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密码，性格是做人的决定因素

九、完美密码，性格是做人的决定因素

“水”性格是最好的性格

一个人的最大优点就是性格好，因为，这才是赢得人心的法宝，若无这个法宝，要想取得任何成功，都十分困难。那么，怎样的性格才是最好的性格呢？最好的性格就是像水一样的性格。

具有这一性格特征之人，表面似乎柔弱，内心其实刚毅坚韧。特别在待人处世上一定极其和蔼可亲，最重要的是，有水一样性格的人表面看上去总是那样平淡，毫无个性可言，其实灵巧无比，足智善变。这类性格的人常常因此能够包容万象，变化万端，能够依据他要打交道的人的不同性格而不断变化。哪怕与再难接触的人共事也会游刃有余，因此，也最容易赢得他人的器重与喜爱，由此拥有丰富的人脉关系网，为自己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刘邦的性格就是这样一种讨人喜欢的性格，他豁达而又不失细密，能容人更能用人，由此，他始终是一个能够趋福避祸的幸运之人，一个熟知人性的高手，也由此建立起广博的人脉关系，吸引了众多优秀的谋士猛将，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刘邦最大的过人之处便是善于用人。但是，大家肯定要问，张良、萧何、韩信这样的人杰为何甘愿被刘邦所驱使呢？到底刘邦有什么样的能耐可以让他们俯首听令呢？

关键在于，刘邦拥有水一样的性格，这般性格使得他在面对不同的人和事之时总能表现出最为恰当的姿态，采取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如：招纳人才之时他胸襟博大似海；当属下相劝之时，他能从善如流，尽显其性格似水的明达聪慧。正因为他有水一样善变的性格特征，因此，张良愿为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萧何愿为其镇后方，安抚百姓，供军饷；韩信则愿为其统兵百万，战必胜，攻必取……如此这般，刘邦才得以得天下。

韩信原本投奔项羽，但项羽不重用他，于是投奔刘邦，但开始刘邦也只让他当了个小官。

韩信多次与萧何商讨大事，萧何认为他才能出众。楚汉争霸初期，汉王到了南郑，拜萧何为丞相，曹参、樊哙、周勃等为将军，养精蓄锐，准备再与项羽争天下。但他手下的兵士们却都想回老家，差不多每天都有人逃走，汉王急得连饭也吃不下。韩信认为萧何已经多次向汉王推荐自己，汉王不重用自己，也跟着逃跑了。萧何听说韩信也逃跑了，来不及把这一消息报告给汉王，就赶去找他。

有人报告汉王说：“丞相萧何逃掉了。”汉王很着急，真像突然被人斩掉了左右手一样。

到了第三天早晨，萧何才回来。汉王见到他，又气又高兴，责问萧何说：“你怎么也逃走？”

萧何说：“我怎么会逃走呢？我是去追逃走之人呢。”

汉王说：“你所追的人是谁？”

萧何说：“是韩信。”

汉王又骂道：“我部下的众将逃跑的有几十个人，你一个也没有追，现在说去追赶韩信，这是说谎。”

萧何说：“像其他将领那样的人才，很容易得到。但像韩信这样的人才，天下的人才没有哪个比得上他的。大王如果想永久地在汉中称王，可能用不到韩信；如果想争夺天下，则除了韩信就没有可以跟他商量大事之人，这就看大王的决策了。”

汉王说：“我当然要回东边去。哪能总待在这儿呢？”

萧何说：“大王一定要争天下，那就赶快重用韩信；若不重用他，韩信早晚还是要走的。”

汉王说：“好吧，我就顺从你的意思，让他做个将军。”

萧何说：“叫他做将军依旧留不住他。”

汉王说：“那就拜他为大将吧！”

萧何十分高兴地说：“还是大王英明。”

因此，汉王就要召来韩信拜他为大将。萧何说：“大王一向对人才轻慢无礼，现在要拜大将却好像呼叫一个小孩一般，这正是韩信想离去的原因啊。大王既然决定要拜他为大将，就应该选一个好日子，您自己要斋戒，开设坛场，准备好各种礼仪，方可举行仪式。”

众将领听到要拜大将的消息都十分高兴，人人都自以为能被拜为大将。可是，等到拜大将的时候，才发现被拜为大将的是韩信，全军上下都非常吃惊。

韩信拜将后，刘邦并没有就此完全相信他，马上便问韩信有什么定国安邦的良策。

韩信回答说：“同您东西而争天下的相信不是项羽吗？大王自己权衡一下，论兵力的英勇、强悍、精良，您同项羽比谁高谁下？”

刘邦沉默良久，回答说：“我还不如项王。”

韩信再拜，赞同地讲道：“不仅大王，就连我也觉得你不如项王。但是，我曾经侍奉过项王，就请让我谈谈项王的为人。项王一声怒喝，惊吓千人。可是，他不能放手任用贤将，这只是匹夫之勇。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语言温和，人有疾病之时，同情落泪，会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但是，等到部下有功应当封爵时，他却不授予人家，是妇人之仁。项王即使独霸天下而使诸侯称臣，可是却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再次违背与义帝的约定，把自己的亲信和偏爱的人封为王，令诸侯愤愤不平。诸侯见项王驱逐义帝于江南，也都回去驱逐他们原来的君王而自立为王。凡是项羽军队所经之地，无不遭蹂躏残害，因此，天下人怨恨他，百姓只是在他的淫威之下勉强屈服。他名义上虽为天下的领袖，实际上已失去民心，所以，他的强大会很快变得衰弱的！现在大王如能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武勇之人，不怕敌人不被诛灭！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功臣，他们肯定臣服！率领英勇的士兵，何愁敌人不被打散！而且三秦的封王章邯、董翳、司马欣本是秦将，率领秦国弟子已有数年，战死和逃亡的人不计其数，又骗他们的部下和将领投降了项羽。到新安，项羽用欺诈的手段坑杀了秦降卒二十余万人，唯独章邯、董翳、司马欣得以逃脱，秦人对这三人恨之入骨。现在，项羽以武力强封这三人为王，所以，秦国百姓都想拥戴你在关中为王。依据当初诸侯的约定，大王应当在关中称王，关中的百姓都明白。可大王失掉应有的封爵而被安排在汉中做王，秦地百姓无不怨恨项王。现在，大王起兵向东，攻三秦的属地，只需发号即可。”

