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理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古代地理学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沿草地理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而这一特点的体现，则主要表现在沿草地理著作的众多和属于这一体系的地理志、地方志的源远流长，数量庞大。

唐宋时期正是以沿革地理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地理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时期。

地理志是一种记录某地区有关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的综合性区域地理著作。地方志则是一种将历史、人文、地理等情况包罗在一起的区域史地著作，它是在区域地理志与地方史两种著作体裁的相互渗透交融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地志（地理志、地方志）在我国起源很早，上自先秦下迄明清绵延不断。据统计，见于著录的就有8000多种。涉及到全国总志、省志、府志、州志、县志、镇志，以及山川湖泊等专志。但在地志记述内容、体例的完备规范化上，唐宋时代是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大量地志（地理志、地方志）撰写中，人们逐渐确立了它的写作规范，并给后世以极大影响。

唐宋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地志著作。如全国性的就有隋代的《区宇图志》（129卷）、《隋诸州郡图经》（100卷）；唐代李泰《括地志》（550卷，今辑佚本为八卷）、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42卷）；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200卷）、王存《元丰九域志》（10卷）、欧阳忞（mín）《舆地广记》（38卷）、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祝穆《方舆胜览》（70卷）等。此外还有众多的地方志，至今尚能见到的就有20多种，如宋代范成大的《吴郡志》；乾道、淳祜、咸淳三朝修的《临安志》等。尤其是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的出现，奠定了中国古代传统地志写作的基本体例规范。

《元和郡县图志》是以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全国的十道所属府州县为纲，分沿革、户口、四至八到、山川、贡赋、古迹等项内容来记述各地的史地情况。到北宋乐史修纂《太平寰宇记》时，他则以当时（雍熙四年，即987年）的行政区划道为纲，以府县为纬，因袭《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述门类，同时又另外增设了风俗、姓氏、艺文、土产、四裔等门类，使地志的内容更趋向于史传化，地理内容所占比重相对变少。重要的是，乐史的这一体例对后来撰修地理志、地方志影响甚大。南宋的《舆地广纪》、《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都仿照乐史的体例，甚至进一步扩大其非地理的史传内容。再后的官方全国地理总志——元明清三朝的《一统志》，以及明清兴盛的各地地方志的编修，也都基本上依据《太平寰宇记》的体例、门类为蓝本，而没有多大改变。所以，史称：“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志，其体皆始于史（乐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太平寰宇记》）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八）因此，乐史《太平寰宇记》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著作体例规范化的一个标志。

沿草地理学，是以注重行政疆域沿革演变为特征的地理学，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传统。《汉书·地理志》及当时一些相关方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沿革地理学的建立，后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唐宋时代，这一传统得到了很大的继承和发展，并出现了专门的沿草地理著作。

在唐宋全国地理总志中，除个别外，几乎都将政区沿革作为记述的重要内容。如《括地志》本是以唐贞观十三年（639）定簿为准，记述当时地理情况的，可却依据《汉书·地理志》等成规，对各州县的政区历史沿革详细叙述，甚至连所记山脉河流等自然地理要素，也要追溯其名称、资料渊源。《元和郡县图志》在记述州县时，亦是对其行政建置沿革非常重视，上自《禹贡》九州，下到魏晋隋唐，详细叙述其沿革变化过程。《太平寰宇记》则专辞有沿革一项，尤注重《元和郡县图志》一书之后到宋初100多年的政区沿革变化。欧阳志的《舆地广记》更是将历代政区沿革变化作为全书的重点，如该书前三卷叙述远古尧舜以至唐五代宋的疆域变化；卷四记述宋代郡县名作为目录；卷五以后详述当时四京二十三路郡县的沿革离合。由于该书侧重于政区沿革，所以，甚至连一般志书所记的道里、户口、风俗、土产等项都不载录。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的沿革地理著作。如唐代贾耽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宋代吴澥（xiè）的《历代疆域志》、杨湜的《春秋地谱》等。唐代杜佑还在《通典》一书中列“州郡”一章专述沿草地理；南宋郑樵《通典》二十略中的“地理略”、“都邑略”也是专讲沿革地理的专篇，其中“地理略”记述历代疆域沿革；“都邑略”叙述历代都城的选址和变迁。而南宋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14卷），更是沿革地理著作的代表，它是王应麟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一书的内容，结合其他史书，论述和诠（quán）解历代地理沿革梗概的专著。全书分两大部分：前五卷叙述历代都城，次叙历代都邑，再叙十道山川；后九卷着重论述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等分裂时期的地理形势和名臣议论，诠解军事重镇的沿革等。

