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万里独行客

黄河万里独行客_记黄万里_沉沦的国土

因着对黄河之水、黄河之沙的独特理解，他的生命历程与九曲黄河缠结在一起，浓得化不开。

尽管三门峡水库的后患，50年前他已预见，然而，为治黄奔走一生的他，直至90高龄仍然壮志难酬。言及治黄，老人几番涕泪纵横，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水木清华，春寒料峭。

清华园9公寓11号，一间拥挤的小客厅。面窗的墙上挂着一幅墨梅，斜枝旁出，挺拔俊逸。

落款为：炎培先生教正，何香凝画于北京，1953年元宵后。画的两侧是一副镶在镜框中的联语：此意要为知者道，虚名何用实之宾。上款写：仁之仁兄；下款为：张骞。另有一张照片是寓所主人黄万里夫妇钻石婚留影，时在1997年11月27日，并有黄先生的题诗：“情坚钻石婚留影，各出名门天赐姻。四世同堂四博士，赤心报国济苍生。”

我登门造访时，黄万里先生已90高龄，起坐略算艰难，思维相当清晰。一辈子钻研水利倾心治河，四五十年前的往事，他娓娓道来，依旧鲜活，鲜活的良知与鲜活的苦楚浸泡在黄河浊浪中……

有多少故事始于灾难？

20世纪30年代，长江、黄河接连水患。1931年入夏后，中国的大河小川争相踊跃，从南到北暴雨倾盆，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称：是年“八省大水，被灾区域达32万平方公里，灾民1亿人，大地沉没者达数个月。”7月，长江中下游堤防普遍溃决，水淹武汉三镇100天，城中洪水最深处为28尺7寸，仅长江流域淹死、病死、饿死的就有14.54万人。正在唐山交通大学读桥梁专业的黄万里坐不住了，就这样年复一年发大水，造桥又有多少用呢？想起了大禹治水即治国的古训，不得不在造桥与治水之间作着反复比较，并求教于父亲。黄炎培告诉他，治水从来就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不是大禹治水，恐怕很难谈得上华夏大地、文明久远，而水患之烈治水之难，尤以黄河为盛，可是中华民族又怎么离得开黄河呢？古称江、河、淮、济为四读，《汉书》说：“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河就是黄河，百水之宗啊！

1932年，黄万里学成毕业，其时已经发表了由茅以升审定作序的《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引力设计法》论文。1933年，已经成为年轻的铁路桥梁工程师的黄万里，又一次被水患震惊了：黄河洪水席卷而下，“河水涨八尺，水面与平汉铁路桥平”，“徐州环城黄河大堤，十余里间决开七处”（民国23年《申报年鉴》）。是次水患，6省67县受灾，饥民无数，饿尸遍野！黄万里决心暂不造桥，他要出国学水利，然后回来治河。“不是说治河最难吗？我就爱做最难的事！”黄万里对黄炎培说。父亲从不干涉孩子们的学业、志向，况且是为了治理黄河，“去吧，这样的事总得有人做”。前辈许心武先生告诉他，江河大水后调查全国水利人才，结果发现搞水利的都是学土木结构出身的，于是便筑坝，因为只会筑坝，无一人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又岂能摸进水利之门？

1934年元旦，黄万里到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水利硕士，他当时的理解是，洪水既然由暴雨产生，学水文便应先掌握气象学。获得水利硕士后，意犹不足，又到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瞬间流率时程线学说》，首创以暴雨推算洪水流量的科学方法，为导师激赏，一时轰动校园。在美国，黄万里驱车踏访了多处水利工程，并在田纳西河的一个大坝上实习。1936年密西西比河大洪水后，为察看水情，黄万里坐船至出海口，大浪滔天之下，他似有所悟：曾经学过的土木结构，即便在理论上也远远不能解决洪水治理，谁能够亲近这呼啸巨浪的心性？水来土掩其实是掩不住的，而任何一种造在河里的水利工程，都将改变水沙流动状态，从而促使河床演变。

面对密西西比河，黄万里想起了黄河，黄河太混浊，黄河泥沙太多了，就连他的美国导师也告诉他，治理黄河的最难处恐怕就是泥沙了。这是不用争论的，黄万里只是觉得关于黄河泥沙，还可以追间的是它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吗？世界上没有一条河像黄河那样挟带如此众多的泥沙而仍能汹涌的，黄水、泥沙搅拌着，搅拌在异国学子的思乡情怀中，也开始撞击他的治河思路，黄河之所以被称为“害河”，主要是因为水少沙多，可是华北大平原不就是黄河泥沙淤积而成的吗？

黄万里要回国了。

“兵荒马乱，回去能干什么？”有人问。

“治河！”

“让治吗？”

“到河边走走看看总可以吧？”

黄万里没有说出口的另一句话是“中国治河，舍我其谁？”这真是志高气昂、心雄万丈，而因此开始的艰难困苦却又有谁能预知一二呢？90岁时回首往昔，黄万里说：“我小时候是出名的顽皮，长大后又是出名的骄傲。”怎么顽皮法呢？黄万里的姑妈曾说过：“他不仅自己闹，想出各种花样在家里闹，还招来一群村野顽童一起闹，爬树钻洞，大呼小叫，奔走追逐，总之是闹。”直闹得黄万里的母亲忍无可忍，便从小学起让黄万里住校，连暑假也住在学校里。上海浦东一所学校里的两位崇明籍老师都姓王，一个叫王则行，一个叫王燮钧，在朝夕相处中看到了这个顽皮学生的可爱处：聪慧、正直、有极强的记忆力。便让他多背古文，学写旧体诗，并告诉黄炎培：“此子可造。”黄万里至今常忆及这两位带着浓重的崇明口音的先生，“我感念他们，循循善诱使一个顽童知道发奋读书，教化之功啊！”

说到庭训，黄万里更是百感交集。

黄炎培经常外出，面对儿女，慈祥友善，不威自严，他从不责骂黄万里的调皮捣乱，偶尔只是笑嘻嘻地说一句：“你总要闹出个名堂来才好。”查看黄万里写的作文与旧体诗时，看得很认真，但不表扬，“因为他晓得我骄傲，”黄万里说。黄炎培对孩子们讲得更多的是做人，是知然后行，是要爱别人，尤其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要喷出热血地爱他们，一生中努力为农民做一两件好事。黄炎培说，中国农民对得起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黄炎培特别嘱咐黄万里：“要戒骄，一个人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其人也不能称贤了。”