刘邦听后，诚恳地对韩信说，“寡人对你真是相见恨晚啊！”韩信被刘邦任命为大将军以后，不久就表现出自己的军事天才，借用刘邦的话来讲，那就是“连百万之军，战必胜，功必取”。

韩信虽然对刘邦和项羽的性格，做了仔细的分析，但因他自己性格的懦弱，最终被刘邦害了他的命。而之后刘邦封韩信为齐王的故事，更能说明刘邦有水一般的性格，灵活善变。

喜欢下象棋的人可能都明白，象棋是由楚汉之争发展而来，但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过，双方的主帅为什么一个叫“帅”一个叫“将”？仔细想来，二者是不一样的，“帅”可以掌控全局，但“将”只是行军用兵。刘邦是帅，善于用人，项羽则是将，善于用兵。刘邦善于攻心，项羽则善于攻城。刘邦既有出众的军事才华与政治智慧，又有很好的性格，所以，他得到了有出众的军事才华和政治智慧的人的支持，最后称霸也在情理之中。

中庸豁达引人敬爱

中庸，乃是圣人孔子所极力推崇的“至德”。中庸之道，是中华民族累积凝成的民族智慧。

但是，时下许多人所理解的中庸，却成了做事没有原则、和稀泥、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代称，似乎奉行中庸之道的人都是些无所作为、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这实际是对中庸含义的严重误解。

真正的“中庸之道”，讲的是要把握好一个度，体现的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智慧。什么事都有一个限度，若超越了限度就不好了，即使是好事也会因此而变成坏事。事情过犹不及。“怯懦”是“不及”，“张狂”是“过”，但“勇敢”则是“中庸”；“吝啬”是“不及”，“奢侈”是“过”，而“慷慨”就是“中庸”；“自卑”是“不及”，“自负”是过，而“自信”就是“中庸”。敢问，这样的中庸，又有何不好呢？

中庸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最为推崇的哲学思想，拥有这样性格特征之人，往往目光十分远大，胸藏韬略，时刻以大局为重。得势时不会飞扬跋扈，欺上瞒下，有权力之时不会超权越界，乱生事端。对于这样的人，人们会很敬重他。

曾国藩就是中庸豁达性格的典型，但是，这种性格并不是他与生俱来的，而是慢慢锤炼出来的。曾国藩的处世之道，事实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他处世之时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主旨，但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的：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则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就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大体上展现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思想修养倾向。

曾国藩锤炼自身性格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写日记，每天记日记，对自己一天的言行进行反省，对自己在修身方面进行检讨。从下面的两则日记中，可以看出：

“小珊原来与我有仇怨，细细想来都是我的不对。如果我平常以忠信待人，怎会有现在的情况？若我平常就能以礼敬人，怎会让人说我的不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三大过错，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这是第一点；现在因为一语不合，就愤恨无礼，这是第二；说了龃龉之语，别人不怒我反而悍然不近人情，这是第三。恶言不能说出口，忿言不反于身，这样的道理我都不能明白，还讲什么别的？”

“至海秋家赴饮，听到别人得了一笔额外的好处，我很羡慕。昨夜，梦人得利，自己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

此外，曾国藩还在日记中写到，自己水烟抽得很厉害，有“水烟枪”之称，下围棋的瘾也过大。为了治学和修身养性的需要，他下决心要戒掉水烟。他本要戒棋的，但有感于围棋也有养性娱情的功效，只要把握得好，仍旧有益的。他把自己的日记名为《过隙集》，必须字字写正楷。最为可贵的是，从31岁所开始的修身习惯，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在此后的三十年之中，即使身为军事统帅，每天在杀戮声中度过，他依旧坚持每日三省吾身。所以，修身是曾国藩事业成功的关键。

曾国藩进士出身，先任礼部侍郎管文教，后来任刑部侍郎管司法，从不掌兵。咸丰三年，太平军解放南京城，曾国藩跑回湖南去办团练，募湘军，从战争中学习经验，吃一堑，长一智，败不馁，胜不骄，一路取胜。

同治元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面全是“曾”字帅旗。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他却丝毫没有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谨慎。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谆谆告诫道：

我们家目前正处在鼎盛时期，我本人身居将相之位，沅弟（曾国荃）所统领的人马有五万，季弟（曾国葆）所统领的人马有六千，近世像这种情况的曾有几家？沅弟近半年以来，七次拜受君恩，近世像弟弟这样的人有几个？太阳上升到最高点以后就会向西偏，我们家现在也是最高最满的时候了。管子说，斗斛太满则人概之，人太满则天概之。我认为天概人是无形的，仍然要假手于人来概。霍光家族太盈满，魏相来平灭他，汉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太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国君主也来平灭他。等到别人已经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太迟了。我们家正处在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待天来平，人来概，我与诸位弟弟应当先设法自己来概。自概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想也不外乎“清（廉）、谨（慎、谦）、勤（劳）”三字罢了。沅弟过去在金钱的取舍方面不太斟酌，朋友们的讥议指责，其根源实际上都在这里。去年冬天买犁头嘴、粟子山，我也很不以为然。今后应该不乱拿一分钱，不寄钱回家，不多馈赠亲友，这乃是“廉”字功夫。内在的谦虚是看不见的，而其外在的表现主要有：脸色、言语、信函、仆从属员，以后该在这四个方面下大力气，痛加纠治，这是“谦”字功夫。每天临睡之前，默默地计算本日劳心的事情有几件，劳力的事情有几件，就会觉得为国家所做的事情还不多，应当更加竭诚地为国效劳，这就是“劳”字功夫。

同治元年二月，知悉弟弟曾国荃与同事关系十分紧张，曾国藩马上写信批评他只见对方脸色凌厉，却看不见自己的脸色一样凌厉，列举出他的来信“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并指出他的随员与仆从在外面“颇有气焰”，而他本人做何面目则不言而喻。三月后又去函，指责曾国荃不太廉，指往年刮钱买田地一事，警告他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持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不到一个月再次写信过去，专谈听取批评之事，他说道，即使批评的不是事实，态度也得“抑然”，不得“悍然”，并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八个字。

