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时局是头等大事

计谋9:把握时局是头等大事

胡雪岩在谈到自己的经商计谋时，曾说:“做生意，把握时事大局是头等大事。”

这是很有见地的。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闻名天下的“红顶商人”，是和他能够把握时事大局分不开的。

首先，“时势造英雄”。胡雪岩所处的时代为他的成功提供了一片不可多得的土壤。他出生于1823年(清道光三年)，卒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这一时期，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还未结束，朝廷昏庸，国家积贫积弱，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层出不穷，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代。

内忧外患使清王朝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中国东南地区战火不断，死亡枕藉，人民流离失所;旱、涝、蝗疫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饿殍遍野;再加上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内战军费以及各地官员贪污成风，使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度恶化。国库空虚使清政府事事作难，同时也给富有的商人介入国家大事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另一方面，自晚清以来，由于西方物质文明纷纷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经商开始成为人们普遍的趋向;同时，伴随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应当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特别是借鉴西方列强以商富国的经验。这些都为新一代商人施展拳脚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因此可以说，正是这种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为胡雪岩的出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其次，“识时务者为俊杰”，真正使胡雪岩获得成功的，则是他对这一时期时势大局的把握。

由于对上述时势大局的认识，他在经商活动中，紧紧依靠官府，同时又给官府大力的支援。从资助王有龄开始，他先后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甚至策划中外联合共同镇压太平天国、上海小刀会，后来又力劝左宗棠设立上海转运局，帮助他镇压捻军、陕甘回民起义以及平定新疆叛乱。由于胡雪岩为官府立下了重大功劳，得到了清政府的嘉许，并为他提供了从事商业活动必需的自由选择权和层层保护，使得他左右逢源，将事业越做越大，从南到北，从中国到国外。如果没有清政府的保护，胡雪岩的事业不可能这样辉煌。

胡雪岩准确驾驭时局的卓越才能，首先体现在他与洋人打交道的事情上。

清朝道光咸丰时期，清王朝长期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优越感被破灭，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吃尽了苦头，丢城失地，军事上节节败退，随之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混乱。

这一突然变故，引起清廷官僚阶层的分化。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官僚阶层起初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竭尽全力维护清政府“天朝大国”的尊严。随着与西方的深入接触，朝廷官员对西方的看法有了分歧。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军事上的强大，畏惧西方的坚船利炮，主张对外采取以“安抚”为主的政策，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不仅丧失了一个国家民族应有的自尊，可悲，可怜;而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住洋人，实在是一种主观的臆想，过于天真。有道是“欲壑难填”，西方列强欲瓜分中国的虎狼之心，岂是能够以小恩小惠打发得了的。

另一部分人则坚持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理应自尊自强，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免得洋人得寸进尺。持此观点的朝中大臣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通行，因为清朝吏治腐败，军队无战斗力，加之西方坚船利炮，中西实力差别太大，每逢交战，吃亏的多是平民百姓。

这两部分人都是以清政府的观点看洋人，但都未能正确认识西方，都是“隔”了一层的做法。

胡雪岩在与洋人的多次生意交往中却逐渐认识到，洋人也不过是利之所趋，因而在商业交往过程中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也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满足洋人做生意、发展自由贸易关系的正当要求，但不允许他们为所欲为。

对于洋人的认识不同，其结果实践当然就不一样。胡雪岩与洋人做生意，互惠互利，在洋商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到最后，和洋人做生意的中国人，必须得到胡雪岩的担保，才能为洋人所认可，由此可见胡雪岩在洋场上的极高信用度。

在清朝政府的官员中，与胡雪岩有交往的，何桂清、王有龄等人与胡雪岩的见解极其接近。胡雪岩利用洋人的态度，与曾国藩等人对洋人的反感态度相对，由于观点的不同，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胡雪岩一直是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左宗棠在镇压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以及西方科技的先进之处，对于洋人的看法和观点开始变化，由开始的反对洋人到可以引进西方的军火、先进技术富国强兵，最后积极地要开办洋务，胡雪岩的洋人观终于有了依托。

胡雪岩对整个时势的超前认识和把握，使他做任何事情都能先于别人策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之先，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获得别人无法企及的利润和成就。

事实上，我们看许多成功的商人，都是非常善于把握时势的。像李嘉诚、刘永行等都是驾驭时局的专家。

香港回归前夕，不少眼光短浅的商人以为香港的末日到了，纷纷将资本从香港撤出，转投海外。而欧美市场正经济疲软，将资本转投海外，其成效是可想而知的。李嘉诚却以香港回归祖国，看到了香港更加光明的未来。

首先，一国两制的政策使他看到香港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不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一种平稳的过渡。同时在和大陆做生意的十几年交往中，他深知大陆已经走出思想的误区，开始进入比较健康的发展道路，特别是经济建设，一天一个样，全世界也为之瞩目。这正是一片经济热土。而这种势头才刚刚开始，一百年也不会改变的。这样，大陆市场就成了香港经济的最大增长点。离开这样一座金山而另寻生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另外，香港回归中国，从最坏处想，即使香港的经济生活有什么变化，大家都是中国人，同胞之间手足情深，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于是，李嘉诚安心地做着自己的生意，并把那些因欲转向海外而廉价出售的企业、项目、房地产、股票等，尽量地收购。当香港平稳回归完毕，大家看到时局并没有恶化，反而更加安全、兴旺时，才又纷纷回到香港投资、置业，而这时李嘉诚收购的那些资产却因此不知增值上涨了多少倍!

刘永行在国家改革开放之初，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中国百年不变的方向，而不像一般人把握不定、徘徊观望，率先“下海”开始了创业，结果大获成功。进而他又根据不断变化的时势，与时俱进，相应地改进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和方向，事业也因此而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一个成功的商人，往往也是半个社会问题专家。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政治和经济都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两个重要方面。任何一个想在商界有所建树的人，都必须把握时局，驾驭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