如上所述，唐宋时代我国地志的发展，在体例上基本规范化，在内容上既包括地理方面的资料，也收录人文、古迹等非地理的内容，而且逐渐趋向史传化，同时，地理内容的记述，也是以政区沿革为主要内容。但是，在众多的地志著作中，却有一本很重要的全国地理总志摆脱了以上传统，独辟蹊径，写成一部不收录“非当世先务”的古迹、人物、风俗等门类的资料，而仅仅着力于当时山川、镇戍、户口等项内容的“纯”地理著作。这就是北宋王存等奉敕撰修的《元丰九域志》。

《元丰九域志》修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元丰三年（1080）成书，全书10卷，记载元丰初四京二十三路，附记省废、化外、羁縻（mí）州军。在记载体例上与一般志书相同，以一级行政区路为纲，下系所属府、州、军、县数；以二级行政区的府、州为目，上冠以等级，下系以领属节度、治城、本朝沿革、地里、户口、土贡、所辖县（监）数及其沿革；以三级行政区的县（监）为子目，上冠以等级，下系以道里、乡、镇、寨、山、川、泉、薮。所附废州军只讲简单沿革；化外州只载属于何路；羁縻州只载归属和所领州、县（部落、镇）。它的特点在于：注重当代地理记述，如道里、山川、镇戍、户口、土贡等项。叙述也比较详细，如地里一项，就创用里程来标明区域大小的方法。例如叙开封府到各边界的范围：东为245里、西为115里、南为215里、北为100里，同时还记述开封距南京、郑州、陈州、滑州、毫州、颖昌府、曹州、卫州的里程。它所设土贡一项，记述各地的贡品及数量，也极具经济地理价值。而对人物、古迹等项概不记述，就是涉及到的政区沿革也只限于宋朝，而不像其他一般志书，往往上溯先秦三代。

总之，与其他地理志、地方志相比，王存《元丰九域志》是传世的地志著作中，内容只限于当代地理的典范。它不仅在内容上可弥补《宋史·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地理著述趋向史传、重视沿革的风尚下，它新开了一种重视地理记述的著作体例。

《资治通鉴》是北宋初年司马光主持编修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止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全书294卷，目录和考异各30卷。该书规模宏大，影响深远，自它问世以来，为它作注的学者就很多，仅宋代就有司马康、史炤（zhào）、王应麟等。南宋末年浙东宁海（今浙江宁海）人胡三省（1230—1302）也尽毕生精力注《资治通鉴》，完成《新注资治通鉴》一书。

胡三省的注，涉及到职官、舆服、刑法、天文、历法、乐律、食货、少数民族及周边国家等方面。地理也是注的内容之一，而且由于胡三省精于地理，所以这一部分的注很有特色，在内容上几占全部注的1/4。有关地理注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散见于《资治通鉴》正文下的注文，侧重于注释州县建置和地理沿革；一是附载于《资治通鉴》全文之后的《辨误》12卷，专门纠正史炤注释的错误。胡三省的地理注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注地名来源；注唐代各州至二京（长安、洛阳）距离以及各州之间的距离；注州县沿革；注各古今州县辖境；注行政治所的迁移；注山川和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注交通和水利；注名胜古迹。

在注释地理的治学方法上，他开创性地应用了对地理史料进行校勘、考证、避讳、辨误等研究方法。这一方面使他的地理注纠正了前人的差误（考释结论），更近于事实，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我国古代地理传统中考释方法的建立。到清代考据学兴起时，这些方法便广泛应用在对古代地理著作的整理研究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