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右文化的基本特点

陇右文化的基本特点

雍际春

陇右文化肇始于旧石器时代，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大地湾文化的产生为其萌芽的显著标志。中经大地湾中晚期和马家窑文化，至齐家文化时期，由于气候的变冷，以西戎、氐、羌为主的畜牧文化代之而起。接着，周人兴起于陇东，秦人崛起于天水，以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秦文化兴盛起来，并奠定了自先秦至隋唐时期陇右地域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发展格局，也标志着陇右地域文化由此形成。宋代以来，伴随单一农业经济形态的逐步形成，陇右文化由农牧并举而转向农耕文化形态。作为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在陇右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生成和发展演化的陇右文化，历经千百年来的流变整合和融通积淀，它既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个性特点，又浸润了深深的地域性烙印；它既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或亚系统，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中和中华文化的时空系统中，陇右地域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作为地域文化，陇右文化除具有各地域文化共有的普遍性、群体性、传承性和渗透性等共性特征外，它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独特个性。

一、陇右文化具有开放性与兼容性特点

综观陇右文化的发展历程，它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大地湾文化为代表的陇右远古文化，是发达的定居农业文化。它以其较高的水准和多方面的文明成就而成为中华文明的多源中心之一，中经同中原仰韶文化大致同期的陇右马家窑文化至距今五千年前的大地湾晚期文化，已经蕴含着文明初现的种种信息。这一发达而先进的农业文化，却在距今四千年前因寒冷气候的出现而走向衰落和解体，代之而起的是与夏商时代大致同期的辛店、寺洼文化。辛店、寺洼文化的主人，就是见于先秦文献记载的氐、羌民族，其经济、文化以半游动性质的畜牧经济为主。可见自然地理的过渡性，为陇右地区发展农业、经营畜牧或半农半牧经济的形成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所以，农业民族、游牧民族都有可能在陇右地区一显身手，构建文化。历史上人口流动和多民族杂居，经济模式的变换与文化的转型，正是地理环境过渡性的一种人文表现，这种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成为陇右文化具备开放和兼容性的地理基础。

陇右地区是丝绸之路要道，域外文明的传入，中华文化的输出，陇右为必经之地。这种地域优势，使陇右地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荟萃的重要舞台和扩散传播的桥梁。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域内文明与域外文明的双向交流互补，既为陇右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又在域外文化本土化进程中不断上演着陇右地域文化的重塑与改造。农牧民族的此消彼长，中西文化的传输交流，使陇右地区本土文化的发展，在很长时期具备了开放性、兼容性的特点，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包容性。由此可见，陇右地域文化的开放性特点，使陇右地区的文化生态具有多种选择和多样发展的可能性，一旦具备适宜文化发展的条件，各种形态的文化都有可能在这里生根发芽。这种文化发展的区位优势，既促进了陇右文化的成长和发展，又为中华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活力和新鲜血液。而这些独特条件，使陇右文化曾长期带有多民族色彩和农牧并举的痕迹。

二、陇右文化尚武精神与功利色彩浓厚

尚武好勇是我国古代不少地域较为普遍的风尚，然陇右等西北地区则最为典型，所谓“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是也。陇右地区亦农亦牧的自然环境，多民族杂居、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人文环境，加之中原王朝与周边部族在陇右一带的争夺与分立，使陇右民风以好勇尚武著称。例如，先秦时期的西戎、氐、羌等民族，以游牧射猎和强健勇猛见长，秦人入居陇右天水一带后，在长期与西戎的争夺与交流中，练就了其粗犷悍厉、劲悍质木、果敢勇猛的民族气质。秦人那种轻死重义、奖励耕战的价值追求和不畏艰险、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构成秦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在秦人早期文学作品《石鼓文》、《秦风》中，多以歌颂本民族车马田狩和赳赳武夫的内容为主。秦人凭借这种文化优势一路走向强大、进而一统天下。秦文化所体现的基本特点，也正是陇右地域文化形成之初的原生面貌。

陇右典型的尚武风尚和文化现象，一方面与当地自先秦以来“处势迫近羌胡，民谷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的传统习俗和“天水、陇西山多林木”的环境条件密切相关，故“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班固：《汉书》卷69，中华书局，1978年版）另一方面，这种社会风尚还同秦汉国家政治、军事需要和有关制度有关系。秦汉时期西北多战事，特别是汉武帝开通西域后，“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这就为一代又一代名将的涌现和施展才华提供了用武之地。于是天水、陇西、安定、上郡等“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中华书局，1956年版）羽林、期门军皇家卫队的显赫地位和易于升迁的政治优势，无疑对六郡子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正是这种社会氛围和陇右适于尚武风尚形成的人文条件，造就了陇右居民的民族性格和精神风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隋唐时期关陇集团的出现，宋与西夏、吐蕃的争锋交战都一再承袭和强化着这一习俗风尚。如，直到隋唐时期，陇右“其人性犹质木，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冠盗矣”的习俗风尚依然如故。（魏征：《隋书·地理志》卷29，中华书局，1973年版）