怀想黄河，默念庭训，黄万里漂洋而去，过海而归，时在1937年。

归国途中，船泊横滨。

黄万里的心情不错，人生两件大事无非是事业与爱情，从桥梁工程师转而远赴美国学水利，学成了，我只想治河，治河之难治河之苦人所皆知，总不会不让我治河吧？至于爱情，却多少有点茫然了，同学们都有女朋友了，有的成家了，黄万里还是光棍一个。朋友们称他是“标准女婿”，什么标准呢？高高大大，相貌堂堂，人品好，成绩好，大家族出身，因此要找一个“标准太太”就不那么容易了。黄万里坦承，“我心里也美得很，总有我喜欢的人，她也喜欢我，谁知道天涯海角哪里便蛰伏着机缘巧合？”

船在横滨停泊一天，黄万里下船想看看横滨风情，正好还有从横滨上船的，码头上有点忙碌。有一个女孩从黄万里身边匆匆而过，黄万里顿时心有所动，便转身跟她上船了。黄万里满面笑容地回想着：“她上船，我下船，我先打招呼，不说家也不说博士，我见一眼就喜欢她了，希望她也喜欢我，我脸皮老得很。”女孩举止斯文，话也不多，坐了一夜的船，她家在南京，姓丁，眼看船泊上海，人要分手，不免惆怅，黄万里向她讨家里地址，说：“我想去看你。”对方没有拒绝，这使黄万里欣慰之极。

回家后稍事休息，黄万里便坐火车赶到南京，敲响了丁家的门，见到了丁小姐的父亲，问黄万里：“什么地方人？”

“上海人。”

“上海人小滑头，靠不住的。”

“恐怕未必。”

“你找谁？”

“我找丁小姐。”

“你不要来看她，你走吧！”

黄万里推想，丁小姐禀告她父亲时也只能说在横滨船上认识了一个年轻人，印象还不错，是上海人，从美国回来，其余便语焉不详了。而黄万里看那丁家宅院似乎也是大户人家，把他轰出去的老者绝非等闲之辈。看来凭自己单枪匹马是敲不开丁家大门的了，便向父亲诉说心事。黄炎培问清了丁家在南京的住址，又问了显然是丁小姐父亲的口音、形象，便告诉黄万里，此公是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丁维汾。黄炎培问：“你真的喜欢丁小姐？”黄万里答：“非她不娶！”黄炎培说：“我想想办法和丁先生联系上，还得转个弯。”于是辗转托人，找到了与黄炎培相熟的丁维汾的机要秘书，姓陈。几天后，陈秘书告诉丁维汾，“那次被您轰出门去的黄万里是黄炎培先生的公子。”丁维汾一愣：“黄炎培？他何不直说？”口气大变。转而又对秘书说：“我怎么知道他是黄炎培的儿子？”似乎有点追侮莫及了。陈秘书趁机进言：“百年之好也不在一朝一夕，有机会时两家走动走动。”丁维汾点点头：“便中，问仁之先生好！”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请10位社会贤达到南京共商国是，黄炎培名列其中，便抽空到丁宅拜见了丁维汾，俩人晤谈三个钟点，甚是投机。次日，丁维汾回拜，黄万里与丁小姐的婚事就此商定：1937年11月27日，到庐山旅行结婚。

黄万里真是春风满面了。

在庐山小住3天，然后由黄万里自己开车，携新妇到九江、南昌、长沙，再坐火车到汉口，转乘江轮至四川。“从此，她便一直跟着我。”黄万里说。

为什么要去四川呢？

黄万里回国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请他吃饭，席间，力邀他主持浙大水利系，凭着一个科学家的观察，他赏识这位留美归来的青年才俊。想不到黄万里婉辞了，黄万里向竺先生谈了自己的治河构想，作为第一步，希望到江河实地勘察、调查，做一些实际工作，积累第一手资料。竺可桢听罢更是赞许有加，这也就是黄万里为什么远赴四川省水利局道滩委员会任职的原因所在。在这道滩委员会里，黄万里的职务是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

黄万里的日常工作是水利勘察，他带着40个同事，一步一步踏勘了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除了标竿与皮尺，没有任何设备，常常面对悬崖峭壁毛骨悚然、举步维艰。有的路段是走过来的，有的路段是爬过来的，其间最沉痛的一幕是黄万里他们眼看着3个留学归国的硕士从山崖跌落，由一排巨浪卷走而徒叹奈何！没有追悼的场面，崖上有松风林涛，江畔是山花野草，谁曾想到远离抗战前线的大后方，那些跋涉在山野泽边亲近着江河大地的年轻人，同是热血男儿也在流血牺牲啊！

在四川道滩委员会工作期间，黄万里在峨眉县南的长江支流上设计、修建了一个简易水利工程。国难时期民不聊生，那里的农民为旱涝所害渴望着引水灌溉以求温饱，而在黄万里接手之前的工程预算为40万银元，根本不可能筹集，只能是纸上谈兵。黄万里因陋就简以木板结构替代钢筋混凝土，造价仅4万银元，农民当年受益，可灌溉15000亩农田。放水之日，农民欢声雷动，黄万里告诉农民兄弟，这是一个临时过渡工程，可以用4年，先急救先灌水打上粮食有饭吃，然后在这4年中筹款筹料准备修建永久性工程。农民是会算账的，他们流着眼泪送别黄万里：“黄先生，你喝我们一杯水、吃我们一顿饭再走，行不行？”黄万里哭了，他顿时想起父亲对中国农民的牵挂与评说，没有了他们哪会有五谷杂粮？哪还有华夏文明？

他们的瘦小，他们额头的皱纹、手背的青筋，是因为重负重压，就像峨眉的山，都说风光在绝顶，托起这一切的却是苍茫大地！黄万里回到沪上探望父亲时，说及这些感受及那个小小的木板水利工程，黄炎培笑了，笑得舒心爽朗。黄万里知道那是赞扬和欣慰。

1947年，黄万里调任甘肃省水利局长，从长江走向黄河，黄河从兰州流过，黄河从黄万里的身边流过。沿着黄河，走过一处处穷乡僻壤，有时是在洪水之后，有时是大西北空旷而平静的晨昏。黄万里亲眼看见了水土流失，一场大雨之后黄土高原不是一点一点被冲刷而是一块一块在剥落。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黄河也依旧是混浊的，为什么？黄万里学到了在美国学不到的经验与知识：水文地貌，水从河床流过，水必定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河床本身、河床周边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水与泥沙的关系，是天然浑成且在无时无刻无静止的动态之中，远不是人力和技术所能完全控制的。除了踏勘黄河，黄万里倾心的便是祁连山与河西走廊，当时黄万里便断言：河西走廊缺的是地表水，河西走廊其实不缺水，祁连山冰雪资源的一部分渗人地下了，制止河西走廊的荒漠化有两策，一是保护祁连山上林和雪，二是合理开发地下水资源。为此，黄万里经过调查做了规划画了草图，惜乎图不逢时，兵荒马乱中也就是纸上说水了。