曾国藩常诵的格言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因为月盈方亏，日中则昃，鲜花完全开放了，就是凋落的征兆。所以，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也不可使尽。他言“平日最信奉的是‘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此外，他“常存冰渊惴惴之心”，处处谨慎小心。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说道：“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此外，他始终认为：“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指出：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唯有这般才能获得长久。这就是曾国藩中庸性格的精华，也许正是因为他的性格才使现在人们依旧崇拜他。今天我们大讲要学会推销自己，相信曾国藩做人处世的中庸性格，对我们大有启发。

曾国藩以宋明理学为指导思想，“群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文正公家训》）。在处理与清朝皇室的关系时，就是要忠于朝廷、忠于皇帝。他在道光年间官运亨通，对道光皇帝是十分感激的。他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咸丰元年（1851)五月十四日，又在家信中表示：“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顾家之私。”同时，他明白“伴君如伴虎”，“晓得上岸”。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的败局已定，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不可太露。”

与同僚相处，曾国藩也体现出了其中庸豁达的性格。据说，有一次曾国藩去看望左宗棠，只见左宗棠正在给如夫人洗脚，曾国藩便随意说出：“替如夫人洗脚。”心高气傲的左宗棠立即反唇相讥：“赐同进士出身。”赐同进士是曾一生的心结！左正好触到了他的痛处，但曾国藩却并不理会。

尽管如此，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应诏复出之时，考虑左宗棠才气横绝，此世难求，后来路过长沙时专门登门拜访左宗棠。

中庸的精义，似乎不出《论语》的一句话，即“过犹不及”，就是讲，万事都不要过分，若做得过头了，那还不如不去做。中庸豁达的性格，是一种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性格，具备这种性格的人往往能厚积薄发，以大气雍容的气度来吸引追随者拥有起广博的人脉资源，从而有利于事业的成功。

精明谨慎，一生不误

谨慎性格的人是天生的辅佐之才、守成之才。他们思想成熟，小心谨慎，事无巨细全在眼底。假使以事相托，是不会出大问题。

性格谨慎的人常常有不错的人缘，因为他们思虑周详，因此，人们往往可以把事情放心地托付给他们，同时，他们也总会通过不错的结果来获得更多的信任。但对于领导者来说，这样的部下往往缺乏拼搏与冒险的勇气，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性格谨慎的人很难获得开拓型领导的看重。

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便是一个性格十分谨慎的人。长孙皇后祖先是北魏拓跋氏，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长孙晟，隋时官至右骁卫将军。她从小喜欢读书，通达礼仪，十三岁时就嫁给李世民为妻。唐朝建立之后，她被册封为秦王妃。当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嫌隙日益加深时，她对唐高祖尽心侍奉，对后宫嫔妃也殷勤恭顺，极力争取他们对李世民的同情，努力消除他们对秦王的误会。“玄武门之变”前夕，她又对秦府幕僚十分关切，左右将士无不为之感动。李世民升储登基以后，她被立为皇后。

长孙皇后生性十分节俭，她所使用的一切物品，都以够用为限，十分节约。唐太宗也因此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以及赏罚细节，但长孙皇后却非常郑重地说：“牝鸡司晨，终非正道，我是妇道人家，怎么能随意谈论国家大事呢？”太宗不听劝，还是对她说得滔滔不绝。但是，她始终却沉默不语。唐太宗坚持要听她的看法，她最后才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个人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他妾就不了解了。”其谨慎细致略见一斑。

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和唐太宗是布衣之交，又在唐朝建立前后和玄武门之变中建功立业，由此，太宗把他视为知己，打算任命他为宰相，执掌朝政。皇后听说后，就向太宗说：“妾既被立为皇后，尊贵已极，我实在不想让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朝的吕后、霍光之家，可为前车之鉴。所以，我请您千万不要把兄长任为宰相。”在长孙皇后的再三劝阻下，唐太宗只好给长孙无忌加开府仪同三司这样的头衔。

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自幼便被封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日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是如此。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嘀咕，说：“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一应器物都很寒酸。”因此屡次要求增加费用。可是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去网开一面，她说：“身为储君，来日方长，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她的公正与明智令宫中各类人物都敬佩，都愿意听从她的安排。

贞观八年（634），长孙皇后与唐太宗一起去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县）避暑时，身染疾病，越来越严重，服用了许多药物，但病情却并没缓解。这时，在身边服侍的太子李承乾就向母亲提请用赦免囚徒和度人入道等方法，乞求保佑，但遭到皇后的坚决拒绝。她说：“大赦是国家的大事，佛、道二教也自有教规。如果可以随便就赦免囚徒和度人入道，就必定会有损于国家的政体，而且也是你父皇所不愿意的。我岂能以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太子听后，便不敢向太宗奏告，只是把他母亲的话告诉了房玄龄，房玄龄又转告给了太宗。太宗听后，十分感动。

贞观十年（636)六月，长孙皇后弥留之际，与唐太宗最后告别。她用尽气力对太宗讲：“我的家族并无什么大的功勋、德行，只是有缘与皇上结为姻亲，才身价百倍。若想永久保持这个家族的名誉、声望，我希望陛下今后不要让我的任何一个亲属担任朝廷要职，这是我对陛下最大的期望。我活着的时候对国家并没有些许功绩，所以，死后也千万莫厚葬，仅依山而葬，不起坟墓，不用棺椁，所需器物，都用木、瓦制作，俭薄送终。若能这样，就是陛下对我的最大纪念。”说完不久，就死在了后宫立政殿。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

长孙皇后曾整理古代妇女的生平，编辑成十卷书，名曰《女则》，自己亲自为之作序。又著论驳斥汉明德马皇后，认为她不能抑退外戚，令其当朝贵盛，乃戒其龙马车水，认为这是取祸的原因。她还告诫宫中的人员说：“这书是我自己的规范守则，我的妇人著述不值得声张，不想让皇帝看见，请保密。”她死之后，宫人终于把这事汇报给了唐太宗。唐太宗看了全书之后倍增悲恸，将书给近臣看后说：“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我难道是不能依据天命而无法割断爱情吗！因为她总是很善于规谏我，使我少犯错误，如今再也听不到她的良言了，我从此以后失去了一个良佐，令人哀痛啊！”

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即使身为皇帝的妻子也是如此，长孙皇后一生十分谨慎，因此，赢得了唐太宗莫大的尊重与敬意，也保全了自己家族。

