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爱到开心”

谈爱育：education是“爱到开心”

都是考试惹的祸

2003年6月20号，在电视中看到一个惊人的新闻——

贵州一对双胞胎姊妹，因为高中入学考试没考好，竟然联手用“毒鼠强”毒死了父母，然后拿着父母的钱到处玩，被抓之后还说她们经历了从来没有的自由。

接着，我回到台北，打开报纸，又看到一则惊心的报道——

台北县板桥一名初小四年级的女生，可能因为学业压力过大，出现了圆秃的症状。所幸同一版，还有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一个女生数学考试每次都在零分到二十分之间，总是要补考；参加大学联考落榜，数学更惨，只得了四分。由于学业压力太大，导致她重度焦虑，每天不断擦鼻涕，一天能用掉一盒面纸，还不自觉地把头发拔成圆形秃。可是“剧情”急转直下，那位叫傅仪琳的女生后来自己申请到美国的学校，到美国之后，发现大学的数学程度跟中国台湾初中的差不多，她的数学居然拿“A”。接着一路念上去，不但得到加州大学的企管硕士，现在更拿到英国皇后大学的心理学博士。

又过了几天，我在台北请两个过去跟我习画的学生吃饭。一个是中国台湾有名的影评人，初中成绩不怎么样，但是五专毕业到美国修电影，以优异的成绩拿到硕士，而今已成为金马奖的评委和名剧作家；另一个是初中时因为重度忧郁，由老师带到我办公室，请我辅导的学生，虽然她在初中时成绩很不好，但是因为后来参加国际学生交换，到美国读高中，七年下来，不但健康快乐，而且成绩优异，申请到奖学金，马上要进研究所了。

再过几天，碰上初中基本学力测验。考试才完，就听不少家长抱怨学测题目太简单，简单得使他资优的孩子考得很惨。

“因为他不相信会那么简单，心想题目里一定有埋伏，想得太多，到后来反而弄错了。”好几个家长都怨这种题目考不出程度。

妙的是，这让我想起离美前，女儿说她数学期末考试，有一题老师没教过，但是去校外补习的同学都会。老师说因为没教，所以不算分。那些会的同学抗议不公平。老师居然回答：“如果我算分，变成鼓励你们去补习，才是真的不公平。”

初中学测的题目其实出得很活。看得出主试者希望让学生读活书、不要死背，进而用这“活的题目”逼学校老师把死板的教学方法改掉。

只是，如同那些向我诉苦的学生家长，当他们发现老师教得浅，会不会抱怨呢？当他们发现老师给的功课，孩子们三下两下就做完了，他们会不会不安，会不会怀疑老师偷懒呢？

还有，学校出题的老师，如果出得太简单，不能把别的老师比下去，甚至让别班都被考倒，会不会显得太“逊”？

宁严勿松，宁深勿浅！于是补习班十年增长六倍，老师与家长上下其手，一起修理孩子。孩子们被修理得早上顶着星星月亮出门，晚上顶着月亮星星回家。因为压力太大，头痛、肚子痛，总是起口疮，拔秃自己的头发，甚至从楼上一跃而下……

请问，这是谁害的？恐怕不止是教育政策害的，也是家长和学校老师害的吧！

在《做个快乐的读书人》里，我举过一个例子——

高中时代，有一天我去台北的新南阳戏院看电影，大概因为被挡到一点点，前面有人把书垫在屁股下，坐在折的地方；中后方的人更进一步，坐在椅背上。至于我，则跟后面的人一样，站到了椅子的扶手上。

今天的教育不正是如此吗？家长只因为别人孩子补，我家孩子就不能不补；老师又因为多半的孩子都先补了，于是教的时候“随便带过”。结果恶性循环——穷死家长，累死孩子，挤死补习班。

而那一切问题不都是由“戏院里有人把书垫在屁股底下”开始的吗？如果主试者都能像我女儿的老师，只要超出范围，就算大多数学生都上补习班，都会，也不给分；如果主试者总是出灵活而实用的题目，当人们发现“补”和“死背”并没什么大好处，不是就都能安安静静“坐下来”，享受一场好戏了吗？

真正要紧的是，只有这样，学子们得到学习的乐趣，因为好学、好奇、好强，主动学习，那学到的东西才能“入于心”，学生的潜能、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才能得到发挥。

记得我儿子多年前曾对我说，中文真奇怪，为什么“玩球”（play ball）要说“打球”？为什么“玩钢琴”（play piano）要说“弹琴”？他一直都在打、在弹，直到高二才领悟到：打球的目的不应该是赢别人，弹琴的目的不是跟钢琴对抗。玩！让自己快乐才重要！

可不是吗？我们为什么总逼孩子“苦读”，而不是他们自己逼自己“乐读”？

Education是“爱到开心”啊！

让孩子做个快乐的读书人

我绝不能说自己的教育方法最好，只能说我用的是不逼孩子、让孩子自己发挥潜能的“爱的教育”。希望读者在字里行间看到的不只是我与女儿之间的小故事，更能见到我在那些“事件”背后希望表达的东西。

从四年前《做个快乐的读书人》、两年前《小姐小姐别生气》，到这本书，我都暗自有个目的，就是将美国教育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呈现出来。正因此，在这本书里，我提到女儿学校毕业旅行的规定，希望大家看看其实美国的教育非但不放任，有时还来得更严格，因为只有在大家守法的条件下，才能谈自由。我也在书中再三提到，自由是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当孩子要求自由自主的时候，更应该对家庭和社会负起责任。

我更强调的是，家庭和学校是延伸向社会的，所以既然年轻人到社会上，别人不会为他读书睡觉而关上电视，为考虑他有应酬而不交代事情，他就该学会早早适应在喧闹的环境中读书、在应酬之间工作，甚至在同一时间办好几件事。

我是很宠孩子的人，正因为宠，所以我不会为她读书而关上电视，不会怕有危险而不准她去爬山，更不会怕她受苦而阻止她去“魔鬼夏令营”。

当有一天，她大了，要离开我，我会心疼，但不会心不安，因为我已经早早就把外面世界的门打开，让她看到好的，也见到坏的。

这本书脱稿时，正近八月八号父亲节。女儿从美国打电话给我，说她得到布什总统的奖状（in Recognition of Outstanding Academic Excellence）。我高兴极了，但是除了祝贺她、赞美她，又笑说：“别太得意呦！要知道，如果拿我们的初三数学题给你做，只怕你会不及格。”

父亲节，台北诚品书店的《诚品好读》编辑要我写封父亲节给儿子的信。我写了，信不长，但是颇能说出我对孩子整个成长所抱的态度，把它附在这儿，作为本书的结尾——

亲爱的儿子：

当你小的时候，我跟你打球从不让你，因为我希望你比我更强壮；当你上高中的时候，我要你去远在曼哈顿的史蒂文森就读，因为我希望你独立；当你进哈佛的时候，我要你自己选择科系，因为希望你决定自己的未来；当你拿到硕士时，我任你休学一年跑去阿拉斯加，因为我希望你自由。而今，你做什么我都支持，因为我希望你快乐。你快乐，我就快乐！

强壮！独立！自由！快乐！

普天下哪个父母不这么希望？

（本文选自刘墉《靠自己去成功》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