全国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就要打到南京了，黄炎培去香港暂住，黄万里的岳父丁维汾要去台湾。丁维汾行前，黄太太抱着最小的孩子赶到上海，丁维汾问到爱婿的情况，黄太太告诉父亲，他一门心思就想治黄河，哪儿也不去。然后是互道珍重，依依惜别，从此天涯水阔，成为永诀。黄万里说：“我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黄河在哪儿我去哪儿，总得有人治河弄水利啊！”1949年，黄万里改任东北水利局顾问，1950年回到唐山交通大学水利系执教，1952年院系合并转清华大学水利系。

黄万里正向着黄河浪走去。

关于黄河治理，一抒胸臆的机会确确实实来临了。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1954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将大坝和水电站委托给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设计”（《黄河志》卷六，155页）。1956年4月，苏联专家提出《三门峡工程设计要点》，拟定正常水位不低于355米，50年后如尚需满足相当数量的灌溉与发电要求，水位应为360米。如考虑水库寿命100年，则需提高水位到370米，设计最大泄流量为每秒6000立方米。1956年7月，国家计委审查初步要点，决定正常水位为360米，并要求第一台机组1961年发电，1962年全部建成。根据中国方面的意见，苏方已在1956年底完成初步设计，正常高水位提高到360米，为此要多淹没耕地126万亩，多迁移人口31万人。《黄河志》并且记载道：“在此期间，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于1956年5月向黄河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案的意见》，主张经济坝高的决定要通过全面经济核算，其水位应比360-370米为低，他还根据河沙自然运行规律，建议把六条施工排水洞留下，切勿堵死，以备他年泄水泄沙，起减缓淤积作用。”

1957年6月10日至24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专家、教授70人。《黄河志》对是次会议的相关记录文字是：“会议对三门峡水库应该不应该修、水库的拦沙、排沙，水库综合利用与运用及水土保持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绝大多数人主张高坝大库拦沙，充分综合利用，并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是解决黄河下游防洪迫切问题最适合的地点，应该选为第一期工程”等等。有没有完全相左的意见？是谁？说了些什么？讨论会有没有成为批判会？批判什么批判谁？《黄河志》却语焉不详了，只是说：“另有少数人认为，黄河水流含沙量大，以蓄水为主的综合利用势必导致水库淤积很快，寿命很短，水库淤满失效后，下游严重的洪水灾害将无法解决，同时考虑到我国土地少、人口多、移民极端困难，所以三门峡应以滞洪排沙为主，汛后蓄水发挥综合利用效益，大坝泄水底孔应尽量放低加大，降低原泄水孔的高程或另设底孔，以便泄水排沙得以灵活操纵，使极大部分泥沙排出库外，减少水库淤积，延长水库寿命，少淹失土地，少移民。”

事实如何呢？

1999年第1期《读书》发表黄万里的《治河咏怀》及笔者2001年1月到3月的采访，与1957年第8期《中国水利》的文章可以互为印证的是黄万里的自述：“1955年，苏联专家为治理黄河拟具了一个轮廓，水利部招些人去提意见，我提出了不同的见解。1957年一面改建陕州为三门峡市，一面召开扩大会议征求对修建三门峡大坝的意见，我出席争辩了7天，详情载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8期，又另有一期专门批判我的观点。先是我发表了《花丛小语》的短文，文内也攻击一些老治河专家一味捧场，不发表相反意见。我当时预言黄河潼关以上将五大淤，并不断向上游发展，今日黄河下游的灾情将移到中游，特别是渭河，那里人民也将修起生产堤。总之，这坝是修不得的。最后我提出，一定要修，坝底的施工洞千万手下留情，千万不要堵死，这点大家同意了，但最后苏联专家仍按原计划堵死。”

当年70个专家、学者、教授参加的讨论会上，有理有据公开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的惟黄万里一人，对于怎样认识黄河、治理黄河也独有建言。另有一位时年25岁的年轻工程师温善章则力陈利害反对修高坝，主张从335米的低坝方案运行，以期减少耕地淹没和移民数量。

黄万里发表于《新清华》第182期的小说《花丛小语》又写了些什么？作为小说，这里没有跌宕的情节，太简单了，但所多的却是见解与直言，以及1957年时难能可贵的现代民主理念。

比如：“我就不信一个政府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的，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治的特点”等等。黄万里还涉及了马寅初及人口问题，纳税人的权利等诸多极为敏感的话题，为防止断章取义，全文转录如下：

花丛小语（小说）

这还是三月桃花含苞未放的时节，田方生编完了一章讲义，推开房门，背着手在小花园里闲步。他低着头，轻轻吟着他昨夜刚填好的词——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

绿尽枝头蘗，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却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消烟灭。

翻潋滟，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业里翠，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正在边走边吟之际，脚步声惊破了他后半段词句里的意境，抬头一看，前面来了老友甄无忌。

只见他满头汗如珍珠泉那样涌出，气喘不止。方生迎前一步，惊问何故？只听得他满口抱怨地嚷着：“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岂知31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10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噢！原来如此。方生未及回答，前面又有人向他招手，连忙向前迎接，一齐过来。无忌一看是贾有道，把头似点未点地招呼了一下。三人商定，泡了一壶茶，就在园里坐下。

“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方生作了技术性的解释。

“这是一个土力学的理论问题吧？还是水力学、水文学的？”有道接口就问。

“这些科学对于这类问题都有解释，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则是工程习惯或常识，并不一定要懂土力学才能得出这种结论。”方生这样回答。

“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无忌可真动了肝火，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

“老兄走累了，喝些茶，擦把脸吧！这些我们可以反映到上级考虑的。”方生把湿手巾投给无忌，安慰了几句。

“刚才你一个人低着头叽里咕噜些什么？那张纸给我们看看。”两人接过方生的词摇头念了一遍。

“很好很好，方生兄潇洒一如往昔。”有道恭维了两句。

“不通不通，献丑献丑！”

“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无忌把刚才的怒气转移到主人身上。

“老兄知道我是不大看小说的，我连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没看过，怎会受到他的影响，未免太抬举我了！”

“我说你这书呆子太迂，思想不开朗。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颂功德的那派‘学者’。你看！怎见得护花使节就会到来？即使他来后，怎见得能使‘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消烟灭’？什么‘心自在，任翔逸’，还不是为了歌德而填词？”无忌接着又发挥了一顿。

“这是我的信心，至少有这样的愿望。至于你说的歌德派诗人实未敢攀援！”方生答辨了几句。

“对我们自己的政府歌德一番亦无不可，怎见得就算无耻？”有道正襟危坐，说得很正经的模样。

“歌德原是应该的，专门歌德，样样歌德，就有问题了。还有一种‘但丁’派诗人，但只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德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一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当然不是指你老田。”无忌说。

“老甄此话倒有道理的。对的地方我们应该竭力拥护，错的地方就该提出意见。一味歌德一但丁固然不可，一味谩骂企图否定一切亦非所当。”方生说。

“话虽如此说，不过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一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的，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府的特点。”无忌说。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党提出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呀！以前阶级对立为主要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了。”有道插嘴说。