谨慎的性格是一种非常适合人际交往的性格，若拥有这种性格的人往往思虑周全，总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由此，往往不会得罪激怒别人，而且还懂得从小的细节来关照别人，讨得别人的喜欢，从而有不错的人际关系。

但是，性格谨慎者虽足以保全自己不误入歧途，可自己却很难有大的建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于诸葛亮六出祁山不能成功，人们历来是同情的。然而，从性格和命运的角度来看，诸葛亮谨慎性格确实使他失去了那唯一一次成功的机会。因此，诸葛亮出师未捷的悲剧实际上是性格造就的不幸。

固执狭隘惹人厌

狭隘性格的人偏执并且执拗，主要表现在心胸、气量、见识等许多方面。狭隘性格之人，时常心胸狭窄，见识短浅，而且十分固执。他们在自己性格所能掌控的范围内，会游刃有余，但一旦超越了这一范围，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的许多做法都会引起别人的反感，甚或会让别人心生恨意，所以，他们最终的下场是不好的。这就是“志大量小，后事难料”。

性格狭隘的人往往不会讨人喜欢，他们的自命清高、固执己见不但让人难以亲近，更会或多或少得罪身边的人，从而为自己在人际关系中埋下雷区，历史上的孔融就是这样的人。

说起孔融，大家很熟悉。《三字经》：“融四岁，能让梨。”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第二十代孙。孔融是与曹操同一时代之人，曾做过北海相，亦称孔北海。他好结交名士，和当时的大学士蔡邕交往密切，但是他为人恃才负气，言论常与传统相悖，渐渐地为社会不容。

孔融著述有诗、颂、议、论、策、表等个体文章25篇，诗7首。孔融在建安时期的文坛之中，有极高的地位。曹操虽杀死了孔融，但他和他的儿子曹丕对孔融的文学成就十分敬佩，赞不绝口。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将他列为“建安七子”，称赞孔融其人是“扬（雄）、班（固）之俦也”，将他与西汉文学家扬雄与东汉史学家班固相提并论；论其文“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还曾拿金帛悬赏招募有超过孔融文章之人，并整理过他的遗作。南朝梁文学理论家刘勰赞美孔融“气盛于笔”，“诗文豪气直上”。

可是，孔融自恃多读了几本书，再加上有些才气，就喜欢小聪明。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很令人厌烦的。

曹操下了禁酒令，孔融却作文反对说：“天上有酒星，地上则有酒泉”，“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若说酒能乱世，那么，纣王因色失国，现在为何只禁酒，不禁婚姻呢？曹操读后，十分生气。为了表示公开对抗曹操，孔融天天大宴宾客，有人形容曰：“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

当时正值战乱，灾荒频现，民不聊生，为了战事所需，为了百姓的生机，各地多次下达禁酒令。曹操的禁酒令一下，孔融却公然出来唱反调，这影响是很坏的。可能是考虑到孔融的名声，也可能觉得孔融不过是为了出风头，曹操没去理会。

孔融是名门之后，誉满清流。他平时文质彬彬，一派儒士风范，可是一旦性子急起来，也是不顾三七二十一。早年时候，孔融封谒拜贺外戚何进荣升大将军，因何进未及时接见，孔融十分不满，当场夺回拜谒，重重地摔在地上，因此惹得何进大怒。若不是有人劝阻，他早已没命。后来，孔融又与袁绍结怨，袁绍对他恨之入骨。孔融这人软硬不吃。有个叫左承祖的人前去见他，希望他能够依附袁、曹（当时袁、曹已经结盟）。孔融很生气，还没等人家说完就将他杀死。此外，他还因为下级少交了租赋，“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甚至擅自杀戮朝廷命官。

祢衡是孔融的朋友，学富五车，但也狂放不羁，恃才傲物。孔融向曹操推荐了祢衡。

见了面之后，曹操想故意给点颜色让祢衡看看，不让这位大学者落座。

祢衡：“唉，天地虽阔，却没有一个人才啊！”

曹操：“我手下有几十位优秀人才，都是当世英雄，怎能说没有人才呢？”

祢衡：“荀彧可使吊丧问疾，荀攸可使看坟守墓，程昱可使关门闭户，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张辽可使击鼓鸣金，许褚可使牧牛放马！”

曹操：“那么，你又有何本领呢？”

祢衡：“天文地理，无一不能；三教九流，无所不晓。往大里讲，我可以比得上尧、舜那样的明君；往小里讲，我的道德文章和孔子、颜回可有一比。我怎么能和你手下之人相比？”

曹操很生气，知道祢衡只会一点耍嘴皮子的功夫，当然不会买他的账。部下张辽想杀掉祢衡，他却制止了，任命他做荆州的使臣，说服刘表归降朝廷。后来祢衡去见刘表，毛病又犯，又激怒了刘表。刘表听说过祢衡多次辱骂曹操的事，知道曹操想用自己的手杀掉祢衡，担当“害贤”的恶名，便派他去见江夏的将军黄祖。黄祖是一个小军阀，素质较低。祢衡见了黄祖，重施故伎，把黄祖得罪了。黄祖勃然大怒，叫人把祢衡拉出去斩掉了。听说祢衡被黄祖杀掉了，曹操哈哈大笑起来：“这个腐儒自己找死。”曹操杀了祢衡，对孔融也十分怨恨，认为他举荐祢衡的目的是与自己过不去。

曹操崇尚实能，唯才是举，认为只要有才能，不论品行如何，都可以录用。他又是一位实干家，很多大小事情都是自己亲自来做（如亲自和工匠一起打造兵器），他注重实效；而孔融尚虚名，只有所谓的才气和名气，无实际。在任北海相时，对州内“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他往往只靠一张嘴，整天空谈清议，谈论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是曹操对此最看不惯的。

建安十三年的，曹操基本上平定北方。为了恢复生产力，曹操实行改革：一是屯田以积谷；二是改征兵制为士家制；三是改革赋税制度。政治方面，他采取了打击士族豪强的方针，举贤任能，使一大批出身社会下层、有才干的人进入官吏队伍。而孔融则充当了反对改革的代表人物。他联络一批士族上书，反对改革。张璠在《汉记》中批评说：“是时天下草创，曹、袁之权未分，融所建明，不识时务。”对于孔融反对改革的行为，曹操虽嫌之，但不怪罪他，所以，采取不理睬的方针。

