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远古文化与中华文明

甘肃远古文化与中华文明

韦宝宏

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又被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从而推动了各地进行地域性文化和文明的深入研究。（王吉怀：《论黄河流域前期新石器文化的文化特点和时代特点》，《东南学术》，1999年第4期）而且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成就的不断涌现，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化观念被人们渐渐接受，作为内陆西部的甘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元。为此，本文主要从甘肃远古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自然机理和发展演变历史，来看甘肃远古先民在同一块土地上所创造的杰出文化成就及其特点，来看甘肃远古的许多文化成就，是如何既体现着无可争辩的地域性特征，又肇始和代表着中华远古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方向的，从而让今天的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甘肃远古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贡献和地位。

一、甘肃远古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自然环境

无可否认，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列宁曾经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8卷，第45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甘肃处于我国腹心地带，在自然环境方面有着相对独立的特性，因而在此成长起来的远古人类创造了与众不同的非凡文化成就。

甘肃地理形势大体是呈狭长形，南北较窄，东西走向，处于青藏、内蒙和黄土高原之间，地势倾斜，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海拔较高。黄河在中部由西南向东北穿过，形成盆地、峡谷相间排列的地形。西部河西地区地势较为狭长，南靠常年有积雪的祁连山，北依北山，中间夹以河西走廊。甘肃东部则由陇中、陇东地域辽阔的黄土高原、六盘山地、陇南山地及甘南高原构成。气候是由湿润过渡到干旱，陇南、甘南较陇中、陇东湿润；东部较西部湿润。在水资源方面，河西地区有源于祁连山雪水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和哈勒腾河等主要的内流河；东部陇中、陇东半干旱半湿润地区有黄河干流、渭河和泾河三大水系；甘南湿寒高原区则有属于嘉陵江水系的红崖河、青泥河、永宁河、西汉水、燕子河、白龙江、白水江等。从考古发现的动植物化石和文化遗存看，甘肃境内远古时期的新生代地层发育良好，尤其东部以草原为主，水域丰富，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比现在略高。

当然，甘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周围还有其他发展程度不一的省区。其东连陕西，东南临四川，南依青藏，西通新疆，北接内蒙和宁夏。正是依据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甘肃早期人类经过新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在石器制造、彩陶艺术、建筑技艺、农业培植及社会文明等方面，创造了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地方文化成就。

二、甘肃远古文化的发展演变

从考古发掘的内容和特征看，甘肃远古时期的文化发展大体有三个连续发展阶段，即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青铜时代）。而各阶段之内或之间的文化遗存，既有各自内容上的突出特征，又有着先后继承发展的渊源关系。

1．旧石器时代

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据考古发现，甘肃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陇右地区。发现比较早的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泾川县大岭上遗存，也是我国目前旧石器时代早期（更新世中期）最靠西的一个文化遗存。而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主要有华池赵家岔、镇原县姜家湾和镇原县寺沟口遗存。在后两处遗址发现某些动物化石接近丁村遗址动物群，时代与丁村遗址相当，距今20多万年。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比较多，有镇原黑土梁、环县楼房子、刘家岔，庆阳县巨家原，泾川县的南峪沟、桃山嘴、牛角沟、合志沟，庄浪的南湖双堡子、朱家店、武山县鸳鸯镇及东乡王家村等处遗址，都集中于陇右地区；而在河西地区发现了位于甘肃最西北端的肃北霍勒扎德盖遗址，填补了河西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空白。

正是以上众多遗址的发掘，才体现了陇右远古居民初步创造的文化成就。他们学会了简单制造和使用石器的方法，也学会了使用和管理火，从而在不断提高和扩大着他们生产和生活的质量和群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武山县鸳鸯镇大沟发现了一枚男性青年人头骨化石，距今约38000年。甘肃旧石器时代多处和多种文化遗存的发现，表明了甘肃文化起源之早，其繁荣之盛不亚于其他地区。甘肃是关中通往河套的中间地带，距闻名于世的陕西蓝田、山西丁村、宁夏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很近。现发现的陇右旧石器与其都有很多类似之处，呈现出我国旧石器文化的共同特征。