陇右地区尚武风俗的盛行，影响所及，不仅表现在自秦汉以来涌现出一批以李广、赵充国、段会宗、姜维等为代表的名将武士，而且深受尚武风俗浸润，就连文臣学士也往往以性格刚直、文风犀利著称，如东汉愤世嫉俗的辞赋家赵壹，十六国时期曲隐为方士而臧否政事招致杀身之祸的王嘉，明代为民请命的胡忻，清代“陇上铁汉”安维峻等，他们一个个正直勇敢、爱憎分明，或犯颜直谏，或为民请命，或勇斗权贵，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浩然正气，铮铮铁骨，正是秉承陇右民间长期以来尚武风俗的直接反映。由此可见，尚武风尚成为陇右地域文化中长期传习和内在积淀的一种文化基因。

三、陇右文化具有质朴性特点

从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态而言，陇右地区都是典型的环境脆弱地带和敏感地区。长期以来，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压力，交相作用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陇右人，从而在文化生活与群体观念中形成一种质朴实用的文化特点。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学的发展及其价值观念始终是中华文化最具典型意义的标志性特点。自秦汉以来，陇右文化中的儒学成分和礼仪价值体系，也始终是其文化的主体和主要的价值追求。通书诗、习礼仪、耕读传家、诗书及第，既是陇右百姓的行为规范和文化追求，也是他们实现抱负、展示才华、报效民族、国家的重要途径。但是，与中原儒家文化的发展相比，陇右儒学更注重简约实用而较少繁文缛节和形式。长期而密切的文化融合与多民族交错杂居，使陇右文化兼具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长。陇右高原旷野、荒凉沧桑的环境条件和少数民族驰骋游牧、劲悍质直、率真活泼的人文氛围，共同影响和造就了陇右人具有质朴无华的文化特点，例如秦腔的高亢嘹亮、直白慷慨，陇右花儿浓郁的乡土气息，兰州的太平鼓和天水一带的旋鼓舞、夹板舞，其舞步动作粗犷威猛、雄浑简约，正是陇右文化中质朴特性在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上的集中展现。这种质朴风格，体现在生活习俗中，农业耕牧的简单粗放，房屋民居的窑洞板屋、土房热炕，饮食习惯上的多面少菜、粗茶淡饭，服饰上的简约朴素，无不是朴实风尚的直接反映。

四、陇右文化具有保守性特点

陇右文化的发展，始终与中华文化趋同扩散和趋异转型的交替过程息息相关。唐宋以降，陇右地区由长期的农牧兼营开始向以农主的经济形态过渡，进入明清时期，大量移民的迁入，人口的增加，植被的破坏和土地的广泛垦殖，使陇右以汉族人口和农耕文化为主的结构形态得以定型。与此同时，宋元以来，伴随国家疆域的拓展，西北边防地带的外移，中原汉文化圈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扩大，陇右文化则更多地汇入中原文化而向趋同发展。于是，陇右文化中原有的文化个性和地域性特征渐趋弱化，而封闭保守性特点则愈益明显地显现出来。

陇右深居内陆，自然条件既差异很大，又相对脆弱，明清以来人口增加、土地垦殖、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发等人地矛盾及其后果日益明显地一一暴露。长期的生存压力和严酷的自然条件，使陇右地区成为“陇中苦瘠甲天下”的贫困落后之区。一般而言，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会激发人们开拓进取和富于冒险的精神，但由于陇右地区生存条件的异常艰辛和多灾多难，当人们探索创新、改变命运的种种努力难以抵挡环境限制或收效甚微时，陇右人在群体心理和文化观念上的封闭保守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于是，恋守故土、安贫乐道、随遇而安、靠天吃饭的宿命观念和保守心态，浓厚的家族、小农意识，重农轻商、淡泊内向的价值追求，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淳朴简约的行为习尚，犹如枷锁般根深蒂固、如影随形又无孔不入般地既作用于陇右人，又从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中一再表现出来。再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南迁，中西文化交流通道“丝绸之路”的衰落，陇右文化既走向趋同，又被边缘化，这既加大了它与中原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又强化了陇右文化的封闭性。长期以来，陇右经济、文化失去昔日的优势和风采，与中原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文化上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是其关键所在。

