是在一种紧迫恐慌的情绪中进行的，就好象甲虫的蔓延引起了一种极端危险的局面，为击退甲虫可以不择手段。这当然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如果这些忍受着化学药物侵害的村镇熟知日本甲虫在美国的早期历史的话，他们就肯定不会默许这样干。
东部各州的运气好，它们在人工合成杀虫剂发明之前就遭到了甲虫的入侵，它们不仅避免了虫灾，而且采用了对其他生物没有危害的手段控制住了日本甲虫。在东部没有任何地方象底特律和萨尔顿那样撒药。在东部所采用的有效方法包含着发挥自然控制作用，这些自然控制作用具有永久和环境安全的多重优越性。
在甲虫进入美国的最初十多年时间内，甲虫由于失去了在它的故乡约束它增长的限制因素而迅速地发展起来。但是到了1945年，在甲虫蔓延所及的大部分区域，它已变成一种不大重要的害虫了。这主要是由于从远东进口而来的寄生虫和使甲虫机体致命的疾病作用的结果。
在1920到1933年间，在对日本甲虫的出生地进行了广泛辛勤调查后，从东方国家进口了34种捕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希望建立对日本甲虫的天然控制。其中有五种已在美国东部定居。最有效和分布最广的是来自朝鲜和中国的一种寄生性黄蜂。当一只雌蜂在土壤中发现一个甲虫幼蛆时，对幼蛆注射使其瘫痪的液体，同时将一个卵产在蛆的表皮下面。蜂卵孵成了幼虫，这个幼虫就以麻痹了的甲虫幼蛆为食，并且把它吃光。在大约25年期间，此种蜂群按照州与联邦机构的联合计划被引进到东部14个州。黄蜂在这个区域已广泛地定居下来，并且由于它们在控制甲虫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普遍为昆虫学家们所信任。
一种细菌性疾病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种疾病影响到甲虫科，而日本甲虫就属于此科——金龟子科。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细菌——它不侵害其它类型的昆虫，对于蚯蚓、温血动物和植物均无害。这种疾病的孢子存在于土壤中。当孢子被觅食的甲虫幼蛆吞食后，它们就会在幼蛆的血液里惊人地繁殖起来，致使虫蛆变成变态白色，因此俗称为“牛奶病”。
1933年在新泽西发现了牛奶病，到1938年这种病已蔓延到日本甲虫繁殖的领地。在1939年，为促使该病更快地传播，开始执行一个控制计划。还没有能发现一种人工方法来增加这种致病细菌生长速度，然而却找到了一种满意的代替办法;将被细菌感染的虫蛆磨碎、干燥，并与白土混合起来。按标准，
曾经实行此计划的东部各区域现已靠对甲虫的高度自然控制而高枕无忧了。这种细菌能在土壤中存活好多年，因此，这种细菌由于效力的增加和继续被自然作用所传播，它们已按预期目的永久地在这儿站住了脚跟。
然而，为什么在东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些经验不能在目前正狂热地对甲虫进行化学之战的伊利诺斯和其他中西部各州试行呢?有人告诉我们，用牛奶病孢子进行接种“太昂贵”了，然而在四十年代东部14个州并没有人发现这一点。而且，这一“太昂贵”的评价是根据什么计算方法而得到的呢?显然不是根据如同萨尔顿的喷撒计划所造成的那种全面毁灭的真正代价估计的。这个评价同样未考虑这一事实——用孢子接种仅需一次就行，第一次费用也是唯一的费用。
也有人告诉我们，牛奶病孢子不能在甲虫分布较少的区域使用，因为只有在土壤中已经有大量甲虫幼蛆存在的地方，牛奶病孢子才能定居。像对那些支持喷药的声明一样，对这种说法也值得打个问号。已发现引起牛奶病的细菌至少可以对40种其他种类甲虫起作用。这些甲虫分布很广泛，即使在日本甲虫数量很少或完全不存在的地方，该细菌也完全可能传播甲虫疾病。而且，由于孢子在土壤中有长期生存的能力，它们甚至可以在虫蛆完全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存在，等待时机发展，如同在目前甲虫蔓延的边缘地区那样。
那些不计代价而希望立即取到结果的人将毫无疑问地继续使用化学药物来消灭甲虫。同样有一些人倾心于那些名牌商品，他们愿意反复操作和花钱，以便化学药物控制昆虫的工作长存。
另一方面，那些愿意等待一、两个季度而获得一个完满结果的人将转向牛奶病;他们将会得到一个对甲虫的彻底控制，但这个控制将不会随时间流逝而失效。
一个广泛的研究计划正在伊利诺斯州伯奥利亚的美国农业部实验室中进行，该计划的目的是想找出一种人工培养牛奶病细菌的方法。这将大大降低它的造价，并将促进它更广泛地使用。经过数年工作，现在已有一些成果报道。当这个“突破”完全实现时，可能一些理智和远景将使我们能更好地对付日本甲虫，这些甲虫在它们极端猖獗时一直是中西部化学控制计划的恶梦。
像伊利诺斯州东部喷撒农药这样的事情提出了一个不仅是科学上的，而且也是道义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即是，任何文明是否能够对生命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而不毁掉自己，同时也不失却文明的应有尊严。
这些杀虫剂不具有选择性的毒效，即它们不能专一地杀死那种我们希望除去的一个特定种类昆虫。每种杀虫剂之所以被使用只是基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即它是一种致死毒物。因此它就毒害了所有与之接触的生命:一些家庭驯养的可爱的猫、农民的耕牛、田野里的兔子和高空飞翔的云雀。这些生物对人是没有任何害处的。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些生物及其伙伴们的存在，才使得人类生活更为丰富多彩。然而人们却用突然的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来酬谢它们。在萨尔顿的科学观察者们描述了一个垂死的百灵鸟的症状:“它侧躺着，显然已失去肌肉的协调能力，也不能飞动或站立，但它不停地拍打着它的翅膀，并紧紧收缩起它的爪子。它张着嘴，吃力地呼吸着。”更为可怜的是快要死去的田鼠默默无言的景况，它“表现出了快要死的特征，背已经弯下了，握紧的前爪抽缩在胸前……它的头和脖子往外伸看，它的嘴里常含有脏东西，使人们想像到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动物曾经怎样地啃着地面。”
由于竟能默认对活生生的生命采取这样使其受害的行动，作为人类，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不曾降低我们作人的身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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