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右民俗的地域文化透视

陇右民俗的地域文化透视

余粮才

民俗是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反映一个地方的民情风貌，属于地方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民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往往以最原始、最广泛的形态，具体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精神心理状况，是构成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陇右地区是黄河上游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从地理位置上讲，陇右地区位处黄土高原西部，位于青藏、内蒙、黄土三大高原结合部，自然条件独具特色，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自然环境影响并塑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陇右文化。从历史上讲，陇右地区无论在政区划分、民族分布、人口构成，还是经济形态、民风民俗，均有较多联系和相似之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自然、人文地域单元。同时，这一区域又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与商贸交流的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历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统御西北的前沿地带。生活在陇右地区的广大民众创造的灿烂辉煌的文化，历经千百年来的流变整合和融通积淀，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陇右民俗就是生活在陇右地区的广大民众在不断迁徙、融合和发展过程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陇右民俗除具有民俗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以下特点：首先，陇右民俗历史性特征明显。早在旧石器时期，陇右地区就有人类居住，古代先民们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加之陇右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要道，域外文明的传入，中华文化的输出，陇右为必经之地，这种地域优势，使陇右地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舞台，陇右民俗正是在多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其次，陇右民俗具有多元文化特点。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陇右地区，民俗文化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任何一种民俗文化，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甚至一个民族的各个支系之间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形成了民俗文化表现形式的复杂多样性。陇右地理位置独特，是不同民族民俗交流与融合的大舞台，各种不同的民俗在这里生根，发芽，甚至成长起来，形成陇右地区多元文化共存的特点。第三，陇右民俗具有地域性特征。地球上各地的地理环境是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不仅包括了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环境因素，也包括了政治、历史、经济、技术、人口、民族等社会环境因素。在深受环境影响下形成的陇右民俗文化，也打上了深深的地域烙印，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有这层意思。本文结合陇右民俗所具有的特点，从民俗学的视角，对陇右地域文化特征作一分析。

一、陇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陇右地区就有人类生存的踪迹。新石器时期，陇右地区文化遗址数量繁多，类型多样，文化发达，主要遗址有大地湾遗址、西山坪遗址、师赵村遗址等，这些遗址构成陇右远古文化的完整序列。这些遗址表明，陇右地区是中华大地上人类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文明曙光”最初绽放的地区之一。陇右地区的原始先民很早就取得了多方面的文化成就，在距今8000年前的大地湾一期文化层中出土有黍和油菜子标本，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东乡县林家文化遗址出土有稷、粟和大麻籽标本。（《甘肃林家遗址发掘报告》，《兰州古籍学刊》，1984年第4期）

齐家文化时期的永靖县大河庄也有粟标本的出土。（王吉怀：《甘肃史前文化及其研究》，《西北史地》，1989年第4期）稷、粟、大麻籽、黍、油菜子等农作物是农耕文化饮食习俗中的主要原料，是农耕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充分说明，陇右是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新石器时期，陇右地区还发现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如陶瓮、缸、罐和大袋形窑穴等，在武山县还出土了石质杵、锤、研磨及麻谷器等生产工具。（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西坡土瓜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农业生产工具是人们创造的文化在生产民俗上的重要表现，表明陇右地区存在着比较发达的农耕文化。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纺织业在陇右地区也起源甚早，天水出土距今8000年前的陶纺轮是全国最早出土的极少的早期纺轮之一。另外，从大地湾文化起，猪已成为陇右先民最早驯化的家畜，此后，在西坡土瓜、林家、大何庄等文化遗址中，有大量牛、马、羊、猪、狗、鸡等骨骼出土，这说明陇右地区是我国早期驯养家畜的地区之一。