“不错！但是以前的内部矛盾早不由人民来揭发，单靠领导来处理，也未必合理。例如东安市场的避孕套解放以来据统计曾经通过无一有一无一特多等反复步骤，实际上是反映着领导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的改变，我看不出客观条件有什么改变。尽管马寅老懂得这些，他也不可能起作用。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做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这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我夫妇生了六个孩子，个个自小健康，从未住过医院。我妻被公认为一个善于抚育子女的好母亲。子女多，为社会多尽了一些责，脸上很光彩。”

“但从目前提倡节育的观点看来，子女多为社会添了困难，还是国家的罪人呢！”方生说。

“这真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有还无……’”无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句来了。

“我想领导的本意是在发挥群众的智慧，鼓励起他们的积极性，使人尽其才，决不是只叫人听着话埋头去做。”方生说。

“尽管说得好听，目前只有歌德一但丁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说。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以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无忌说。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和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方生也激动了。

“这方面渐渐的大家都会看清楚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在不断地纠正缺点和错误中进步的。”有道说。

“很好！让我们先帮助政府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我们把意见提给区人民代表请转达吧。他们也该睡醒了呢！”无忌说。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贵？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原载《新清华》第一百八十二期）

《花丛小语》加上反对三门峡工程，黄万里的厄运从此开始。《老照片》第16期散木的文章说：“蒋南翔校长把《新清华》给毛泽东看，‘龙颜’会好受吗？”转眼之间，黄万里成了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上毛泽东亲自撰写“编者按”的右派分子，并在冠以“什么话”的黑体字下，全文转载了供批判用的《花丛小语》。两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怒斥彭德怀时，说他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进而又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毛泽东大批黄万里，却又说：“黄万里的诗，总想读的。”至少在当时，毛泽东看过的黄万里的诗也就是《花丛小语》篇首的“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了。可不可以这样说呢？黄万里的诗打动过毛泽东，时人写旧体诗而让毛泽东“总想读的”，大约无出其右了。可是黄万里的言论和观点触怒了毛泽东，用不着权衡，黄万里便打入“另册”了。

那么黄万里呢？书生本色只认理，他根本不相信“黄河清”，三门峡工程的深层含意是“黄河清，圣人出”。黄万里死咬住“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便大声说黄河不可能清，黄河为什么要清？黄河之所以为黄河，就是因为泥沙俱下水不清！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当坝前水位达到332.58米时，泥沙淤积迅猛发展，蓄水以后一年半中，15亿吨泥沙全部铺到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泾渭分明的渭河来水渲泄不畅，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了防洪大堤，富饶的关中平原年年减产，那里的土地因为三门峡水库蓄水而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河床开始“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威胁到西安重镇及以其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昧着良心说假话的，预见到反对苏联的设计方案要吃苦头的，一味想着“黄河清”好大喜功的，一时得计荣耀地保全了自己，可是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失，何以为补？又有谁能听见家园淹没难民流徙时的肝肠寸断？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还涉及到40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8万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像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老照片》第15辑）。

移民和泥沙这是三门峡工程本可预想的两大难题，主事者的对应政策是什么呢？

从水利电力部于1965年1月18日写给国务院的“黄河治理和三门峡问题的报告”中细细搜阅，可以略见端倪：“1954年，我们请苏联专家来帮助作治黄规划……在历史上，中国人希望黄河清，但是实现不了。苏联专家说，水土保持加拦泥库，可以叫黄河清。”苏联没有一条像黄河这样的多泥沙的河流，黄河在中国是中国的河，千百年来黄河的功过、治水的艰难与成败，只有中国人才能最深切地体会，可是苏联专家一句话，黄河顿时要变清了。水利电力部的报告接着说：“于是，历史上定不了案的问题，一下都定案了。例如三门峡修坝的问题，日本人研究过，国民党研究过，解放后研究过，都不敢定案，但是苏联专家说行，我们就定案了。”

回到1955年7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有关水土保持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请来的美国顾问雷巴德、萨凡奇、葛罗同，在他们所作的《治理黄河初步报告》中，虽然承认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却认为‘以之推行于整个区域而生效，需时或将数百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周朝的人早就说过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掌声雷动，报告获得一致通过。

这掌声雷动如今想来，却多少有点辛酸的意味了：三门峡工程一波三折，黄河怎么可能变清？在中国要想博得掌声并不难，掌声是拍巴掌拍出来的，也可以一巴掌打将过去，或者竟是捏成拳头，挥拳猛击致人死地。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击倒黄万里这样的书生，而同时又将掌声给予科学及民主决策时，中国肯定要富强许多、美丽许多。

对于国家赖以立足生存的国土和耕地而言，水土保持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及以后的几代人、几十代人，世世代代都要为之努力的，却又万万不能急功近利，违背科学，无视中国黄土高原黄土自身不可改变的特点，以及种树种草的艰难。因而关心三门峡的人都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当时修筑大坝的科学家依据的是什么科学原理？在向苏联方面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中方给出的关于水土保护减少泥沙的数据是：到1967年末沙可减少50%，50年之后减少100%。就连对黄河泥沙不甚了然的苏联老大哥也惊讶了，分别把1967年末沙减少量及50年后的减少量改为20%及50%。

这就是下游6年，黄土区几十年就可以“黄河清”的来历！

黄河清了吗？没有，相反，陕西泥沙日积、灾难日重，那里的地方官在忍无可忍之下，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1962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陕西代表组提出的第148号提案说：“三门峡大坝自1958年12月至1961年11月拦洪以来，水库淤积量共约20亿吨（包括塌岸18亿吨），潼关以上约占6亿吨。其中1960年9月蓄水以后至1961年11月，来沙163亿吨，淤积在库内的泥沙占来沙量的94%。库区周围340米高坝上下，地下水位普遍上升，根据调查观察，在335米以上农田浸没面积已达47万亩，1961年比蓄水前扩大了24万亩。农作物产量下降，部分地区果树已开始发生死亡……”

时至1962年，神话一般的“黄河清”没有人再提了，三门峡水库的运行由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此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洞底槛太高，泄洪流量太小，“翘尾巴”式的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提高，渭河、洛河、黄河的淤积灾情发生连锁反应。陕西省的人大代表不得不提出：汛前库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并研究增设泄洪排沙措施。这就是让黄河连同它挟带的泥沙流得畅快一些，流出去，流下去，倘不，“翘尾巴”式的淤积将要毁掉关中平原及西安！