后来，东吴孙权派使者来许昌。孔融自恃曹操顾及影响不能治罪于他，就当着吴使的面讽刺讥笑曹操，令曹操十分难堪。

孔融恃才傲物，不仅被人瞧不起而且还屡屡得罪曹操，最后被杀。208年，曹操在南征前夕，为了稳定内部，安定后方，下令将孔融处死。曹操处死孔融的事情震惊了朝野，许多人为孔融鸣不平。但是，他本身的固执狭隘、疏狂、出言无忌又目空一切，这样的下场是迟早的。

可以说，性格上的冲突是导致曹操杀孔融的最重要原因。

性格狭隘的人往往难以获得好的人缘，他们思维简单，不全面，不计后果，因此，到最后往往因为这样的性格而与知心的好友、成功的事业无缘，结局十分可悲。

严于律己，宽容他人

孟子说：君子之所以异于常人，是自我反省。即使受到他人不合理的对待，也必定先反省自己本身，自问，我是否做到了仁的境地？是否欠缺礼？否则别人为何这样？做到自我反省的结果合乎仁也合乎礼了，但对方态度不变，那么，君子又必须反省自己：我一定还有不够真诚的地方。再反省的结果是自己无错，而对方强横的态度依然如故，君子感慨道：他不过是妄诞的小人罢了。这种人和禽兽又有何差别呢？对于禽兽是根本不需要斤斤计较的。孟子的话启示我们，一个大气度的人，在与别人发生矛盾、冲突后，不仅不会同非原则性的问题喋喋不休、抓住不放，不但不计前嫌，而且关键是要能有严于责己的精神。只有具备严于责己的态度，才能真正地谦让。

大至国家的君臣，小至个人私交，出现矛盾后，如果双方都有责己的雅量，则任何矛盾都不难解决。如果只把眼睛盯着对方，只知道责备对方，不检讨自己，隔阂、怨恨就会越积越深，最终激化成矛盾。

即使过失的责任在别人身上，或者主要在别人身上，批评时也要有“见不贤而自省”的气度。既责人，又责己；先正己，后正人。古人常言：“责人者必先自责，成人者必先自我，专责己者兼可成人之善，专责人者适以长己之恶。”（清李惺《西沤外集·药言剩稿》）责己指从我做起，以实际行动和活的榜样去教育人、感化人。这样，别人才会心悦诚服，如果只责人，不责己，就会助长自己的错误。这种人自身不正，去批评教育别人，无人听之！

历史上具有人格感召力的人皆严格要求自己。诸葛亮为蜀之相国，“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但“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这是因为他“用心平而劝戒明”，以身作则。街亭之役，马谡违反诸葛亮的节度，举动失宜，使蜀军大败。诸葛亮既斩了马谡，同时反省自己“授任无方”、用人不当的过失，自贬三级。

在做到律己的同时，还要学会宽容，宽容别人不会失去什么。得到的不只是一个人，得到的会是人的心。要做到宽容，领导者首先要有宽广的心胸，要学会虚心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不要总是对一些细枝末节斤斤计较，因为领导人的一言一行都会成为属下在意的对象。

日本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以其先进管理方法，被商界奉为神明。

后藤清一原是三洋公司的副董事长，慕名松下，投奔到松下的公司，担当厂长一职。他本想大有作为，不料，由于他的失误，一场大火将工厂烧成一片废墟。他很害怕，因为不仅厂长的职务保不住，还很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他知道平时松下是不会姑息部下的过错的，常因小事发火。但这一次让后藤清一感到欣慰的是松下连问也不问，只在他的报告后批示了四个字：“好好干吧。”

松下幸之助的做法看似不可理解，这样大的事故虽然不管。其实，这正是松下的精明之举。

后藤清一的错误已经铸下，再深究也不能挽回公司的经济损失。另外，做了小错之事，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所以需要严加管教，而犯了大错误，都知错处，还用你上司去批评吗？松下的做法深深地打动了下属的心，由于这次火灾发生后，没有受到惩罚，后藤内疚，对松下更加忠心效命，并以加倍的工作来回报松下的宽容。

松下用自己的宽容，换得了后藤清一的拥戴。

糊涂上司懂得宽容之心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宽容犹如春天，成就一片阳春景象。宰相肚里能撑船，不计过失是宽容，得失不久据于心，亦是宽容。宽容之所以必要，一则因为宽容可以赢得下属的忠诚，令其更加进取；二则因为宽容可以使自己不受一时得失的影响保持对事情正确地判断；三则因为宽容可以使企业内部关系融洽。

宽以待人的上司看似糊涂、软弱，实则为自身进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是其大智之处。以宽容对待狭隘，以礼貌谦恭对待冷嘲热讽。不将心思牵于一事一物，不将一丝哀怨气恼挂在心头，这是作为一位领导者理应具备的品格。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有人常常是责人则明，责己则昏；责人则严，责己则宽。对社会上不良现象，可以评议指责，但不能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因为批评指责是针对别人的，不讲事实不讲分寸，甚至捕风捉影，信口开河。这种批评指责不仅影响真诚和谐的人际关系，还助长了清谈空议、惹是生非的不良风气。

韩愈曾作《原毁》一文，考虑当时士大夫阶层嫉贤妒能的原因。文章指出：“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这是对人对己的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别人的要求宽厚、简约；另一种对别人的要求很周详，对自己的要求则低而少。

文章认为：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是由于对人对己标准不一样。“古之君子”以舜和周公这样的圣贤为标准，认为他们能做到的，自己也须做到。因而对自己的要求就严格而周全；对别人则先看到他的优点和进步，“取其一不究其二，即图其新不究其旧”，害怕破坏为善的积极性。这样，对别人的要求自然就宽厚而简约了。“今之君子”则不然，严格要求他人“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唯恐别人有好名声。他们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低，“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不可能取得进步。这样，他们责人周、责己廉，也就不奇怪了。文章进一步揭露了“今之君子”对人严、对己宽的原因是“怠”与“忌”两个字，“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自己懒惰懈怠，却嫉妒别人进步，因此，“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谁有高尚品德，就会受到他们的诽谤打击。韩愈对世态人情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