我国古史时代“三皇”之首的伏羲和女娲，“五帝”之首的黄帝相传都诞生于陇右腹地天水一带。这些中华人文初祖的事迹和文化创造活动，实际是上古时代的一定阶段中华先民文明进步和文化创造的集中展现。伏羲、女娲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以伏羲、女娲时代为标志，中华民族从蒙昧跨入了文明的门槛。陇右的文明史就是从伏羲、女娲开始的。伏羲、女娲又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始祖神，他们“一画开天”、“开物成务”、“开天明道”，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先河，他们的神话传说千百年来在民间广为传颂，在陇右大地上，形成了很多关于伏羲、女娲神话传说和信仰的风俗习惯。大量的史籍文献、考古成果以及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信仰习俗等无可争辩地证实——伏羲、女娲的诞生地“古成纪”，其中心就在陇右腹地今黄河流域渭水上游的天水境内。天水、秦安、甘谷三地都有“羲皇故里”石碑。秦安陇城有“娲皇故里”石碑。而秦安县自古就被称为“羲里娲乡”，即伏羲、女娲的诞生地。伏羲氏人首蛇身，以龙为图腾，天水一带不仅有许多与伏羲、女娲事迹相关的传说和名胜古迹，而且，出土文物中也有与之相关的文化信息，大地湾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特别是甘谷西坪遗址出土的人面鲵鱼纹彩陶瓶和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土人面变体鲵鱼纹彩陶瓶，其图案是我国史前考古中最早见到的人首蛇身彩绘图案，被专家们认为是我国最早的龙图案，这些文化信息与伏羲传说交相印证：陇右地区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陇右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俗文化，是陇右各民族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是陇右广大民众聪明才智的体现。同时，它又是陇右广大民众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它植根于陇右广大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集中体现了陇右民间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内容与特征，是陇右民俗文化的形象载体。由它所体现的陇右地域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陇右是多元文化交流的过渡带

人们在什么样的地理与生态环境中从事物质生产，就会有什么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形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陇右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界处，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其文化具有过渡性特点，这种特点正是由陇右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的过渡性所决定的。

1．陇右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部

陇右地区早自新石器时代就以发达的农耕文明而著称，大地湾文化即其典型代表，因而形成了较发达的农业文化。到夏商时代，当地居民以擅长于游牧的西戎、氐、羌等民族为主，于是畜牧文化代替了农耕文化。西周到春秋时期，秦人在陇右一带就以善于养马而著称。秦人入关以后，陇右一带一直是秦人重要的战马放牧基地。东汉中期以来，羌人大量入居陇右，他们以畜牧见长，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氐、羌等族及其政权相继控制陇右，畜牧业成为陇右经济的主体，陇右畜牧业空前兴盛。隋唐时期陇右地区仍以畜牧业为主，隋唐以后，伴随畜牧经济的衰退和单一农耕经济的确立，陇右逐渐过渡为以农耕为主的文化形态并趋于定型。明王朝经营陇右时期，在秦、河、岷等地设茶马司以管理内地茶叶与蕃族马匹交易，从而在陇右地区形成许多茶马互市，并形成许多茶马交易的商业民俗事象和民俗活动。例如，通过茶马互市换来的马匹，在运输过程中，由于路面砂石、泥、水长期与马蹄掌摩擦，到一定时间，马蹄掌受损致伤，失去运输的忍受力。陇右地区人们通过观察试验创造了给马匹钉马蹄铁即“马掌”的习俗。因为钉上“马掌”的马，如同铁脚，耐磨程度大大提高，这不仅为运输役马解决了一个难题，也为战马武装了铁蹄。在马的运输和农耕实践中，陇右地区发明了马脖子上的轭具（马驾车拉套时，架或套在脖子上，用来连接套绳的器具），至今，这些钉“马掌”、套轭具的习俗在陇右地区广为流传。到了清代时，茶马互市被取消，陇右长期作为国家畜牧重地的地位完全丧失，陇右畜牧也趋于衰落，形成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文化模式。因此，历史上陇右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表现在经济民俗方面，它既是中原农耕区与西北游牧区经济的有益补充，又是两大经济区互通有无、交流联系的天然纽带。伴随人口、民族的变迁，陇右经济模式与文化形态也经历了由远古时代的农耕文明到先秦至隋唐时期的农牧并举，再到宋代以来以农为主的过渡和转型。

游牧文化是以人与地、人与植物之间的链条通过牲畜建立起来的一种生计关系，构成一条以植物为基础，以牲畜为中介，以人为最高消费等级的长食物链。（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陇右民俗中除食肉寝皮之外，还可以挤畜奶，剪畜毛，及至燃烧畜粪。在陇右西部地区，服饰民俗以畜毛、皮革为主，男女身着羊皮袍，足蹬牛皮靴子，住牛毛帐篷。男女用酥油护肤，以防止强烈的高原日光曝晒。饮食文化上主要以牛羊肉、牛羊奶、青稞糌巴为主。餐具早期使用旋刻精美的木碗，现多用瓷碗，以有龙凤图案和吉祥如意以及八宝图案者为美，游牧文化特征显明。而在陇右中东部地区，以农耕文化为主，饮食、建筑等民俗与中原文化大致相似，同时还有陇右独特的民俗艺术，如剪纸、绘画、木雕、砖雕、彩绘、刺绣、针扎、草编等。同时，陇右地区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又能完美结合，两种文化互相借鉴，从而形成独特的陇右民俗文化。如陇右地区的旋鼓舞、经幡等道具大多沿袭了唐、宋、元时期藏、蒙等民族牧猎和祭祀的风俗，经过千余年的演变，形成了今天独具陇原风情和地方特色的旋鼓舞，它就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结合的典型民俗事象。另外如秦腔的高亢嘹亮、直白慷慨；陇右花儿浓郁的乡土气息；兰州的太平鼓和天水一带的夹板舞，其舞步动作刚劲有力、粗犷威猛、雄浑简约，正是这种农牧文化在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上的集中展现。

