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试验钢叉能闭合吗

7.“破窗”的危害和“既定”的屈从

韩非子《有度》篇有言，“国无恒强，无恒弱，奉法强者则国强，奉法弱者则国弱。”在企业里，有形之法，是制度、是规矩；无法之法，是共同建立起来的企业文化、自觉性和认同感。任何有意、“无意”的违反和不良现象约定俗成，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破窗理论^［13］

1969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Philip Zimbardo进行了相关试验，由社会学家James Q.Wilson和George Kelling最先提出“破窗理论”。

Zimbardo将没有牌照的两辆汽车，打开车盖分别停放在纽约州Bronx（布朗克斯）和加利福尼亚州Palo Alto（帕罗奥多）的大街上。停放在Bronx街上的汽车，在被“遗弃”的10分钟内就遭到了“破坏分子”的袭击，最先洗劫这辆汽车的是一个家庭——父亲、母亲和年轻的儿子——他们拿走了水箱和蓄电池。在24小时内，所以值钱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接下来就是随意破坏的开始——窗子被打破、拆散零件、拆去座套。孩子们将它作为游乐场。而这些“破坏分子”都是穿着讲究、形象俱佳的白人绅士。而停在Palo Alto大街上的车，一周过去后仍旧完好无损。Zimbardo用铁锤砸坏车的某些部分。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路人纷纷加入了破坏行动，几个小时之内，车子被掀翻，完全被破坏。同样，这些“破坏分子”仍然是衣冠楚楚的白人绅士。无人看管（没有主人）的财产显然成了人们娱乐、洗劫的游戏，甚至那些没有想过去做这样事情的人也竟然参与了破坏行动，虽然他们看起来是守法的好公民。Bronx——那些没有主人的汽车经常被丢弃，物品被毁坏或偷盗，依过去的经验来看“没有人在乎或看管”——“破坏分子”很快就开始行动。Palo Alto——人们认为这是私人拥有的财产，不合适的破坏行为将会付出代价。一旦相互尊敬和公民的义务减弱——“这些物品是没有主人的，没人看管的”，在任何地方破坏行为随即都会发生。

每次到供应商处审核时，总会发现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根本无法想象，如此简单的问题，很多人都有机会发现和改正，为什么还会发生？

一次，我就问生产线上的资深组长，“这么简单的常识，你们为什么还要犯错误？”

“我们不是不知道这是错误的，我们早就提出过，几年了，一直是这样。和工程师讲过，和经理讲过，也没人解决，现在即使有问题，只要还能生产，我们就不提出意见。”

问质量课长，“设备上的设置参数、检查结果和记录明显与作业指导书上的不一致，这是明显的错误为什么还能继续生产？质量月报中，那些没有达到KPI目标的项目，明显是有异常发生，怎么没有改进措施和预防措施？”

“我们刚来时，工艺工程师和质量工程师都提过建议，经理说没事，我们也不好再坚持，现在都习惯了，全公司都是这样做的。”

在工作中，一个“损坏的窗子”没有及时修补，就会有更多的“窗子”被损坏，甚至将整个工作的“车子”无意识地掀翻和捣毁。

破窗理论应用^［14］

20世纪80年代，纽约市平均每年的谋杀案超过2 000起，严重的犯罪活动超过600 000起。地铁里的情况只能用“一片混乱”来形容。站台的灯光昏暗，四周的墙壁黑暗潮湿，满是涂鸦。1984年纽约的交通系统每天都要发生一次火灾，每隔一周要出一次脱轨事故。警察拍摄的犯罪现场照片表明，地铁车厢内肮脏不堪，满地垃圾，车体、顶棚上都被层层地乱涂乱画。这也不并奇怪，因为除了往来于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区间车，运输局车队里的6 000辆车上，从头到尾、从里到外都是涂鸦。

由于铁轨被破坏致使火车时速超过15英里就出事故的地段多达500多处。逃票现象十分普遍，每年发生在地铁系统的重大犯罪活动高达15 000起，该数字在80年代末可能突破20 000起。而且，由于受到乞丐和小痞子的骚扰，地铁乘客人数已经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20世纪80年代中期，Kelling担任纽约交通局顾问，敦促交通局用“破窗理论”指导实践，解决问题，并聘请David Gunn为地铁总监。尽管很多人建议把重点放在犯罪和地铁质量等大问题上，但是Gunn坚持自己的意见：“乱涂乱画现象恰好象征着要垮掉的系统，如果想要重整民心和士气，我们必须打赢整治乱涂乱画这一仗。否则，所有的管理改革和实际环境的改变都不可能奏效。我们将要使用价值千万元的地铁列车，如果不能够想办法来保护，运行一天以后就会再次毁掉。”Gunn设定了目标和时间表，决心一条一条线路、一列火车一列火车地清理整顿。并定了规矩，“一旦车厢改造成新车，就不允许它再遭到毁坏。凡是车上有脏乱涂画的，都要开进清洗站，在掉头前清洗干净，否则该车就停止运行。未经清洗的脏车不能同干净的车混在一起。”清洗工作从1984年到1990年，共持续6年时间。在此期间，William Bratton担任交通警察局长，也笃信“破窗理论”，从小事开始抓起，如逃票现象等。1994年，Bratton任职纽约市警察局长，从影响生活质量的轻度犯罪入手，开始整治城市治安情况。自从90年代犯罪率达到一个高峰以后，开始急剧下降。谋杀案下降了三分之二，各种严重犯罪活动减少了一半。同一时期，其他城市的犯罪率也有下降。但是，从暴力程度和数量来看，没有哪个地方比纽约市下降得更明显。9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相比，地铁上重大犯罪事件减少了75％，除毒品交易和经济转好以外（然而纽约的经济当时并没有恢复，仍然处在萧条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从小事做起，修补了很多“破损的窗子”，并继续维护使“窗子”不再遭受破坏。