旧石器时代的甘肃土著居民主要经营着狩猎和采集经济，社会组织逐渐向血缘婚姻家庭过渡，父母子女之间的婚姻关系已逐渐被禁止，而实行按辈数区分的只限于同辈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因而旧石器时代的甘肃与中华大地上其他远古文化一样，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取得了多彩的文化成就。

2．新石器时代

进入新石器时代，在温暖适宜的自然环境中，甘肃远古文化达到了空前兴盛。首先以1978年至1982年在秦安县发掘的闻名于世的大地湾文化遗址为代表。大地湾文化遗址分5个文化期，其中第一期文化，过去称老官台文化，近年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又多称大地湾文化，又因它比以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早1000年，又称前仰韶文化，碳测年代距今约7800—7300年，是西北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发端同陕西关中地区同步，但大地湾资料要比陕西同类遗存丰富。天水西山坪和师赵村一、二期文化也处于同一时期，文化面貌基本相同。近年来，此类遗存在渭河、西汉水流域，包括大地湾已发现八处，西达武山，南至嘉陵江流域的徽县，范围较广。大地湾一期社会制度处于原始母系氏族早期阶段，共同从事以农业为主兼及狩猎的经济生活。墓葬形式和内容与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早期其他遗址相近。

大地湾二、三期是仰韶文化时代，从早期到晚期经历了1000年左右的发展过程。大地湾仰韶文化早期距今约6500—5900年，与关中一带的半坡中晚期文化面貌大体相同；大地湾仰韶文化中期相当于豫晋陕交界区的庙底沟期，距今约5900—5500年，遗迹遗物丰富程度不及二、四期；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5500—4900年，文化面貌与关中一带的半坡晚期接近，但具有较强的地方色彩，是遗址中内涵最为丰富覆盖面积最广的遗存。大地湾仰韶文化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演变过渡。三期文化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墓葬、房址等遗物都能突出反映大地湾仰韶文化的繁荣。

受大地湾仰韶晚期文化和师赵村四期文化影响，甘肃又形成了一支地方性的原始文化遗存——马家窑文化，包括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种类型，从距今5000年前开始到4000年左右结束，经历了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到父权制社会的转变。在马家窑和马厂类型的晚期遗址中，都发现过铜刀，其时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预告着文明社会将要到来的信息。

大地湾第五期文化即为常山下层文化，距今约4900～4800年。将“常山下层文化”陶器与大地湾晚期陶器比较，有许多类似之处。所以常山下层文化属于一种过渡型文化，上承仰韶文化的遗风，下启齐家文化的前奏。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前，甘肃是其分布的主要地区，处于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父权制社会阶段。成年男女两人合葬墓的特点也比较典型，体现了女性屈从和依附于男性的状况。从墓葬情况表明，齐家文化时期，父权制已经空前发展，“齐家文化的居民，已把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推进到了恩格斯所说的罗马式的父权制阶段”。（白寿彝：《中国通史》第2卷，第4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商周时期（青铜时代）

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甘肃远古文化开始向东迁移，到商周时期，逐渐与关中、中原的先进文明融合。这一时期的文化代表主要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但与大地湾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繁荣地位已是不可比了。辛店文化处于青铜时代早期，在地层上晚于齐家文化。它主要分布在兰州以西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地区。从发现的考古遗存看，辛店文化已明显地接受了中原商周文化的深刻影响。寺洼文化包括典型寺洼类型和安国类型。前者主要分布在陇山东西两面，洮河流域为其中心区；后者主要分布在泾水、渭水、白龙江、西汉水诸流域。平凉、庆阳、合水发现的还有与周文化共存的现象。典型寺洼文化的时代上限要早于西周，安国类型大致与西周同时，它们是先后发展的两个阶段。寺洼文化与周文化有密切关系，社会发展也已进入奴隶制社会。沙井文化出现的时间相当于春秋早期，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铜器、石器、陶器并存发展，还有部分铁器，而其中铜器相对发达一些。

三、甘肃远古文化的典型成就

在甘肃远古文化演进发展过程中，当地居民依据自然条件，积极发挥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创造了具有地方色彩的一流物质和精神文明。这主要体现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业、房屋建筑、艺术、文字起源和神话传说等方面，都是成就突出。