2．陇右是中原文化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纽带

陇右地区在人类开始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地域文化就以其鲜明的风格和较高的水准而出现，并在中国早期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华夏文化发展成为汉文化并形成汉文化圈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陇右文化始终伴随着汉文化的扩散吸引而趋同，又因人口流动、民族迁移、统一与分裂的波动而趋异。陇右文化依赖地域之便，东与三秦文化唇齿相依，使汉文化得以传承发展，加快了陇右文明的进程；西与属于沙漠、草原文化类型的西域文化毗邻，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在这里与汉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可见，陇右作为黄河上游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是中原与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伸缩进退、相互消长的中间地带，因而成为中原交化与周边文化，域内文明与域外文明双向交流扩散、荟萃传播的桥梁。这种文化优势，既促进了陇右文化的发展，又为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

陇右地处黄土高原，地域辽阔，古代“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羌中道”以及“蜀道”四条交通要道穿境而过，文化影响多元渗透，多种宗教在这里共生共存，从客观上造就了陇右地域文化种类繁多、形态丰富、意蕴深厚、地域明显的特点。以农牧并举为特征的陇右地域文化，既是中西文化传输交流的桥梁和中介，又是国内民族文化交流扩散的化合区和预热区，它既以中原农耕文化为内核，并向西北游牧民族乃至域外扩散辐射中原文化，又兼收并蓄游牧文化乃至域外文化而壮大自身。中原以儒家为主体的汉文化，通过陇右这条走廊通道西传，西方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由此东传，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在这里减弱，西方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逐渐本土化，陇右地区便成为中原汉文化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纽带。

历史上陇右地区除汉族文化之外，先后曾是羌戎文化、秦早期文化、氐羌文化和蒙、藏、回民族文化一度兴盛或多元并呈的地区，无论是汉族文化还是此消彼长的少数民族文化，由于陇右人口的流动不定和民族势力的伸缩进退，使陇右文化既非纯粹的汉文化，亦非某一少数民族的单一民族文化，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化并立和混生的局面。这一特点本身既是文化互补的产物，也是文化具有互补优势的直接表现。例如，盛行于陇右洮河流域的山歌“花儿”的产生和流布，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据考证，“花儿”是定居于洮、岷、河、湟一带所唱的专用花卉作比兴的民歌，经由当地回、汉、藏等各族人民的改造创新而形成的一种以汉语创作并演唱的歌种。“花儿”在陇右地区有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之分，前者以今临夏为中心，后者以今临潭、岷县为中心。花儿流传至今，已成为流行于贺兰山以南，六盘山以西，岷山以北，日月山以东这一跨甘、宁、青三省区广阔地带的一种以歌唱爱情为主要内容的山歌，“是这些地区的回、撒拉、东乡、汉、土、保安、藏、裕固等族人民用汉语歌唱、其格律与歌唱方式都相当独特的一种民歌”。（郗慧民：《西北花儿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花儿”是信奉伊斯兰教、藏传佛教、中原佛教和道教的八个民族用汉语演唱的一种文学艺术品种，所以它本身就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包含了这八个民族的某些文化成分。我们从“花儿”的起源、创作、传唱和流行地域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汉、回、藏等多民族文化交流互补的产物，是多元文化互相交流、影响和融合的见证。

三、陇右是民族融合的大舞台

陇右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先秦时期，陇右是戎、羌、氐等古老民族的居住之地。秦统一中国后，陇右民族融合加强，初步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区域。两汉时期，陇右氐、羌遍布。东汉时期，羌人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一些著名的战事即发生在陇右。魏晋南北朝时期，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内迁，陇右民族成分更加复杂，除原有的氐、羌之外，匈奴、鲜卑、吐谷浑等民族均有分布。隋唐宋时期，吐蕃、回鹘、党项等民族先后迁入陇右。唐蕃时战时合，吐蕃曾一度占有陇右。回鹘亡国之后，一部分部众迁居秦州等地，党项族先居于今青海南部，唐中后期，迁至庆州等地，成为建立西夏的主体民族。元明清时期，蒙古族进入陇右，回、东乡等民族形成。尤其是回族作为外来民族和本土民族的混合体在明代正式形成，陇右地区河州、兰州、秦州等地成为回族的主要聚居地。此后，满、保安、撒拉等民族也进入陇右。