修补“破窗”的阻力^［15］

1935年，Muzafer Sherif进行了（自主运动效应）Autokinetic effect相关的心理学试验：将点光源在屏幕上移动，然后让被测试者估算光源移动的距离（被测试者并不清楚每次移动的距离都是相同的）。也没有客观的尺度去标定这个移动的距离，全凭被测试者主观判断，每个被测试者重复100次。

试验Ⅰ

19个测试者参加了试验。观察者坐在桌子旁边操控实验设备的开关。被测试者获得的试验指导如下：当屋子完全暗下来以后，你会听到“准备”的指示，然后看到光斑的出现，过了一会儿光斑开始移动，一旦看到光斑开始移动，就按下开关。几秒钟后，光源就会消失，说出光斑移动的距离，估计的数值要尽量准确，单位是英寸。因为是测试者的主观判断，所以数值差异很大。测试者估计距离的最小范围（最大值减去最小值）是1.25英寸，最大范围为13英寸；最小中数值为0.36英寸，最大的为9.62英寸。当然，这不是试验的关键，随后又进行了下面的试验。

试验Ⅱ

为了验证已经确立估算值的试验被测试者，是否还会坚持自己原来的选择，安排了4个试验者进行测试，重复了3个100次的试验。结果如表3-4所示。

表3-4　试验Ⅱ结果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每一个被测试者都建立了他自己的估值范围，而且这些数值是以中间数值为中心的正态分布。

试验Ⅲ

验证在下面两种情况下，试验结果是否还会集中在中数值（标准）附近：

（1）测试者首先独立完成测试，然后进入团队一起进行测试。

（2）测试者首先是团队测试，然后是独立完成测试。

测试者被分为2人一组的8组，3人一组的8组，都是新的试验人员，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试验方法与以上实验方案相同，每人测试100次。在群组试验中，试验者被要求同时按下开关然后大声地说出他们的判断，并记录相应的结果。同时测试者被隔板隔开，以免相互看见。

结果表明，先进行个人测试再进行群组测试的试验者，每个人都建立了自己的估值范围，而且标准值始终在自己建立的估值范围之内。在群组测试过程中，估值范围和标准值趋于接近，但没有先进行群组测试而后进行个人测试的结果更接近；先进行群组测试的试验者，估值范围和标准值非常接近，在随后的个人测试过程中，试验者始终坚持在群组测试中建立起来的数值范围。

1951年，Asch S.E.进行了从众效应心理学试验^{［16］［17］}。

从众效应的心理学试验，也就是著名的“三垂线”实验。该实验以大学生为试验测试者，每组7～9人，其中只有1人是真正的被测试者，被安排在接近队伍的最后回答问题，其他均为事先安排的实验助理。实验进行时，大家围坐在桌子旁边，实验者每次向大家出示两张卡片。其中一张画有黑色的竖线X，是标准线，另一张画有1、2、3三条竖线，X的长度明显与1、2、3三条线中的一条等长，其他两条线的长度明显不同，差异在0.75英寸到1.75英寸之间，如图3-4。实验者要求被测试者判断并说出与标准线X等长的直线编号。实验平淡无奇地进行着，第一轮每个人都选择了正确的答案，第二轮也是如此。第三轮，被测试者反对所有其他人的（错误的）答案。他看起来非常吃惊并流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接下来又是如此，其他人还是全部一致的错误答案，这就形成一种与事实不符的群体压力，被测试者显得越来越焦虑、犹豫、停顿，给出答案时声音越来越小，或者带着尴尬的笑容。每组试验共18次，有12次被测试者跟从众人给出了错误的答案。来自3个不同学院的123名学生参加了试验（被测试者）。当他们独立一个人参加测试时，给出错误答案的几率小于1％，参加团队测试时，这个结果上升至36.8％。测试中大约有1/4的被测试者始终保持了独立性，没有发生过从众行为。有1/3的被测试者在试验进行一半或更多时，发生了从众行为。