1．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与国内其他早期文明一样，甘肃远古人类首先在农业方面开始原始的经济生产。在农作物考古方面，大地湾文化的人们最早掌握了谷物的栽培技术。大地湾一期发现了炭化黍的植物种粒和油菜子，是国内同类标本中时代最早的，这一事实也纠正了中国黍源于外国的谬误，进而确立了中国黍源于陇右黄土高原的新说。大地湾一期黍的出现，表明北方最早种植的粮食作物为黍，然后才是粟的种植。《中原文物》文明的产生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甘肃不仅是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冯绳武：《从大地湾的遗存试论我国农业的起源》，《地理学报》，1985年第3期）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工具的改进。在旧石器早期，距今约20万年的镇原姜家湾和寺沟口两处遗存就出土了加工粗糙简单的石器，如刮削器、尖状器、石片等；到晚期，改进了打击和修制石器的方法，如在环县楼房子和庆阳县巨家原遗址中，就发现了三件能突出反映当时文化特征的尖状器，都是由石片的劈裂面向背部用石锤直接修琢的。在新石器时代，大地湾一期文化中石器生产工具主要是打制的，数量不多，且加工粗糙。而到大地湾仰韶文化时代，生产工具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数量较多的石斧、石铲、石刀等，谷物加工工具碾磨石、研磨器等，早期多为打制而成，晚期种类更为复杂，磨制更精细，穿孔工具增多，代表性器物是大型的角锥。而到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及商周时期，各类文化的生产工具虽仍以石斧、石刀、石铲为主，但加工得都比较精细。正因为以上生产工具的使用，才让先民们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2．手工业的兴盛发展

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定居生活的扩展，推动了手工业的生产。从严格意义上说，石器制造也应属于手工业行列。尽管甘肃古代的石器大多是生产工具为主，但石器时代石器的打磨加工也表明了手工业发展的历程。所以，从石制生产工具看，甘肃的手工业起源也是比较早的，也经历了由打磨到打制乃至加工精制的历程。也正因为此，才为其他手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甘肃原始手工业中，最有代表性的应是陶器制造。随着定居生活和原始农业的发展，再加上黄土高原蕴藏的丰富制陶黏土以及彩绘所需的矿物颜料，使得陶器逐渐被广泛用来满足人们日常炊饪、饮食、取水、储藏等需要，这样陶器制造业随之发展起来。

大地湾一期文化中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陶器，制作比较原始。陶器器型特征是以三足、圈足、环底器为主，彩陶较少，缽形器口沿内外饰紫红色彩带。这虽谈不上什么图案，却是我国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彩陶。到大地湾仰韶文化时期，彩陶有了长足发展。早期的陶器，一般以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典型器物有直口钵、叠唇盆、侈口垂腹罐、葫芦瓶等，纹饰以绳纹为主。到中期时，制陶技术改进，较多使用陶轮制作，灰陶增多。典型陶器有敛口钵、曲腹盆、双唇口尖底瓶、曲腹瓮等。彩陶发达，以黑彩为主。这时期的陶器，从色彩、器形和花纹等诸多方面看，都达到成熟境地，不仅反映了仰韶彩陶的兴盛，也是仰韶文化最繁荣的阶段。

到仰韶文化晚期，泥质灰陶表面磨光，成为这一时期陶器的鲜明特点。陶器种类复杂，大型器物增多，还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容易脱落的彩绘陶，是仰韶晚期的新品种。但总体上，此时彩陶呈衰落趋势。甘肃仰韶晚期陶器与西王村仰韶晚期、半坡上层、泉护二期陶器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敛口罐、尊形器、假圈足碗以及其彩陶图案中的变体蛙纹、三方连续旋纹、内彩器及红、白彩绘陶等，都是甘肃东部仰韶文化晚期的特点。