历史上陇右是多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曾为中华民族各个民族间的交往、融合与发展作出过历史性贡献。陇右位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结合地带，历史上一直是生活在这些地域以至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各民族往来、迁徙、交流、争斗、融合非常频繁的地区。农耕民族和诸多游牧民族在本区的进退及其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活动，不仅对于陇右历史的发展，而且在全国历史上都产生过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在陇原这个民族活动的历史大舞台上，汉族以及东方来的党项族、满族等，北方蒙古高原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蒙古等族，南方青藏高原来的羌、吐蕃等族，西方来的昭武九姓和其他胡人、回族、哈萨克族等，以及从这里西出的塞种、乌孙、月氏等族，东去的沙陀等族，南迁的羌族等，都曾同台或轮番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历史话剧。多民族的共同开发建设，赋予陇右历史文化多元的内涵和民族融合的斑斓色彩。陇右少数民族工艺品如铜器、火壶、汤瓶、木雕、砖雕、保安腰刀等民俗工艺品，工艺考究，样式美观，经久耐用。陇右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不仅具有西北民族的特点，还有中原汉族的音乐色彩。歌谣主调音域宽广、曲调高亢；舞蹈动作简洁明快，反映多姿多彩的生活；民间文学既有古老的叙事诗、传说、故事，又有妙趣横生的笑话和富有意味的寓言、谚语、童谣等。东乡、保安族的体育运动特色颇浓，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简单易行。乐舞、绘画、建筑与民风民俗最能代表陇右文化的特色。西域乐舞要传人中原，陇右为必经之地，而汉族音乐对羌乐与胡舞亦有化育之功，其影响是双向的。另外，流传于河湟、临夏地区的花儿，盛传于陇东黄土高坡的秧歌与道情，弥漫于陕、甘、宁、青等地的高亢激昂的秦腔，从其中的承传、演进、影响与渗透中，古老民族乐舞的纵向影响是不难体会到的。在绘画与建筑方面，不论是西夏民族、回族，还是汉族，艺术独具特色。穆斯林砖雕艺术、清真寺建筑、陇右板屋、陇东窑洞等都极具地域特点。陇右民风民俗更能体现西部风情与多民族色彩，陇右民族的服饰与饮食、婚丧嫁娶与节庆、民间宗教、民间工艺等，无不体现着陇右地区民族融合的特性。

陇右地区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民族融合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在地域和民族的构成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断吸取营养。如陇南地区，历史上是羌、氐、戎、吐蕃、吐谷浑等民族生活的地域，后来经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形成了汉和藏两族共聚的局面，在这两个民族中，还融合了羌、氐、戎等古代民族的文化。就拿陇南藏族来说，宕昌和文县一部分藏族信仰的宗教和服饰，明显地表现出被融合羌、氐等民族的文化特点，如包头巾、佩鱼骨片、帽子上插白鸡麟、戴狗头冠、身着白折花裙、多用米字、十字图案、供奉祖先帽子等。在汉族社会生活中，被融合民族的文化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在建筑方面，无论藏汉民居，大多数民居为二层楼房，下层居住，上层作谷物贮藏室，民居选址重向阳、干燥、险要，随地而建，但不重视道路建设，在绘画、刺绣、雕塑、剪纸等方面，也突出体现了这一地区民族融合的特点。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交往起初是浅层互动，进而进入社会系统，同时扩展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联系，这既表达了不同民族的不同需要，又体现了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陇右地区的民族交往史证明：不同地区的文化通过民俗模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逐渐达到融合，形成相互认同和理解，与此同时，由民族间的交往而凝结成的不同民族共同的国家意识和对祖国的情感，又维系着历史上国家与外域的关系，维系着逐渐发展起来的内地与边疆的联系，维系着国家的统一。

陇右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地区，不同民族形成不同的民俗，而这些互不相同的民俗，又反过来成为陇右地域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陇右地区各民族的融合，一方面他们顽强地保存着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也通过互相学习，互相影响，改变着自己的某些生产、生活和文化特点。

陇右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及其多民族同生共荣的多元文化，既使陇右地域文化异彩纷呈、特色独具，又不断丰富和吸纳新鲜养料，为中华文化注入活力与生机。从陇右民俗视角出发，我们不难看出，陇右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处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过渡的地带，是多民族融合的大舞台。

余粮才　　　　　　　　　　　

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