今天，我们领会韩愈的《原毁》，仍具启迪之意。首先，对人严、对己宽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而问题的实质也是对人对己要求的标准不同。看别人的缺点多，自己全是优点；批评别人往往苛刻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看别人的现实表现；批评自己则轻描淡写，强调客观，护短护私。这与“怠”与“忌”不无关系。自己不求进步，不思进取，又害怕别人进步，获得成就和名声。应该去掉这种不健康的心理，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严格检查自己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同时以宽厚的态度对待别人。

待人处世，要包容大度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的人。凡有弥勒佛的寺庙里，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副对联。这副对联，是讲度量的，人能有这般心胸，其思想便进入了禅的高层境界。度量，是对他人长处、短处和过错的一种包容。度量大，能得人心，以成其强大，对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十分有益。

统一企业的董事长高清愿说：“待人处世，要包容大度。”这个道理人尽皆知，可也是难行的，有人就开玩笑地说：“眼睛都容不下一粒沙，更何况是他人对自己的辱骂与毁谤。”

他认为，要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要具备博大的心胸，所谓“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他举了多年前自己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很多年之前，基于道义与情义，他在台南帮忙投资了一项自己全然陌生的事业。接手时，这项事业不好做，再加上市场开放竞争，百家争鸣，前景极为暗淡。面对这个必败的局面，他们苦撑多时，连连亏损，最后在兼顾了情、理、法的情况下，决定退出。

但是，事情并不如意，这家公司部分的高级员工，以他们退出为由，来突显劳资对立的问题。这段期间，有很多不实的言论都落在高清愿董事长的身上，还有莫须有之罪名极尽诋毁之能事，对个人造成不小的伤害，很多朋友都替他抱不平。之后，这家公司几番易主，他也忘却了此事。后来，有朋友告知有一家企业负责人希望能来统一公司就通路销售一事与他商议。

进一步打听之后，才知道这家企业竟然就是当初接手的那家公司，当初诽谤他甚烈的一些员工仍位居高位，但他还是决定和这些朋友会面，并愿意协助他们进行产品的销售。不久又设宴款待这些新朋友，结果，宾主尽欢。

有些熟悉内情的朋友，皆认为没必要。但是，高董事长的想法是，在成人的世界要化敌为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他仅是顺势帮他人一下，再诚心请别人吃饭就能因此化解误会，何乐而不为呢？

高董事长说，他也是一个凡人，遇到无理或无礼的事，也会恼怒。不过，这些气常与忘性连在一起，事情过了，也就忘了，每回生气很少过夜，隔天就抛在脑后了。其实，我们皆凡人，也都有自己的脾气与原则，遇到不平之事或者遇别人恶意的毁谤，也会气愤难平。

我也曾经被落井下石、恶意伤害过，那些伤害在当时很难忘却，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能坦然面对那些落在身上的痛楚，并且学会用另一种宽容的心去面对，自己反而因此获益。与其在心中还留着怨恨，倒不如把心胸放宽，让自己有更多的包容力来面对人生，迎接未来。

当今世界，充满竞争。人与人之间有竞争，企业与企业之间也有竞争，国家间更有竞争。竞争是残酷的，而当今这个时代却供奉着适者生存的原则。谁都想胜利，这个时候，也只有充分发挥各自的学、才、识、德、体、量了。到这程度量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无论在胸襟或合作方面，都应拥有大度量，只有那样才会有机会获得成功。

选择宽容，就不要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交往之中，人和人之间难免会有一些摩擦，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勺子总会碰锅沿，脚板总要擦地皮”，但是请记住“世界之内，我们大家生活在一起”。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总是让你耿耿于怀呢？无心胸之人，是干不出什么事业、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为人宽厚，以和为贵

我们常见一些人在生活或学习中，因芝麻丁点儿小事大动肝火。但也有一些人，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襟怀坦荡，因为他们怀着“以和为贵”的处世态度。

战国时期的蔺相如，为了社稷之安，三让廉颇，终使廉颇心悦诚服。纵览古今，有所成就之人，无不襟怀坦荡，度量恢弘，抱着“以和为贵”的处世态度。反之，不仅于他人没有好处，就是于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像庞涓那样嫉贤妒能的小肚鸡肠者，最终兵败马陵道，令天下人耻笑。

处世以和为贵的人，需有广阔的胸怀。俗话说：“量小失众友，度大集群朋。”为人有宽阔的胸襟、恢弘的度量，才能赢得友谊，增进团结。也只有胸怀宽广的人才使人乐于信任亲近。而胸襟狭窄者则会嫉人之才，妒人之能。因而在他周围便会产生一种无形的排挤力，使人对其避而远之。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处世以和为贵？怎样才能造就博大的胸怀呢？

法国著名诗人雨果认为：“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时代呼唤博大的度量，呼唤宽阔的胸怀！

有多大的心胸，便能做多大事；有多大心胸，便有多大的人格魅力。

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一起生存在世间，本无大的利害冲突。“不饶人”可以把小事变成大事，这样会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需有宽容厚道的心眼。

古代南宋有一个叫沈道虔的人，家有菜园，种有萝卜。这天，沈道虔从外面回家，发现了小偷，他赶紧回避开，等那人偷够了走后他才出来。又有一次，有人拔他屋后的竹笋，沈道虔便让人去对拔竹笋的人说：“这笋留着，可以长成竹林，你不用拔它，我给你更好的。”他让人砍了大笋去送给那人，那人羞惭地没有接受。沈道虔家贫，常带着家中小孩去田里拾麦穗。偶尔遇上其他拾麦穗的人争抢，他就把自己拾到的全部给争抢的人。争抢的人非常惭愧，就不再争抢了。

曹操的曾祖父曹节素以仁厚著称乡里。一天，邻居家的猪跑丢了，而此猪与曹节家里的猪长十分相像。邻居就找到曹家，说那是他家的猪。曹节也不与他争，就将猪给了邻居。后来邻居家的猪找到了，明白错了，就把曹节家的猪送回来了，连连道歉。曹节也只笑笑，并不责怪邻居。