陶器制作到马家窑文化时期达到了中国彩陶的鼎盛阶段。在周边其他文化类型的彩陶文化衰落时期，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制造业却呈现出扩展之势，独放异彩，很有地方文化的突出代表性。其艺术水平之高、文化成就之大，是其他彩陶文化难以相比的，被学术界誉为“中国的彩陶之冠”。马家窑文化的显著特点是绚丽灿烂的彩陶分布面广大，数量上空前增多，造型多变，图案精美，风格独特，生动体现了马家窑文化的内涵。彩陶形制在序列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马家窑类型新颖的豆形器、束腰带耳罐和敛口带錾瓮，半山与马厂腹部呈球形、蛋形的瓮、壶、罐器等，都是我国彩陶艺术中难得的珍品。当然，适应甘肃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人文背景，陶器制造业在此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仍在继续随着社会的进展而有所变化发展，丰富着甘肃远古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在大地湾一期遗址中还发现了用陶片打磨成的纺轮坯。这是全国发现最早的，表明纺织技术最早在甘肃发明。（陈炳应：《中国蚕桑丝织的起源初探》，《西北史地》，1993年第1期）预示着纺织业的发生与兴起。

在手工业生产中，甘肃冶铜业较早的出现和发展，也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在马家窑类型文化遗址就已发现了铜刀，距今约4700年，是我国原始社会考古中发现最早的铜器，也表明其时已开始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到齐家文化时铜器制造得到了更进一步发展，在其遗址中普遍发现了铜器，有红铜器、铅铜器和青铜器；铜器种类有斧、刀、凿、镜等。可见，铜器已进入当时人们物质生活的许多领域，其生产经历了一个从红铜到青铜的过程。在夏纪年之前，齐家文化已发现的铜器不仅品种多，而且数量已远远超过同时期中国境内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同时，在制作方法方面，不仅早已掌握了冷锻技术，还掌握了单范，甚至合范铸造技术。可以肯定这时当早已脱离早期金石并用时代，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的发展阶段与青铜器的伊始阶段。（白寿彝：《中国通史》第2卷，第4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到玉门火烧沟文化及辛店文化时期，青铜制造开始批量生产，类型更多，用途更广泛，已进入青铜时代，这也与中原西周文化有逐渐密切的关系。

3．畜牧业和商业的分工发展

农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丰足往往会导致社会劳动部门之间的分工。首先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甘肃畜牧业的起源发展是比较早的。在大地湾一期墓葬中发现了少量的猪下颌骨，说明当时已开始了家畜饲养；晚期遗址中普遍发现的大量猪骨，反映了原始饲养业的兴起；还发现有少量鹿、羚羊和小齿类动物的兽骨，说明狩猎经济已变为一种辅助经济。畜牧业较大的发展是在齐家文化时期，考古出土了数量较大的猪、牛、马、羊、狗、驴等动物骨骼，其中以猪骨最多，表明随着农业经济的繁荣，畜牧业经济开始向独立的社会劳动部门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在大地湾和马家窑文化时期繁荣的彩陶文化及齐家文化的铜业生产中都有体现。

随着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分工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在齐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一枚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石贝，这表明，一些物品已具有货币等价符号性质。在此后的火烧沟文化、辛店文化等遗址中都发现了许多可用于交换的海贝、石贝、金贝及作为贵重装饰品的玛瑙珠和松绿石等。众多具有等价性质的仿海贝的石贝、金贝的出现，表明了此时甘肃内地商业发展的繁荣情况。而在西北少产的海贝及贵重物品则应是通过交换而获得的，从而反映了当时甘肃与外界商品经济和文化交流之紧密。也正是由于农工商经济的繁荣发展才不断丰富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才有了多彩的艺术文化创造和远古社会的进步。