看来，黄河只能以黄河的方式流动。

掌声雷动中修了三门峡大坝，大坝修成之日便是灾难开始之时，到1964年，三门峡大坝的改建便迫在眉睫了。1964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治理会议上讲话时反复强调：“要回答5年内怎么办这个问题。”因为“5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5年，水库淤涡后遇上洪水”怎么办？面对维持三门峡原状的一种意见，周恩来说：“但是，5年之内能不能把上中游水土保住？绝不可能！要求在5年内把西北高原的水土保住，我看砍了头也没办法。要叫我去，也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周恩来选集》下卷）周恩来甚至还这样说：“实施水土保持和拦泥库的方案还遥远得很，5年之内国家哪有这么多投资来搞水土保持和拦泥库，哪能完成这么多工程。那样，上游动不了，下游又不动，还有什么出路！”焦虑焦急，溢于言表。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这时候，黄万里在做什么呢？他还在清华教书，头戴“右冠”，降薪降级，边改造边工作。1960至1961年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庚子腹饥”的深切体验。黄万里全家“就阶前三分地种玉米、南瓜”，“技限于此，然获温饱”，“是冬共两儿扛粪3000斤沤渍”，这一切均记录在他的诗作《右冠残草》中。黄万里并没有耿耿于怀头顶上的“右冠”，如同那个年代不少清贫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不得不在“曲突移薪”之后，为一家生计温饱着想，读先生此一时期的诗作，在清明、坦荡中别有一番风味：

狂士何尝梦肉，素餐己自对群惭。

平生效世诚微小，曲突移薪肯笑谈。

衣望暖，食求甘，会须躬稼力耕芟。

早翻圃土迎阳照，待种春蔬盼翠尖。

——《鹧鸪天·隔秋翻土》

古柳衰杨枝叶布，春蕤肯荫花香处，

却蔽畦蔬光照路，应划除，好留满圃阳和住。

编得潘篱磐石固，隙微刺锐拦鸡兔，

遥望四周连理树，君莫虑，春风会面吾国度。

——《渔家傲·斫枝圈篱》

黄万里悠悠然在三分地里耕种，是苦中作乐呢，还是家传的耕读本色？在《小圃夏景》题后，先生写道：“夏初蔬菜既收，即种玉米、黄豆、芋苕、南瓜等，及八月满圃葳蕤。余赤背负耜，且耕且啸其闾，飘飘然几不知尚寓形宇内也。”

为求温饱，书生种地，所“啸”何为？他写道：“形可役心，稼以习勤，顺运而终始苞实累，有粉向须吹，看茎高，棒株雄伟……思蜂蝶为媒，无心撮合，吾今存意全美/笑东陵，落魄种瓜时，犹自觉，青门有余悲委我心，休计毁誉，种瓜应得瓜实，他事东流水。”

1961年3月，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及次年再去，已荒废难寻，追思前后，不禁慨然。”

黄万里怎么能忘记黄河呢？劳动改造也好，种瓜种豆也好，挥之不去的是缠绕他毕生的黄河情结。三门峡工程既成，其泥沙淤积的后果一切如他预料，事实证明黄万里是正确的，黄万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的被证明为正确，是以潼关告急、秦川陆沉、民不聊生为代价的。况且，有关部门、三门峡工程的主事者从来就没有说过，黄万里是对的，那岂不是给右派平反？那岂不是说一贯正确的自己错了？

1962年8月，“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黄万里写了《念黄河》。1963年8月，“癸卯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意见，顿起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黄万里又写了《哀黄河》。

这两首长诗语意婉切、境界高远，论黄河，说水利，志在治黄强国利民，而不是为自己作丝毫辩解，有河之水，有科学在，何须辩解？只是“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而已！

依笔者的猜度，黄万里在忧心如焚中还有一种等待，等待有人征询他的意见，等待历史会给他一次挽狂澜之既倒的机会！毕竟他是当年惟一一个对三门峡工程的错误设计据理力争的人啊！

有一种等待是无望的。

有一种无望却只有在等待的煎熬中才能体会。

1964年春天，黄万里不能再等待了，他写信给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董必武，函式近四六韵文，陈明三门峡淤积的严重性以及不能建造三门峡的理由：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山西、陕西的黄土高原，正是这些泥沙冲积积成了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平原的黄河三角洲平原。因挟带泥沙而认为黄河是害河，前提便是错误的。郑州以下黄河是淤积段，泥沙沉降为不可避免，怎么可以指望建三门峡水库解决下游河道的淤积呢？信发出的同时并附上述两首诗：

念黄河

1962年8月

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

有水有水号黄河，荡荡奔放挟沙多。

蛟龙千里长堤束，坼岸潦原在一呵。

有父为君身毁灭，其子称王息洪波。

千古英雄淘既尽，犹怀块磊欲如何？

念君气度亦爽飒，清渭浊泾兼引纳。

肯吐琼浆淤万顷，千民斯土民践踏。

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沙流一门阖。

更在东平潴漾漾，丰功伟利云综合。

诏谓君氛从此靖，颂请不乏鲍参军。

奇祥异瑞争相送，胜利冲来头易昏。

窸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杭疏犯龙鳞。

紫气盛世岂应唱，肠热鲁连理必伸。

源头水土应保恤，涉水河漕须从逸。

洼道轮流潦可泄，立农建土赖洪积。

而今坝蓄复堤塞，清水顶冲长告急。

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

终记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

徒薪曲突非求泽，烂额焦头自上鬓。

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哀黄河

1963年8月

癸卯伏雨，闭门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意见，顿起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

昏昏八表停云里，风雨凄凄满地水。

闷煞书生不得出，闭门重讨治河技。

百家宏论亦纷纷，造坝节流曾一是。

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

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士？

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

可怜血汗付东流，留得空库仰谷底。

五载尔来管葛多，改持开洞排沙旨。

纷纷献计泄库藏，但恨水高壅远。

噫吁嘻异哉奇计，摆脱秦灾复能几？

郑渠成就木成舟，应尽水库功用起。

兴利除灾并顾间，巧谋犹待细研揣。

凡今谁是出群雄，翡翠兰苕千手指。

谁掣鲸鱼碧海中？百年难遇风流子！

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

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

给董必武副主席的信并诗两首发出不久，想必是董副主席的指示，水利部召见黄万里，要他拟出三门峡坝工的改建计划。黄万里以60天的时间昼夜工作乃上达：《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水利部于1964年9月印发。黄万里的主要建议为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黄万里语）

两个月啊，书生报国无非是一片苦心，不知道这一改建计划能不能被接纳？更不知道会不会遭到更大的打击？但，黄万里心中仍有一吐为快的榆悦，并且盼望着能打动天庭，使三门峡坝工能真正利国利民。为此，他在1964年秋日，以《三门峡坝规划拟罢》为题，作诗三首：