这两则故事里的古人，都把“别人不好处”掩藏了几分。沈道虔和曹节表面看来，不分是非，甚至显得窝囊懦弱。但实际上，却显出了他们宽大厚道的为人。偷萝卜、拔笋、争麦穗是不对的，但也是人穷家贫的无奈，何必深责？替他掩藏几分，令对方自惭。邻居错认猪，尽管有自私一面，但失猪对一般人家也毕竟是大损失，情急之下错认，能谅解。古人一心为他人着想，宁可自己吃亏，正是胸襟宽阔、与人为善的体现。

遇事能忍让，便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人心都是肉长的，你的不气，你的忍让，不仅免除了纷争，还会换来对方义举，事情会得到更圆满的解决。杨玢是宋朝尚书，年纪大了便退休居家，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他家住宅宽敞、舒适，家族人丁兴旺。有一天，他在书桌旁，正要拿起《庄子》来读，几个孩子进来，大声说：“不好了，我们家的旧宅被邻居侵占了一大半，不能饶他！”

杨玢听后，问：“不要急，慢慢说，他们家侵占了我们家的旧宅地……”“是的。”侄子们回答。

杨玢又问：“他们家的宅子大还是我们家的宅子大？”侄子们回答：“当然是我们家宅子大。”

杨玢又问：“他们占些旧宅地，有何不妥？”侄子们说：“没有什么大影响。虽无影响，但他们不讲理，就不应该放过他们！”杨玢笑了。

过了一会儿，杨玢指着窗外落叶，问他们：“那树叶长在树上时，枝条是大树的，秋天树叶枯黄了落在地上，这时树叶怎么想？”他们不明白含义。杨玢干脆说：“我这么大岁数，总会死去，你们也有老的一天，也有要死的一天，何必争那一点点宅地！”他们现在明白了杨玢讲的道理，说：“我们原本要告他们，状子都写好了。”

侄子呈上状子，他看后，拿起笔在状子上写了四句话：“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

写罢，他再次对侄子们说：“我的意思是在私利上要看透一些，遇事都要退一步，不必斤斤计较。”

北风吹袭路人，只会使人更紧地裹住衣服，而温暖的阳光，却使人愿意解开厚重的大衣。当我们要打开人们的心房时，一颗宽阔而真挚的心，是最有效的工具。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

君子是一个雅名，但做真君子却非易事，那首先是一种涵养，至少不与小人计较。如果你与小人计较，你就不配君子的名号。小人没有不斤斤计较的，君子自与此不同。若与小人计较，自己岂不等同于小人了？所以，真君子都有雅量，成大事业者犯不上与小人计较，以免阴沟里翻船，那太不值得了。

战国时，鲁平公有一天想出来接见孟子。而鲁平公的心腹臧仓在鲁平公面前说孟子的坏话：“礼义是要从贤者身上表现出来的，而孟子的丧事一个接着一个，可见他并不守礼义。您不要去见他。”平公说：“好。”便没有见。后来孟子的学生叫乐正克的来告诉孟子说：“鲁平公要来见您，他的心腹臧仓拦住了他，最终使鲁公来不成。”孟子说：“我不能见到鲁侯，这是天意。臧家的那个孩子怎么能使我不能见到鲁公呢？”

可见，孟子作为圣贤待人多么仁慈温厚。

东汉桓帝时，有一个人叫左原，陈留人，是郡学的学生，曾经因为犯法被开除了。郭林宗曾经在路上碰到他，便安排了酒席安慰他。林宗对他说：“以前颜琢聚是梁甫的大强盗，段干木是晋国的大马贩子。最后一个成了齐国的忠臣，一个成了魏国的大贤人。希望你千万不要怨恨，要多反省自己。”左原接受了林宗的话。当时，有人讽刺郭林宗不和恶人断绝交往。林宗又说：“人如果不仁义，而你又恨他过度，是要出乱子的。”果然，左原顶不住周围人的讥讽和白眼，忽然又生怨恨，结交了一批刺客，想杀掉太学里的那批人。幸好，那天林宗正好在太学里。左原感到辜负了林宗的教诲和信任，很是惭愧，就回去了。

东汉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人，有志向，好学习。先做颍川郡功曹，后来为太丘长。灵帝初年，碰上中常侍张让的父亲死了，归葬颍川。虽然一郡的人都去吊丧，但名士们一个都不去。张让感到特别羞愧，而陈寔一个人去吊了丧。后来朝廷发生了党锢之祸，大杀名士。张让对当年陈寔的行为感恩戴德，所以放过了许多名士。

张让感陈寔的恩德，而免去了颍川名士的灾祸；左原接受了郭林宗的劝愿，而消除了他对太学的仇恨。所以说：使恶人感恩戴德，不与他计较，总有一天能免祸。小人大多是恩仇必报的，与他计较，不是自取其辱吗？

程颐说：“愤欲忍与不忍，便见有德无德。”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他能容纳小人。常言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就告诉我们，如果对事物的观察太敏锐，就会觉得他人浑身都是缺点，不值得与之交往；另一方面，旁人也会因他的过分挑剔，感到难以忍受，而不愿意追随他。实际上，越是污秽的土地，土质越肥沃，有利于万物的生长；同样，水流过于清澈，就很难产生鱼类。所以，君子要有宽宏的度量，不自命清高，要能够忍让，能够接纳世俗乃至丑恶的事物，这就是“君子不计小人过”的实质。

君不见在日常生活中，也包括在工作中，有不少人往往为了非原则问题、小小皮毛问题争得不亦乐乎，谁也不甘拜下风，有时说着论着就较起真来，以至于非得决一雌雄才算罢休，结果严重的大打出手，或者闹个不欢而散，鸡飞狗跳，影响团结，这是绝对不可取的。那么，当自己遇到与人发生矛盾冲突后究竟应该怎么办呢？糊涂哲学告诉我们：必须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既不要因为不值得的小事去得罪别人，更要能以一种豁达的心胸，以君子般的坦然姿态原谅别人的过错。

在生活中，也确实有不少“君子不计小人过”的事例，文人宋纁辑录的《硕辅宝鉴》中，就记载着这样三则故事，很耐人寻味：

第一则故事讲唐朝的狄仁杰。高宗时狄仁杰是大理丞后为豫州刺史、洛州司马。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他做了宰相，有一天，武则天对他说：“你在汝南有善政，然而，有人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吗？”狄仁杰说：“陛下认为他说得对，臣当改正；认为臣没有那样的过错，那是臣之幸也。至于是谁说臣的坏话，臣不愿意知道。”武则天听了很高兴，称赞狄仁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长者。