4．原始殿堂的出现

随着农业和定居生活的发展，人们必然对居住条件有更高的追求。大地湾文化时期的房屋建筑可谓甘肃远古文化时期的又一杰作。大地湾房址建筑特点是以平面形状近方形和长方形为主，结构分为地面、墙壁、房柱、门道、灶坑等。早、中期多是具有过渡性半地穴式的窝棚居，到晚期房址则有了飞跃性的进步，以平地起建为主，结构更为复杂合理。房屋布局讲究中轴对称，结构上是以室内大柱和边墙柱组成支撑屋顶的整体构架。晚期房址地面大多为料姜石或白灰面，其中以轻骨料、砂石、料姜石粉混凝而成的类似现代水泥地面，工艺最为精湛。大地湾仰韶文化房址既有公共建筑与生活居室的区别，又有首领住室、家族长、一般成员住室的不同用途。（郎树德：《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和初步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其最具代表性的房屋就是被后人称道的晚期大型建筑F405和F901。F405房址面积270平方米，是“四阿双重屋”宫殿建筑的前身；F901更有代表性，占地420平方米（不计附属建筑，占地290多平方米），中轴对称，前后呼应，由前堂、后室、东西两个厢房及房前附属房间构成多间复合式建筑，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房屋遗址。规模宏伟、主次分明、布局得体、讲究对称、结构复杂、设计严谨、技艺精湛，又是木结构框架和人造轻骨料地面，这些构成和开创了后世中国传统建筑、宫殿建筑的基本特点，是大地湾仰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白寿彝：《中国通史》第2卷，第2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房址建筑的基础上，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们也形成了聚落。大地湾聚落以二期Ⅰ段最为完整清晰，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布局特点是聚落由近圆形壕沟环绕，中心是广场和墓地，西北部是首领住宅和公共活动中心，中小型房址呈扇形多层分布。到二期Ⅱ段聚落发生了重要变化，一个中心分裂为多个中心，向心式格局被社会的发展完全打破，这种变化是同期其他遗址未见的。（郎树德：《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和初步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大地湾四期聚落已是呈现向城市发展的过渡状态。宏伟的F901房址居于聚落中心，具有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的象征，是座举行大型宗教、祭祀以及其他公共活动的会堂式建筑，成为其周围数里范围内几个氏族或部落的中心聚落。大地湾聚落在第一期文化时是散点式的，演进到第二期文化则为环壕式的，继而发展为第四期文化的中心聚落，恰恰提供了一般聚落分化、文明要素的不断成长之过程，这正是大地湾聚落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价值所在。城市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性要素之一，距今5000年前大地湾仰韶文化是中国“古城”形成的重要时期。大地湾提供了史前聚落从一般村落发展为中心聚落的演进过程，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5．灿烂的艺术文化

远古时期艺术文化的创造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和生产经验的丰富、思想意识的趋向复杂抽象及审美观念的产生增强而发生的。甘肃古代的艺术创作起源比较早，其中大地湾文化就很有代表性。大地湾一期文化的陶器表面流行规整的交错绳纹。最早出现的彩陶尽管刻画简单，但却是人们艺术审美观念的最早表露，同时又为仰韶文化绚丽多彩的彩陶文化开了先河。到大地湾仰韶文化时期彩陶艺术达到了兴盛，早期出现大量彩陶，多为黑彩，其中写实和图案化鱼纹最具特色，而代表性的史前艺术珍品是鱼纹圜底盆。还有一件同样珍贵的艺术佳作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将造型、雕塑、彩绘艺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仰韶文化中期彩陶发达，以弧线形线条构成的各类几何形图案为其特色，比早期图案更加流畅生动且富于变化。装饰品陶环类别较前复杂精致。到仰韶文化晚期，彩陶中内彩器增多，花纹出现了极生动的两兽相扑的写实花纹和变体蛙纹。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色彩从黑色单彩向黑红二色相间的彩饰演变。图案纹饰方面，内彩较多，错综且稍带写意的几何形组图比较典型，花纹趋势向简练匀称规矩发展，为其他类型所不见或少见，而趋于图案画的鸟纹较引人瞩目。其中半山彩陶红黑相间的锯齿纹是我国古代的珍品。

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F411室内有一幅目前我国最早的用炭黑绘制的原始地画，距今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是新石器时代十分罕见的地画艺术。两个神秘人物及类似动物的图案，其含义较为复杂，或谓祖先崇拜，或为当时人们施行巫术仪式的纪录，或为一幅“狩猎图”等，不能定论，极富艺术魅力。（陈晓钟：《大地湾考古研究文集》，第20～23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6．刻划符号与文字的起源

文字是记录或表达人类思想语言的一种特殊符号，因此被看做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正规的文字又是由原始社会的刻画符号发展而来。甘肃远古人类很早就已开始了最初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在大地湾一期文化陶器上发现有10多种有记事意义的彩绘符号，到仰韶文化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据研究，大地湾一期的彩绘符号和大地湾仰韶早期及半坡、姜寨等遗址的刻划符号非常接近，它的作用可能是记事符号。（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年至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11期）