为了验证小组成员人数对被测试者结果的影响，Asch S.E.设计了小组一致给出错误答案的成员1～15人的试验。当被测试者只面对一个反对者时，他的答案很少动摇，坚持自己正确的答案。当反对者增加到2人时，从众给出错误答案的比率是13.6％；增加到3人时，错误答案的比率上升至31.8％；之后随着每组人数的继续增加，给出错误答案的几率并没有明显升高。

图3-4　试验所使用的线条

因此，不难理解，当一个人站在路口孤独地等着绿灯，而其他人都在闯红灯时，大部人也会“自然而然”地跟从，虽然知道这是不正确的行为。Asch S.E.的心理学试验是不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一个人在社会、工作和生活中是否坚持自己的判断和答案，还与错误的程度和个人利益相关。在本次试验中，被测试者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其他人的答案是错误的，还有36.8％的从众行为。如果答案不是十分明朗、是非并不明显而且又在众人的“反对”或“不作为”的压力下，会有更多的人为了“不触犯众怒”、“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选择从众，这种结果是十分可怕的。

1963年，Stanley Milgram进行了“服从权威”效应的心理学试验^［18］。

试验被测试者操控电击设备对“学生”进行电击，在试验中使用一个模拟的电击发生器，被清楚地分为30个档，电击电压从15V到450V。每四个开关从左至右标示：轻微、轻、中等、强、很强、非常强、极其强烈、危险：严重电击，最右边的两个开关只是简单标记XXX。并且口头地讲解这些电击对人体是从轻微到危险。为了验证电击的真实性，要求被测试者进行电击验证，在0～14分的疼痛程度范围内，被测试者实验之后给出体验的平均分为13.42，非常疼痛。“学生”被电击的反应都是经过训练的试验配合者。被测试者表面上是被要求用电击惩罚“学习试验”中“学生”的记忆力问题，试验中命令被测试者不断地提高电击电压，甚至到达对人的生命构成危险（实际上设备内部电阻已经加大，保证安全）。到达某个试验点时，被测试者拒绝服从命令，拒绝继续试验，此时的电压值就表示被测试者“服从”的程度。

被测试者是20～50岁的40名男性（参见表3-5），通过报纸的广告和信件得知并愿意参加在耶鲁大学进行的“学习与记忆”的试验。“学生”是由一个47岁的爱尔兰裔美国会计师扮演，他看起来是和蔼的、讨人喜欢的。试验两人一组进行，通过抽签决定谁是“教师”，谁是“学生”。实际上两个签上写的都是“教师”，这样被测试者永远充当教师的角色。同时“学生”被安排在“电椅”设备上，而且扣上“安全带”以防止电击时逃脱。“学习与记忆”试验是词语配对练习，“教师”读完一段配对的词组后，教师说出第一个词，学生从四组备选答案中选出与其匹配的词组。一旦“学生”给出错误的答案，就开始电击，每次试验组织者要求“教师”提高电击等级，而在实施电击操作之前，“教师”会大声宣布电击的电压。当电击电压到达300V时，“学生”会猛烈地击打靠近电椅的屋子的墙面，击打的声音可以被“老师”听到。这时，“教师”如果向试验组织者求助，他会强势地命令，“如果没有给出正确答案，按正常程序不断地加大电压继续电击。”随着电击电压的增大，“教师”都出现紧张、出汗、颤抖、结巴、咬嘴唇、呻吟、手指甲抠进肌肉等现象。13人出现了突然的、紧张的大笑症状，甚至3人是非常奇怪的失控的举态，等等。根据试验的结果，所有被测试者“教师”的行为都超出了实验的预期，没有人在电击电压增加到20级，即300V时停止（此时，“学生”已经“疼痛”得撞击墙体，而且不再回答“教师”的问题）。只有5个被测试者在超过300V后拒绝执行命令，不再继续试验。虽然被测试者表现出反抗的语言、不安、极大的压力、不愿继续试验的情绪，但最终还是有26人（65％）遵守了命令，继续电击至450V，直至试验组织者叫停：那已经离致命电击只差2个级别（参见表3-6）。试验结束后，被测试者有了解脱的感觉，摸着眉毛、搓着手、找香烟，一些人还摇着头，表现出极大的痛苦和后悔，而一些人表现得相对镇定，从始至终只是有一点紧张。此外，43名耶鲁大学的本科生也进行了“服从权威”的试验，结果极其相似。

表3-5　试验人员年龄及职业分布表

表3-6　试验停止点分布情况

由此可见，一旦“破窗”形成，如果不及时扭转改正，只会越陷越深；如果不科学的、不开放的制度和文化一旦形成，或者不称值的人占据某个领导岗位，一意孤行、固执已见，对公司及个人来讲，危害是极其严重的。

附录3-1　2009年作者担任管理职位时对IQC人员的责职分配

附录3-2　2009年作者担任管理职位时对SQE工程师的责职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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