第二则故事讲唐朝的陆贽。陆贽在德宗时当过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当初，御史中丞窦参常常排挤陆贽。后来窦参被李巽参奏，德宗大怒欲杀之。陆贽替窦参讲情，才未被杀，被贬到州当司马。德宗又想株连窦的亲人，没收他的家产，陆贽请皇上加以宽恕。世人无不称赞陆贽公正诚实，以德报怨。

第三则故事讲宋朝的吕蒙正。蔡州的知州张绅犯贪污罪被免职。有人对宋太宗说：“张绅很有钱，不至于贪污，是吕蒙正贫穷时向他索取财物没有如愿，现在对他报复。”吕蒙正不申辩，结果张绅复了官，吕蒙正被罢了宰相的官职。后来，考课院查到张绅贪污的证据，于是又免了张绅的官职，吕蒙正重当宰相。宋太宗对吕蒙正说：“张绅果然有赃。”吕蒙正不辩也不谢。宋太宗称赞吕蒙正的气度不是那些浅薄的人可以做得到的。

这种宽厚与容忍绝对不是争斗的小人所能够做到的。明知对方错了，却不争不斗反而认输，虽然自己吃点小亏，但使别人不受损。不争表面形式的输赢，而重思想境界和做人水准的高低，这样的人其实活得很潇洒。历史上的这三个人，由于能不计小人过，不但没有丝毫损害自己的名声，反而更受大家的称道。

宽容别人就等于宽容了自己

古人云：“冤冤相报何时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一种宽容，一种博大的胸怀，一种不拘小节的潇洒，一种伟大的仁慈。为人处世，当以宽大为怀。生活在相互宽容的环境中，是人生的幸福，它会使你忘却烦恼，忘却痛苦。

宽容是一种处世哲学，也是一种较高的思想境界。学会宽容别人，也就懂得了宽容自己。

人不讲理，是一个缺点；人硬讲理，是一个盲点。理直气“和”远比理直气“壮”更能说服和改变他人。

一位高僧受邀参加素宴，席间，发现在满桌精致的素食中，有一盘菜里竟然有一块猪肉。高僧的随从徒弟故意用筷子把肉翻出来，打算让主人看到，没想到高僧却立刻用自己的筷子把肉掩盖起来。一会儿，徒弟又把猪肉翻出来，高僧再度把肉遮盖起来，并在徒弟的耳畔轻声说：“如果你再把肉翻出来，我就把它吃掉！”徒弟听到后才没再把肉翻出来。

宴后高僧辞别了主人。归途中，徒弟不解地问：“师傅，刚才那厨子明明知道我们不吃荤的，为什么把猪肉放到素菜中？徒弟只是想要让主人知道，处罚处罚他。”

高僧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如果让主人看到了菜中的猪肉，盛怒之下他很有可能当众处罚厨师，甚至会把厨师辞退，这都不是我愿意看见的，所以我宁愿把肉吃下去。”

待人处世固然要“得理”，但绝对不可以“不饶人”。留一点余地给得罪你的人，不但不会吃亏，反而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感动。每个人的价值观、生活背景都不同，因此，生活中出现分歧在所难免。大部分人一旦身陷斗争的旋涡，便不由自主地焦躁起来。一方面为了面子，一方面为了利益，因此一得了“理”便不饶人，非逼得对方鸣金收兵不可。

然而，“得理不饶人”虽然让你吹响了胜利的号角，但这却也是下一次争斗的前奏。因为对方虽然“战败”了，但为了面子或利益他自然也要“讨”回来。

在日常生活中，切记：留一点余地给得罪你的人，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少讲两句，得理饶人。否则，不但消灭不了眼前的这个“敌人”，还会让身边更多的朋友疏远你。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放对方一条生路，给对方一个台阶下，为对方留点面子和立足之地。这样做并不是很难，而且如果能做到，还能给自己带来很多好处。如果你得理不饶人，让对方走投无路，就有可能激起对方“求生”的意志，而既然是“求生”，就有可能不择手段，不顾后果，这将对你自己造成伤害。放他一条生路，他便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即使在别人理亏、你在理已明了的情况下，放他一条生路，他也会心存感激，就算不如此，也不太可能与你为敌。这是人的本性。况且，这个世界本来就很小，变化却很大，若哪一天两人再度狭路相逢，届时若他势强而你势弱，你想他会怎么对待你呢？得理饶人，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

要做到忍让，就必须具有豁达的胸怀，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时，不能对他人要求过于苛刻。应学会宽容、谅解别人的缺点和过失。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气量，不能心胸狭窄，而应宽宏大度。特别是在小事上，如果尽量表现得“糊涂”一些，便容易使人感到你通达世事人情。

一位住在山中茅屋修行的禅师，有一天趁夜色到林中散步。在皎洁的月光下，他突然开悟了。他走回住处，眼见到自己的茅屋遭小偷光顾，找不到任何财物的小偷要离开的时候在门口遇见了禅师。原来，禅师怕惊动小偷，一直站在门口等待，他知道小偷一定找不到任何值钱的东西，早就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拿在手上。

小偷遇见禅师，正感到惊愕的时候，禅师说：“你走老远的山路来探望我，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回呀！夜凉了，你带着这件衣服走吧！”说着，就把衣服披在小偷身上，小偷不知所措，低着头溜走了。禅师看着小偷的背影穿过明亮的月光，消失在山林之中，不禁感慨地说：“可怜的人呀！但愿我能送一轮明月给他。”禅师目送小偷走了以后，回到茅屋赤身打坐，他看着窗外的明月，进入空境。

第二天，他在阳光温暖的抚触下，从极深的禅室里睁开眼睛，看到他披在小偷身上的外衣被整齐地叠好，放在门口。禅师非常高兴，喃喃地说：“我终于送了他一轮明月！”

这就是人心受到感召的力量和改变。也许有人认为克制忍让是卑怯懦弱的表现，其实，这正是把问题看反了。古人说得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头脑简单的无能之辈，才会为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各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而能放手时则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才正是心胸豁达、雍容雅量的成功者所应具备的高贵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