封闭性导致保守性，保守性必然导致落后和愚昧。也许人们会问，陇右文化中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尚武精神与功利色彩等，都曾长久而深刻地影响着陇右人，且这些因素也都有利于促进陇右文化的发展，况且这些特点与保守封闭往往是对立的。文化的开放包容与封闭保守的确是互相对立而排斥的，但在陇右地区，这两种对立排斥的特点却同时并存。这是因为一方面自先秦以来，陇右地区开放与兼容、尚武与功利的文化特点既长久存在又深深积淀于陇右文化的深层，但它又随环境条件的改变而呈弱化趋向；另一方面，伴随上述特点的弱化，陇右文化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因素却呈不断强化之势。这两种倾向是既并行存在，又呈此消彼长之势。明清以来乃至今天，陇右文化的发展状况和特征趋向，都与上述特点的相互作用大有关联。

五、陇右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中华各民族、各地域文化多元荟萃、凝聚整合的智慧结晶。在中华文化的演化发展中，陇右文化作为中华诸多地域文化的一支，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中华文明开始闪现之时，从陇右独立发展起来的大地湾文化，前开中原仰韶文化之先河，后启陇右马家窑、齐家文化之滥觞，由此开启了陇右与中原文化既合而不同又水乳交融的发展历程。在新石器时代，陇右以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等为代表，以其文明渊源甚早、文化内涵丰富而发达，地域风格鲜明而独树一帜；又以农牧业起源、彩陶文化、原始宗教、原始艺术、宫殿建筑和“城市革命”的发生而填补了中华文明的某些空白，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自先秦以来，农牧民族长期在陇右一带交错分布，形成半农半牧经济区，这里既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舞台，也是中原与边族政权间政治、民族冲突的缓冲区。一方面，在经济上，陇右半农半牧经济区作为过渡带，它既是中原农耕区与西北游牧区经济的有益补充，又是两大经济区互通有无、交流联系的天然纽带。汉唐以来，陇右以发达的牧马业而成为中原王朝的战马基地，与之相关的人文环境又塑造了陇右人典型的尚武风尚，六郡良家子、十二郡骑士金戈铁马，驰骋疆场，使陇右名将辈出，星汉灿烂，于是凉州士马称雄天下。另一方面，以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陇右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既是中西文化传输交流的桥梁和中介，又是国内民族文化交流扩散的化合区和预热区，它既以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为内核而武装自己，并向西北游牧民族乃至域外扩散辐射中原文化；又兼收并蓄游牧文化乃至域外文化而壮大自身，并为中原文化输入异质养料和新鲜血液，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生机与活力。

中华文化以其博大先进、兼容开放而不断壮大发展，五千年连绵一脉，海纳百川，从而形成了中华文化圈。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是在中华大地上各地域文化整合、凝聚和趋同与趋异相交替的漫长进程中完成的。作为农、牧经济区和农、牧文化区接触过渡地带的陇右半农半牧经济区及其地域文化，在元代以前，它始终伴随着中原王朝与西北边族政权力量强弱变化和政治、军事势力的伸缩进退而呈趋同或趋异倾向。每当国家统一、民族和睦之时，陇右文化既趋同发展，又兼多元汇聚之长而得到长足进步，如以秦汉以来名将群体的形成，隋唐时期的关陇集团的出现为代表，陇右发达的地域文化为秦汉雄风、大唐气象的形成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开创了地域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以致在唐代曾一度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之说。而当分裂战乱之际，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中原势力衰退，陇右文化便向趋异演化，其发展水平和影响则随之弱化，而其异质成分和发展潜能又在不断积聚。陇右文化在趋同与趋异相交替的演进中，与中原文化的联系日益紧密。宋元以来，由于土地垦殖、植被破坏，陇右地区逐步走上了单一农业的经济模式。与此同时，随着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华文化圈的扩大，陇右文化向中原文化趋同步伐日益加快，到明清时期，伴随国家统一和中华一体的定型，陇右文化完全汇入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化巨大系统中一支具有地域特色和鲜明风格的地方文化。

综上所述，陇右文化以其渊源甚早、文明内涵丰富和地域特色鲜明而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对于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上，陇右曾长期是半农半牧经济区，特殊的区域位置和人文格局，使其成为中原王朝的国防前哨与战马基地，又是民族融合的熔炉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在此背景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陇右文化，既多元汇聚、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又兼容开放、富有生机、充满活力。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建设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继承历史遗产，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在继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地域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创新建设，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至关重要的。

雍际春　　　　　　　　　　　

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