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暂时的退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和求生手段，待时机成熟，成功条件已具备，便可由退转进，由守转攻，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屈伸之术、快乐之道。为此，我们提醒人们，在人生大道的某一个点上，只有有失，方能有得。

一位外国学者说过：“会快乐的人，并不一味地争强好胜，必要的时候，宁肯后退一步，放弃一些力所不及的东西。”乐观地看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是一种做人的本色。

陶渊明第一次入仕，当了一个州的祭酒，可是他受不了官场的束缚，没几天就自动离职回家了，州里招募他做主簿，他也不去。他只是亲自耕种供给自家生活。

第二次，他做了彭泽县令，他吩咐属下在官府的田里全都种上秫稻，可是妻子却坚持种粳稻，于是他就一半种秫稻，一半种粳稻。郡守派督邮到彭泽县来，县中小吏告诉他应当整冠束带，衣帽整齐地去拜见。陶渊明长叹一声说：“我不能为五斗米的薪俸弯腰拜迎乡里小人。”当即他解下印绶离职而去。

陶渊明淡泊名利的心性，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度早已传为佳话，虽有人生的无奈和悲哀，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情趣却是自然恬淡。这是很多事业有成之人所缺少的。

人要懂得克制处处得利之心，懂得放弃一些东西。因为有所弃，必有所获。

常州人张史和孟州人何仁可少年时在同一个学堂读书，并且经常在一起研究经书。后来张史先做了官，但他总是比不上何仁可的名誉好，心里就开始嫉妒何仁可的才能，和别人谈话时，总是不说何仁可的好话。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何仁可听说到这事，想出了一个应对的办法。

张史有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召集门生，讲解经书，一到这个时候，何仁可就要自己的门生到他那里去非常虔诚地请教疑难问题，并且一心一意、认认真真地做笔记。一来二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张史明白了，这是何仁可在有意地推崇自己，为此心中十分惭愧。后来，在与同僚的交往中，再也听不到他贬低何仁可的声音，而是不断地赞扬何仁可的人品和作为。

何仁可的这种无为化有为的做法，明代时的王阳明也用过，正是这种无为才使他免去了杀身之祸。

明朝正德年间，朱宸濠起兵反抗朝廷。朝廷派王阳明率兵去征讨，由于他出色的指挥，一举擒获朱宸濠，立下了大功。

当时的总督江彬十分嫉妒王阳明的功绩，认为他夺走了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广布流言说：“最初王阳明和朱宸濠是同党，后来听说朝廷派兵征讨，才抓住朱宸濠为自己解脱。”想以此嫁祸于王阳明，并除掉他，把这个功劳夺为己有。

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和好友张永不得不对这一不白之冤讨论对策：“如果退让一步，把擒拿朱宸濠的功劳让给江彬，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假如坚持下去，不做妥协，那江彬等人就要狗急跳墙，做出伤天害理的勾当。”为此，他将朱宸濠交给张永，使之重新报告皇帝：“朱宸濠捉住了，是总督大人的功劳。”就这样，堵住了江彬的嘴，使其不再乱说话。随后，王阳明就以病体缠身为由，回家休养去了。

张永回到朝廷后，大力称颂王阳明的忠诚和让功避祸的高尚事迹。正德皇帝明白了事情的起始犹末后，就重新给予了王阳明应得的封赏。

若干年前，鲁国的大臣公仪休，是一个嗜鱼如命的人。他升任宰相以后，鲁国各地有许多人争着给公仪休送鱼。可是，公仪休却命令管事人员不准接受。

他的弟弟看到这么多从四面八方精选来的活鱼都被退了回去，很是不解，就问他：“兄长最喜欢吃鱼，现在却一条也不接受，为何？”

“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才不接受这些人送的鱼。”公仪休很严肃地对弟弟说，“你以为这些人是喜欢我、爱护我吗？不是。他们喜欢的是我手中的权力，希望我运用权力去偏袒他们、压制别人，为他们办事。吃了人家的鱼，必然要给送鱼的人办事，执法必然有不公正的地方，不公正的事做多了，天长日久哪能瞒得住人？宰相的官位就会被人撤掉。到那时，不管我多想吃鱼，他们也不会给我送来了，我也没有薪俸买鱼了。现在不接受他们的鱼，公公正正地办事，才能长远地吃鱼。靠人不如靠己呀。”

有一次，一个不知名的人偷偷往他家中送了一些鱼，他无法退回，就把鱼挂到家门口，直到几天后鱼变得臭不可闻才把它们扔掉，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给他送鱼了。

生活中充满了种种诱惑，在诱惑面前我们也应当把握住自己的欲望，适当放弃，对不应得到的不存非分之想，才是明智的作为。

一个人能够约束自己的得利之心，懂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即使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仍能自律，在人生道路上就能把握好自己的命运，不会为得失越轨翻车。

低调做人，把握现实给予的机遇，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才会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