这些符号，刻划简单，纹迹规整，而其所在部位、形态和大小，还有一定规律。所以，这种彩绘刻划符号反映了以泾、渭流域为中心(包括广阔的关中地区)的仰韶氏族共同使用过并经历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大地湾一期彩绘符号多绘在陶钵内，而仰韶文化刻划符号多是在环底钵口沿外面那道黑色纹彩中，带有这种刻划符号的陶器发现较多。所以，它既具有艺术装饰的作用，又是当时普遍使用的并代表一定意义的符号，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用郭沫若的话说：“彩陶上的那些刻画符号，可以肯定的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第24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人文始祖：伏羲和女娲传说

在文明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远古人类往往用口头传说或绘图来记载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而关于中华远祖的起源与发展更是不能例外。自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以来，伏羲就被尊为“三皇之首”和“百代之先”，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初祖”；伏羲族中还有另一位颇具神话色彩的人类始祖，即女娲神。女娲也是远古时代“三皇”之一，传说她曾“抟黄土造人”，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部族首领。伏羲与女娲的关系，既是兄妹又是夫妻关系，符合当时母系社会的风俗特征，被誉为中国的“亚当”和“夏娃”。他们的出现，可谓给当时处于蒙昧阶段的人们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其丰功伟绩，从远古流传至今。

伏羲、女娲生活在黄土高原古成纪(今天水一带)，时间与大地湾文化一期相近。他们是从渔猎采集过渡到农业时代的代表人物。传说中的伏羲是：“太昊疱牲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创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司马迁：《史记·补三皇本纪》）也就是说，伏羲对人类的贡献是：画八卦，即是用“太极”学说来分析宇宙发展变化之理，又创占卜之法，更是立中国传统文化之本；观测天象，制定天文历法；创造书契，代替结绳之政，推动文字的发展；制嫁娶，以俪皮为礼，规范和奠定了中国古婚俗和礼仪之制；结网罟，发展渔猎、畜牧经济；此外，还教人钻木取火、制作琴瑟等乐器，尝百药，制九针，立九部，设六佐，为治理上古社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除了伏羲与女娲，还有关于轩辕黄帝和炎帝在甘肃很多活动事迹的神话传说。有关轩辕黄帝，《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水经注》载：“帝生于天水轩辕谷。”《山海经注》也载：“帝居轩辕之国，在宿水北，实天水地。”轩辕也即甘肃天水市清水县，至今该县有轩辕谷、轩辕洞及轩辕庙等遗迹，为民间所怀念和祭祀。据传说和史载，炎黄应是伏羲氏和女娲氏后裔。《国语·晋语》中载：“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据《炎黄氏文化考》载《伏羲庙残碑》曰：“东迁少典君于颛顼，以奉伏羲之祀。”（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103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少典奉祀伏羲，从而可见伏羲文化与华夏文化之亲近的渊源关系。

四、甘肃远古文化的特点

从甘肃远古文化形成的自然机理、文化的发源演变序列及各方面取得的文化成就看，甘肃远古文化形成与发展有着与其他文化不同的突出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甘肃由于地势狭长，处于三大高原之间，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理和气候条件东部地区总体上优于河西地区。自然条件的东西部不平衡性，决定了甘肃远古时期东西部在文化起源和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在时间起源上，东部陇右地区最早发现了甘肃的人类文化遗存，即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泾川县大岭上遗存，中期又发现了镇原县姜家湾和寺沟口等遗存；而河西地区发现最早的文化遗存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肃北霍勒扎德盖遗址。再从文化发展程度和取得的成就看，东部从新旧石器到青铜文化时代序列连续明确，并涌现出繁荣一方的大地湾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等；而河西地区文化发展轮廓模糊，发现的远古文化遗存繁荣程度远不及东部，且新时期时代出现的文化基本都在东部先进文化带动下发展的。所以，甘肃远古文化发展的首要特点是不平衡性，东部早于西部；东部较西部发达，这为以后东西部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起的作用之差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西闭东开的分离走向

