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志撰著的重视与相关理论

清王朝非常重视方志的修纂工作。清初康熙十一年（1672），为配合《一统志》的编修，康熙帝就曾命各省督抚聘集宿儒名贤接古续今，纂修各省通志，同时将顺治十八年（1661）河南省巡抚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颁著天下为式，促进了一大批地方志著作的出现。据陈正祥教授估计，目前世界上有中国地方志著作约11000种，而见于《中国地方志综录》的至少有8000多种，其中清代约有5518种。由此可见，清代是中国地方志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结合方志的编修，许多学者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并逐渐建立起一套方志学理论体系。当时著名学者如钱大昕（1728—1777）、孙星衍（1753—1818）、洪亮吉（1746—1808）、戴震（1723—1777）、章学诚（1738—1801）等，都发表过有关方志学的理论见解，参加过具体的方志编纂实践活动，使这一时期的方志学不仅在编纂数量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关于方志理论的阐述，清初顾炎武、方苞等就有论述，到乾隆大修方志时，有关修志理论方法便更受重视，并逐渐形成了所谓考据地理派和方志史志派两大学术派别。

清初顾炎武在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著作基础上，曾对方志修纂方法、原则有所论述，后人将他的修志要点概括为以下五点：①修志的人要有一定的学识；②要网罗天下志书作参考；③要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勘对，必得其实而后止；④要有充裕的时间；⑤文字要通俗易懂。雍正时，方苞在《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中，阐明了修志的许多原则，其中主要包括：①体例必须统一；②由博返约，提倡简明扼要；③强调资料的可靠性。

考据地理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戴震、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等人。他们的主要修志理论和方法，就是倚重考据学的“崇古薄今”思想和“铨释故训，究索名物”的方法，认为地方志即是地理沿革考证。所谓：

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苟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祥……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才于异地。移景物于一方，以致以讹传讹，误中复误。……撰方志之法贵因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又归一是（洪亮吉：《更生斋文续集》卷二）。

所以，洪亮吉所撰《乾隆直隶邠州志》，虽记载了今陕西彬县、旬邑、淳化、永寿的州县建置、沿革、山川、水利、公署、驿庙、古迹、大事、兵驿、人物、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取材也较为广泛，但却重视古代材料，轻视当代材料，尽管考据精详，而对当时的一些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记述极少或脱漏。他修志所制定的类目，更是以前人的撰著为依据，如其“舆地记”，系仿周舆地图记簿；“职官表”，系仿班固《百官公卿表》等；“会计簿”，系仿宋李常《元祜会计录》等；“衙署志”系仿宋无名氏《衙署志》；“先贤传”，系仿魏明帝《海内先贤传》等；“列女传”，系仿刘向《列女传》；“金石录”，系仿宋赵明诚《金石录》等。

与考据地理派同时，是以章学诚（1738—1801）等为代表的方志史志学派。他们对方志属性、编撰理论、方法等都有系统论述。

章学诚提出了方志是史，是一地区全史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志乃史载”，“方志为国史要删”，“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志乃史体”等，并对戴震“志以考地理”的观点进行了辩驳。在具体进行方志编纂的方法、理论上，提出了所谓“史家法度”；“三书”、“四体”、“五难”、“八忌”、“四要”等观点。

“史家法度”是指修志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求。即所谓“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三书”、“四体”是章学诚所设定的志书门类。他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经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而“志”为主体。按其记述内容又可分为“四体”，即：“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即认为一部志书的体例，应分志、掌故、文征三部分，其中“志”下，又分纪、谱、考、传四门。志下四门分别记述有关庆典、科甲、法制、人物事迹，掌故是有关一方典章制度的原始记录；文征则是地方文献的汇辑。

“五难”、“八忌”、“四要”是指在修志时，注意克服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五难）；排除“八忌”：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推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达到“四要”：即要简、要严、要核、要雅。

稍晚于章学诚的邹汉勋（1805—1853）对方志编修也进行了实践和理论总结。他纂修过《贵阳府志》、《安顺府志》、《大定府志》等，在理论方面，他认为：纂修地方志应仿《禹贡》、《汉书·地理志》例，以行省统府州，以府州统州县，以州县统乡里，以乡里统村；并应详记四至八到、山川、津梁、关隘、水利、镇市、寺观；山川要详其源流、脉络、流域。关于艺文志的编纂，他主张仿《汉书·艺文志》法，详载郡中著述，录其序跋，略作提要。他对立传的标准提出：贤达以仕迹为断，文学以著述为断，封赠以诰轴为断，耆宿、行宿、孝友、忠义皆以事实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