策河治工谋算罢，顿时涕泪满衣裳。

却看小女娇憨态，哪识乃翁欣喜心。

两月伏书寻思苦，卅年载籍见功深。

秦川锦绣应无虑，有计拿鳌拯陆沉。

三门谋就拯三秦，谁济艰辛豫鲁民？

渠化招来沿路碱，泥流淤出仰河身。

必开洼泾轻沙落，遂畅尾闾清道伸。

料得后生通情理，解铃岂待系铃人？

黄河淤塞海河闾，泛彼督亢陂泽渔。

客岁抗洪怜失调，他年策划恐艰舒。

广陵散绝还堪惜，古楚狂来莫远疏。

斫却散窸安足道，九州行水复何如？

“两月伏书寻思苦”，结果如何呢？黄万里苦苦等待着下文，时间再一次折磨着这个“中国治河，舍我其谁”的倔强书生。中国官场以惯用的绝技“拖”字诀，把黄万里的建策束之高阁淹在堆起的文件材料之海中了，“未得批复”。黄万里虽意料之中，“料得后生通情理，解铃岂待系铃人？”却也希冀着喜出望外，水利部的有些主事者既没有胸襟雅量，也没有知识学问，他们怎么会让黄万里来收拾三门峡的残局呢？与国计民生相比，有一些人更需要的是“仕途”、“威信”，便将错就错，一错到底。

对于黄河输沙，黄万里与水利部门、相关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看法迥异，他主张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拯救渭河两岸。他人则力主拦沙，以减免下游河床淤高，但泥沙淤积库区的现实又迫使他们把大坝下面的泄水洞逐年一个个打开，千疮百孔地排沙，排出的是潼关以下库中历年积沙，旧沙未去，新沙又至，潼关以上黄河、渭河的河槽依然淤积。黄万里说：“这样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成了慢性肝炎。”

这个时候，谁还听黄万里唠唠叨叨？前文写到“两洞四管”方案已经确立，周恩来亲自参与讨论、决策，他认为这一改建方案只是“先解决库区淤积的燃眉之急”，并表示“其他问题我还要负责继续解决”。（《黄河志》卷六16页）

1969年夏天，西安再度告急。

黄河再一次以淤疾和洪荒证明了黄万里治河方略的正确，而作为代价却是渭河两岸的灾难频仍、民不聊生。周恩来委托时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刘建勋及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于1969年6月13日至18日在三门峡召开四省治黄会议以商对策。“两洞四管”不能解决问题，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次改建已经势同燃眉，改建原则为：“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改建规模是“打开1-8号导流底孔，下卧1-5号发电引水管进口，要求坝前水位在315米时，下泄流量达10000立方米/秒”。（《黄河志》卷六166页）

正是这几个导流底孔，黄万里在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被批判否定后，一再请求保留的：“你们实在要修，这几个导流底孔千万别堵塞，将来还得排沙啊！”黄万里的这一请求先是被接受了，后来又按苏联专家的设计用混凝土堵塞了！三门峡的一切全在黄万里意料之中，惟其如此，黄万里也更加悲从中来。也许，有一种困惑将会困扰他的一生：在实践以灾难的形态证明在三门峡坝工这一争议上孰对孰错之后，为什么主事者从未听信过他的意见呢？

一个从未透露而又确实的数据是：每打开一个导流底孔，所需的人民币为1000万元！

二次改建后，潼关河床仍比三门峡大坝修建前高出3米，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漫岸决堤，淹没农田60多万亩，5万移民受灾，3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将要遭受的灾难更加无法想像。一再改建的又是洞又是孔又是管的三门峡大坝，难道还能说是治黄的丰碑吗？

不！那是中国水利史上的耻辱！

1973年初，黄万里就三门峡坝工及治河原理上书周恩来，没有回应。

1973年春，“承领导照顾，准许在监视下进入当时的三线地区潼关以上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这对于一个具备理论基础的热情治河者是大好的机会，对思路起了强烈的反应，有助于我两年后制定治黄方略。”（《治河咏怀》黄万里，《读书》1999年第1期）

这时候，关于三门峡大坝的争论稍稍缓和，人们认为大坝经过开洞排沙，库内蓄清排浑，黄河淤积末端不会再上延，有“交口淤积不上延论”，等泥沙淤积已达到黄河渭河的交口后，又退而声言“临潼淤积不上延”等，认为已经可以做到确保下游不遭洪灾，确保上游不影响西安。黄万里痛心地发现，“在这里工作的泥沙专家一致持此观点，于是，对于大坝改建和运行方法奠定了错误的基础，随后也因此提出了修建小浪底水库的方案。我对此全面否定，争辩无效。”（《读书》1999年第1期）

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的“从下游移来的苦难”（黄万里语），悲从中来。1973年夏，华县毕家公社主任宁冬梅报告三门峡坝造成后的灾情，黄万里听后泪流满面，有诗记道：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但，黄万里其时仍属“另类”，而他又一如既往地直言三门峡坝工之错、之祸，便也只能“一面俯首听批，一面竭思治黄”了：

江淹才尽冯唐老，哪有雄谋济众生？

未悟庄周飞蝶意，且从列子御风行。

当年郑国徒劳敌，今日曾参诬杀人！

遥望秦川空洒泪，及身难报圣农恩。

采访中，黄万里对1973年至1976年的黄河渭河之行，可谓印象深刻、反复提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戴着右冠、边干杂务边劳动的业余时间中，完成了《论治黄河的方略》，并研究了新的动力学规律：《论连续介体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还写了不少诗歌。”黄万里视之为“平生最大的收获”，也因此，“心情倒是开朗的”，而且还可以“一面拥帚扫地，一面暗吟自己的旧作”。

黄万里的治河方略是从否定现行的一系列治黄观念出发的，就连他自己也认识到“这自然难于为一般人特别是当今负责者接受”。黄万里认为的错误治黄观念是：依靠中游水土保持作为治黄基础；尽量把泥沙随着水流输到海里作为治黄原则；认为水沙应集流而非分流；把高渠系统作为淤灌两岸低地的工程方法；不承受淤积受下游控制趋向一定平衡坡度的原理。

黄万里认为：因为水少沙多而把黄河视为“害河”而治黄又必须以防洪为主，在蓄、塞、浚、疏四法中过分强调蓄、塞两法，是当今治河者必须改变思路的关键所在。

黄万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黄河泥沙的，他在与笔者的交谈中一再强调：中国的问题不是人多水少，而主要是人多地少！他作过这样一个比较：长江流域比黄河流域面积大23倍，年流量大168倍，而长江在中下游造成的人类最宝贵的冲积平原只是黄河的一半，为12.6万平方公里。黄万里感叹道：“长江冲成的12.6万平方公里土地供水充足，是多么宝贵呀！而黄河冲成了25万平方公里的大平原，虽然用水不足，也可耕种两季，难道不是更觉其宝贵吗！”也因此，黄万里断言：“黄河怎么可能是‘害河’呢？庶不知它乃是我国甚至世界上最优的‘利河’？”