虽说甘肃地形狭长，但主要指的是西部河西地区的祁连山和北山夹的河西走廊；而东部则显得比较开阔，从陇中开始向东是地域辽阔的黄土高原、陇南山地及甘南高原等。这在地形上实有把河西封闭的一面，而同时把东部向中原地区开放的另一面。这可以说明几个问题：一是可以说明为什么东部文化起源早且始终比较发达的原因；二是可以解释从新旧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甘肃东部许多文化成就始终与关中或中原地区的许多先进文化有相似之处；三是可以说明进入青铜时代后，甘肃东部逐渐成为戎居之地而周人东迁的原因。所以，甘肃远古文化呈现出的是东西分离的趋势。西部在人文上越来越西，一是在社会发展方面始终相对比较落后；二是河西成为其他民族东进的通道，使得原先较发达的东部也成为落后的戎居之地。而甘肃东部早先发展起来的先民逐渐向东融入中原更大的文化群体。

3．地域性特征突出

要说甘肃远古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首先应是远古人类在对这一块地方自然环境的适应下发生的。甘肃地处内陆三大高原之间，黄河在中部由西南向东北穿过，形成盆地、峡谷相间排列的地形；气候是由东南的湿润向西北干旱过渡，水资源东部较西部丰裕。这种自然条件不但有利于人类文化的起源，而且完全可以满足人类的生存所需，所以这就为甘肃远古文化的独立性发展提供了客观现实的条件。农业方面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旱地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子，同时农业生产工具也有其独立制造和发展的个性；手工业方面陶器或彩陶文化的繁荣，既是充分利用黄土高原特殊土质条件的结果，更是适应干旱或半干旱气候条件的使然。此外，畜牧业、商业的较早分工发展，杰出的建筑绘画艺术、文字符号应用及人文始祖的神话传说，无不生动体现着甘肃这一地区远古文化发展突出的地域性特征。

4．较浓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征

甘肃居于我国内陆西部，西接西域，较早与少数民族文化发生了密切联系。内陆西部是我国戎狄族起源和生存之地，而甘肃更是我国氐羌族的发源地。氐羌族作为先秦时期的游牧部落，主要居住于西北高原上。《诗·商颂·玄鸟》：“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郑玄笺云：“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孔颖达疏曰：“氐羌之种，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又许慎的《说文解字》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

此外，氐羌族流行火葬习俗。最早在马家窑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被焚烧的人骨，可见氐羌族起源之早。特别是在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大量普遍的羊骨以及刻有逼真羊头的陶器、铜器。从而突出反映了“四坝文化”的羌族文化特征。此后在寺洼文化出现以马鞍口为主要特征的大量陶器及火葬遗迹等，更说明了氐羌族文化的发展演变情况。火烧沟文化又上与马场类型文化下与辛店文化有着相互密切的渊源关系，这就表明从马家窑文化直到寺洼文化是一个可连续的文化发展链条，氐羌文化作为一个异样的文化类型与当地其他文化共同发展。这也就从另一方面说明，进入新石器文化后期及青铜时代，由于以氐羌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发展壮大，使得甘肃远古文化具有较浓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征，而这一特征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很深远。

除了以上几个特征，甘肃远古文化还有其他特征，如：从旧石器早期到商周奴隶社会，有着连续的文化独立发展演变序列；甘肃远古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与周边其他同时代文化的交流和共进等。

五、甘肃远古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

从上述甘肃远古文化发生和发展的特殊自然条件、演变过程、文化成就及文化特征几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甘肃远古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突出地位：

首先，有自己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考古发掘到神话传说，所体现出来的突出文化成就和深远的历史影响，都表明甘肃远古文化既不是西来文化给予的恩惠，也不是跟在中原其他文化后面亦步亦趋式的前进。

其次，是中华文明形成和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甘肃远古灿烂的文化，既有着显而易见的古代文明特征，又为中华文明强盛作出了突出贡献，乃至丰富了文明的内涵。这就是大地湾以宏伟建筑F901标志的礼仪中心，宽阔的聚落“古城”，滥觞的文字符号，灿烂的彩陶艺术，齐家文化丰富的青铜器，此外还有农业上黍和稷的最早栽培和伏羲女娲的杰出成就等。所以，甘肃既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发展中的非常重要一支，又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端，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摇篮。

再次，为进一步繁荣地方文化和更深层次认识中华文明提供了资源和线索。甘肃内容丰富的远古文化既填补了中华文明的许多空白，又因其渊源深广，与中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开发，对发扬光大中华文明的都显得十分必要。

韦宝宏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