这是最根本的基点，把黄河视为“害河”，那么治河之法便是拦、排、放了，其大体态势是：下游黄河在两堤约束下排沙，“全河流水被派定担任尽量输沙出海的任务。”（黄万里语）

结果造成了“目前黄淮海平原缺水缺肥，华北水道不通航的现实。历来学术上普通性的错误认识，使国民经济遭受莫大的损失，未有甚于此者！”（对于黄委《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的意见，黄万里，1996年6月9日）黄万里认为：治理黄河非分流不可。他的这一治黄方略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他指出，黄河在郑州以下原属隆凸三角洲地貌，世界上治理三角洲无不分流淤沙，广东三水以下的珠江、埃及开罗以下的尼罗河、罗马尼亚土耳恰以下的多瑙河、印度孟加拉以下的恒河、巴基斯坦苏库尔以下的印度河，无不多道分流出。而黄河既已淤高，分流排沙乃据高屋建瓴之势，能自动刷深河槽。

黄万里关于黄河南北分流的设想反复见诸于他的学术著作与上书材料中。建设性和科学性流露在他严峻的字里行间。他说：“我们要认清，地区水土保持、于流造坝等都是对个别工程的设计规划，而流域规划运行包括这些个别工程，却是对整体的运筹、对整个河道，例如对黄河上、下游全面整体的规划。”（对于黄委《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的意见）

关于黄河流域，尤其是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黄万里从来都持积极态度，但他所依据的是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证，他认为“水土保持对于上游地区农业完全必要，也可能大体上做到。但，因黄土层在风沙堆积的过程中陆续降雨被形成了许多垂直孔洞，可以高达几十米，一遇大雨，这些孔洞同时被雨水充满。临近河岸的黄土层一片一片地剥落下来，形成直壁。即以平面或斜面上的表土及溪沟水可以保持，但大片黄土仍会落入河道里。这是地质部地下水二队的考察结果，有报告可查知。”进而黄万里论证道：“当水流经过河床，一定会挟带一定量的泥沙同行。许多实验都证实输沙率G略和流率Q的平方成正比：G=KQ2。除非流尽河于，即Q=0，河中必有泥流，即Q≠0。故凡河床质为泥沙的河道都非清水的河流，泥沙一定会输向下游。”

对于国人普遍关注的黄河断流，黄万里一样苦心焦虑，他在同笔者交谈时说，“这是民族的灾难！这是大灾难的预警！”关于断流的原因，黄万里认为从1962年起，上游修了几个大水库，仅龙羊峡库容量就达200多亿立方米，中下游水库几十个，水土保持工程几十个，它们的蓄水量和灌溉用水量将各用去300多亿立方米的水，黄河原来的平均年流量580亿立方米，当然自1972年起会全部用光而造成断流。懂得黄河流域内水量是这样分布的，则就该自1962年开始修建上游水库时，加引青藏高原丰富的西南水源，再引雅鲁藏布江水而怒江而澜沧江而金沙江而雅砻江而黄河龙羊峡而河口镇、潼关。这就是黄万里精心构想的西水入河，若平均引1000米/秒，每年即为315亿立方米的水，黄河流域全线将得到充分水流，从1962年起兴工，1972年就会有显著成绩，如是，黄河绝无断流之灾。（《黄河的重大问题及其对策》的意见，黄万里，1999年10月13日）

黄万里如此钟情的西水东调、黄河分流之后，是一种什么景象呢？黄万里深情款款地向往道：“人们必然能建成精致的分流闸和分流渠道（”我们为什么只是筑大坝、修水库呢？“笔者插话），这是黄河分流策的根据。在一段时期分流淤灌后，黄河槽身自然竣深，再毋须加高堤防来防洪了，于是河治。人们欢迎更多的泥沙下来（”更多的泥沙下来这样说好不好？笔者插话。黄答：“那就下来多少算多少吧！”），水土保持工作应改由农业部领导，下游会自然地淤灌增肥，并造出更多的耕地，人们将额手称道：黄河乃是世界第一大利河！

黄万里年事已高，在他70岁到90岁之间曾经动过几次切癌手术，分别是结肠癌、胃癌、前列腺癌，另有胆结石、淋巴疾病，他说：“我有福气，我有夫人的照顾，每次进手术室之前，夫人目送我，我知道我还会活着出来！”黄万里不知老之将至吗？不，他知道，1976年，他有一颗牙齿离他而去，那种离体感觉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多少有些苍凉地告诉他，他老了，时年65岁，作《牙落惊老》调寄《渔家傲》：

牙落始惊身已老，形衰不役心犹矫。

欲治黄河赍志早，空负抱，制鳌有策知音渺。

王景千年擅工巧，长才自古能伸少。

细考其谋何所造，行洼道，分流回注淤沙皎。

黄万里一如既往，只是把生命的紧迫感，在他70岁至90岁的多病岁月、垂暮之年里，完全无私地献给了中国的江河事业。就在笔者采访他时，他几次老泪横流重复着说：“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黄万里的可贵正是在没有听他一句话的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继续说着自己该说的话。1979年治黄大会后，他又重写了《论分流淤灌策治理黄河》，1985年6月清华大学印行，文中指明，分流淤灌是治理黄河的惟一可行之法，全文以严密的科学方法逐节论证推理、节节关连、渐次深入，最后归于分流淤灌的惟一性和可行性。黄万里并申明：只要谁能发现其中一条悖理，则全策皆非。黄万里这样做，除了他一贯的严谨以外另有深意：向全国水利学者挑战，分题探讨，集中辩论，以期在科学与民主的氛围中明确治河方略而利国利民。可惜的是“无人应战，只有来函赞许的人”（《治河咏怀》）。怎么办呢？黄万里还是只能上书，“于是我于1985年8月8日呈文国务院总理，要求给我90分钟时间向总理和当事诸公解说分流治黄是惟一可行的策略，同时也解决了河北缺水和部分黄淮海平原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且指明：‘东线南水北调方案不可行’，‘引黄河水济青岛不可行’，及‘勿建长江三峡大坝，代以云贵川湘鄂赣各省电站’。结果都发给了下层机构参考，黄河水利委员会让我报告了半天。另外，发交科学院研究这个问题，这一研究至少5年，而若按我的建议分流治黄并淤灌淮海平原，每年将获益几十亿元。只是这样，没法进行南水北调了，那怎么可以呢？显然，这个问题落到了‘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结局，于是笔者有赴美讲学之行。”

从此之后，黄万里便在美国做寓公了吗？非也，他怎么离得开江河呢？他回国了，继续上书，杳无音信，再上书，直至心颤手颤，反反复复进医院切除癌肿之后，一息尚存仍然大声疾呼，河啊河，水啊水！

一个人的命运若与流水相缠结，那就只有渗透和浸泡其中而不可能分离了。被践踏的梦想将要成为种子，而迟迟未到的光荣却已寄托给水利万物而不争了。

仅仅是笔者采访中先后阅读过的黄万里的论文及上书材料有：

《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简释》续 1992年9月

《关于长江三峡修建高坝可行性问题》 1997年6月

《治河方略概说》 2000年4月

《黄河的重大问题及其对策的意见》 1999年10月13日

《对于治理黄河与长江的意见》并附六册有关分流治水意见及媒体文章呈国务院 2000年4月

《对于黄委〈黄河治理开发纲要〉的意见》 1996年6月

《论江河淮海综合治理》 1999年4月

《治水吟草》 1991年6月

……

黄万里送我的一册《治水吟草》是先生80岁时自选自编自序自己装订成册的诗词集，封面上是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颤抖的题字：徐刚老弟指正。其中诗词从1957年的“百花齐放颂”，到1991年“题与施嘉炀花前合影”近100首，文采风流，磊落襟抱，读者如我每每感从中来。其间最可寻味的是诗人黄万里的人格魅力，他的啸与泪及携太太白头偕老而“容伫望，鹊桥来路，一刻有空闲，便思量千度”的缠绵深情。集中另有一首题为：“送万里火葬，代内作，甲寅腊月。”读题时甚为惊讶，及至见到小跋才恍然大悟。1974年冬至，黄万里63岁，时客三门峡，当是一边劳动改造一边调查研究时。想不到“甲寅冬至妻、子异地同日梦我遇祸，同日来信”，黄万里“因念陶渊明有自挽之诗”，一时兴起便代妻子作此诗，调寄兰陵王，“人生如寄如戏，聊以哭泣博嬉笑云耳。”其中有：“送卿去，卿去我归何处？”“卿去，谁最苦？念庭犬丧家、梁燕无主，归来触物增凄楚……痴孙犹问卿何顾？倚户斜阳暮。卿去，尚还否？叹繁华尘世，留似朝露……”

每一次去黄宅采访，黄太太都会沏好香茶，得知我曾在巴黎流寓三载后，便又加上一杯咖啡及小点心，我叫她“师母”，她耳背有时听得见有时听不见。她总是轻轻的走进客厅，给黄万里先生准备好药片，有好几种药，并端水看他服下，然后轻轻离去。黄万里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她的背影，有阳光从窗户里洒在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满足。

一个没有成功也没有倒下的男人身后，总有一个女人站着，信夫？因而，无望的等待有时是属于两个人的。

笔者最后一次采访黄万里是2001年3月12日上午。

先生要我坐右边的沙发，说“右手是上座”，我坚辞。他不允，“客为上”。沉重地说完自己的生平，他长叹一声：“梦也会老啊！”

但，那梦还在。

黄万里还是说黄河，黄河河道有没有相对稳定的时候？有，以《水经》和《水经注》的记载判断，魏晋南北朝的河道相对稳定。为什么西汉时期黄河多次改道，而在东汉以后至魏晋南北朝下延隋唐，黄河能有难得的长期安流，史籍上甚至出现了千年无患论？黄万里认为，此一历史时期的黄河现象发人深思。

何来安流？功归其谁？先生介绍说，从古到今影响最大的一种意见认为，应归功于王景治河有方。王景治河成功的关键在于“十里立一水门”，明代徐有贞、清代魏源、刘鹗、近人李仪祉、西人李约瑟均持此见。

王景，字仲通，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夏天，王景和王吴共同主持治河，“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以数十万之众修黄河大堤千余里，还整治了汴渠渠道，新建了汴渠闸门，同时“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砒碛、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后汉书·王景传》）。全部工程到次年4月结束，治河工程约一年。由于史料缺失，对王景“十里立一水门”之说有各种解释，总的来说一年之内把黄河下游一千里长堤的遥、缕四道土堤和许多水门都修造完成，是过于理想化了。谭其骧先生则认为，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后，北方大批游牧民族南下，汉民族势力逐步后退，“以农为本的汉族人口的急剧衰退和以畜牧为生的羌胡人口的迅速增长，反映在土地利用上，当然是耕地的相应减缩，牧场的相应扩展。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情况的这一改变，结果就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大为减少。”因而，谭其骧先生认为此乃“东汉一代”和“魏晋十六国”时，“黄河之所以能够安流无事的真正原因所在”（《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黄万里认为王景治河功不可没，斯时河道的入海距离短，比降陡，河水流速与输沙能力大。加之河南岸有泰山余脉阻挡，北面则是溢高之后的秦汉故道，河水流经处较为低洼，使下游河道相对稳定。而东汉以降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下游可以分流、泄水、削减洪峰的分支仍有汴水、济水、濮水、漯水等不少分支，及水泽湖泊与旧的河道。它们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分流、排沙。可是，论家涉及较少的社会原因，其实更值得后人从中钩沉细末，看看能不能发微知著？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下游刀兵不断长期战乱，当时社会动荡不宁，政权频繁更叠，人口大量死亡。可以推想的是当洪水来临，在若干区段内呈现的是任其自由泛滥的状态，黄河泥沙不是仅仅淤积在河槽里，而是流淤在更广泛的地区，因而延缓了河床的抬升。元人余阙曾论及东汉以后的河道：“河至德、棣，支分为八，河北已绝之渎，淫潦时尽归沮洳，同趋入海。”（《河渠纪闻》）清人康基田追溯魏晋寻人问沙时也说：“平原以北，大河故道犹存，地区洼下，皆沮洳之区。至大水之年，经流虽归千乘，而溢出之水散漫于冀、定数州。”

这就是黄河在历史上曾经安流的近1000年间，主要因为社会原因在无为而治时，很有可能出现过的分流排沙，漫溢安澜。

“哪有比历史这位先生更高明的呢？”黄万里说。

“50年来，我们的水利思路始终不变：筑高坝、修大库，劳民伤财的教训从不记取，黄河无罪，罪过在人！”先生接着又是一声长叹：“我老了，愿后来者思之！慎之！行之！”有最新消息说，“黄河全流域符合一、二类水质标准的河段仅有8%，属于三、四、五类水质标准的高达91%，整个黄河流域的污水处理率仅为8%。”（《南方周末》2002）

我们到底富了还是穷了？我们到底要钱还是要命？黄河啊！母亲河！

什么样的慨叹能留得住时光之箭？

什么样的人生可以不用成功和失败来衡量？

想起了罗素的自白：“三种简单但又极为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不堪忍受的悲哀。”

从黄万里先生的寓所回到我的通州农舍，黄河与老去的梦以及江河大坝，大坝的中国交织在思绪中，一时无从下笔，只是反反复复地在灯下寻找着一个步履蹒跚的背影，黄河万里独行客……

本文几易其稿，难以作结，临近脱稿时又去了外地，骤然得悉黄万里先生已经仙逝，星空下怅然北望，一个智慧而又痛苦的灵魂，今在何方？

2002年4月定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