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甘肃地域文化的人文特征

丝绸之路与甘肃地域文化的人文特征

侯玉臣

作为丝绸之路在东方最主要的路段，甘肃地域文化的形成以及文化的繁荣与萧条，都与这条陆路交通的大动脉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甘肃的地域文化就是丝路文化在古代东方社会的集中体现，或者说是中国的丝路文化。因而，丝路文化的特征，就是甘肃地域文化的人文特色的基本内涵。亦即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的开放性的，多元化的复合性文化结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甘肃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它既是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也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其成为中西方交往的要道，华夏汉文化与西域各少数民族文化、中西方文化均在这里碰撞、交融、重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甘肃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正是丝路文化的这种地理人文大环境和历史背景，使甘肃地域文化逐渐发展为一种与中原和其他省区不同的典型的开放型的和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结构。而开放性以及包容性、趋同性则是其主要的文化特色和人文品格。这也是甘肃地域文化最具活力的和创新精神的所在。

一、丝绸之路与甘肃地域文化的形成

甘肃地域文化原本就是作为一种边缘文化而独具特色。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甘肃就是一条西迁东进和南来北往的古代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过往的大通道。这一地区又是古代农业文明与游牧社会相互碰撞，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互交流的区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里交汇，使甘肃自古以来就成为一个中国西部的文化交流枢纽和中心。

地处黄土高原西部的泾水流域和渭水流域上游的陇东地区，大致范围自天水以东到平凉、庆阳一带，在文化源流上，与陕西关中平原同属一种文化类型，可以说是古代华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其文明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建立西周王朝的周先民的发祥地在这一带形成，并成为这里的农业文明的开创者；而建立夏王朝的大禹及其部族的活动地带，也包括陇东一带。因此，甘肃陇东地区属于华夏文明的早期发源地之一。

如同学者们追寻长江源而进入青藏高原一样，我们追溯甘肃地域文化产生的源头，也要追溯到甘肃南部的陇南、甘南以及更西部的古羌人为代表的原始居民及其代表的游牧文化。毋庸置疑，今四川北部的蜀文化和巴文化的形成，也同样与古羌人部落关系密切。但甘肃地区则更适宜于羌人的游牧生活，是古羌人活动频繁的地区之一。从人文地理和民族学的角度讲，中国西部文化的最早创始者，早期华夏农业文化的创造者，就是古羌人部落，而在甘肃的游牧民族活动地域最广、历史文化最久远的也是古羌人。

由中亚地区和西域一带东迁的古代各种游牧部落及其文化，是最早的西方文化的传播者。这些在文化方面独具特色的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及其文化，是影响甘肃早期文化的又一元素。东进的游牧部落是最早进入河西地区的外来民族，他们在河西走廊与羌人或其他部落杂居，并不断向东推进。最早出现在华夏农业社会西部的众多游牧部落，如西戎以及猃狁等，即代表着这种西来民族及其文化。在甘肃境内的多种文化元素，构成了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甘肃早期的地域文化基调。

最早由东迁的游牧部落与土著羌人部落混合形成的甘肃古代民族应为周部落。大约到商王朝中期，活动在今甘肃陇东一带的西戎部落与羌民族发生接触，并发展其早期的农业文化。此后，周部落又不断东迁，至陕西岐山一带，又与商部落及其中原文化发生接触。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有记载以来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中原地区与北部草原上同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和民族变迁。到秦汉之际，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体形成，同时以秦王朝为代表的大一统的农业社会结构基本定型。甘肃自陇东、天水到兰州、临洮一带，也进入农业文化圈，但仍是中国农业社会的西陲边地。北部的大草原上，众多的游牧民族在战争中逐渐发生同化，形成了以猃狁为主体的包括众多不同种族成分的部落军事大联盟，这就是被称为第一个草原帝国的匈奴游牧社会。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又成为匈奴游牧民族最西部的驻牧地。而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却是包括羌人以及月氏、乌孙等更多的游牧人。尽管匈奴人曾一度占据了河西走廊，但匈奴人仍不能成为这里最后的主人。当西汉的农业社会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之后，先进的农业文明自然向西推进并进入河西走廊。河西地区与甘肃陇东一样，成为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同时，开通往西域的商贸和文化的交通线，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丝绸之路的开通，通常被视为始于张骞出使西域，而真正奠定东西方文化交流基础的，是甘肃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商贸通道的建立。

从文化的角度讲，甘肃的地域文化真正形成的内在因素，仍是由于作为移民社会文化的形成。游牧民族的迁徙，无论是逐水草而居的自然迁徙，还是伴随着征伐的战争而出现的迁徙，都形成较大规模的群体性移民。这种移民始终伴随着不同民族之间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也是代表甘肃地域文化特色的主要方面之一。相对来讲，更稳定、更能体现先进生产力和农业文化的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包括转向定居的游牧民族移民，如汉代以后内附的匈奴、氐、羌等部落移民。这些移民构成了河西走廊以及甘肃各地农业社会及其文化的主体。两汉时期，汉民族对甘肃和新疆的农业开发，除移民垦荒之外，还有屯田。如果说移民社会的形成始于河西四郡的设立与城镇的形成，那么，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则有赖于屯田政策。由于游牧民族在历史上对甘肃尤其是河西地区不断的侵掠，作为农业和牧业杂处的区域，甘肃的农业文化也屡经战乱并不断被破坏。正是这种状况，才形成了甘肃农业生产发展的周期性的倒退和重新恢复、发展的特殊历史进程。而农业移民以及屯田则成为恢复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移民文化就成为甘肃农业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丝路文化为标志的甘肃地域文化，仍是以游牧民族及其文化为主要特征。自西汉武帝时开始，中原农业社会和文化推进到今甘肃河西走廊，并从军事上击退了匈奴，占领河西以及西域的商道，于是，中原地区通往中亚的商道完全打通。但是，即便在两汉时期西域和甘肃的主要民族主体仍是游牧民族。甘肃的陇东、河西以及兰州、天水等地，农业社会的发展不断受到羌胡部落的侵掠。游牧民族分布在甘肃农业发达地区的周围，严重限制了农业的发展。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一次出现了民族大迁徙与民族融合，又有众多匈奴、鲜卑以及一些西域人进入甘肃。甘肃又一次成为游牧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大舞台。伴随着甘肃商业文化发展始终的是游牧民族的频繁迁徙与复杂的民族交往与民族同化。因此，形成甘肃地域文化的内在因素，是甘肃各地的移民社会与游牧民族的不断迁移。这种相对的流动性的商业人口、农业移民社区以及游牧民族的迁徙，使甘肃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大走廊、大通道。这是一条文化传播的大运河，也是一条联结东西方商贸活动的运输线。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在这里展现；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文化艺术也同时在这里展示并向各地传播开来。进入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日渐繁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及中亚传入的佛教文化在东方社会的传播，甘肃作为东西方的多民族文化荟萃之地，地域性的文化结构也完全形成。可以说，甘肃地域文化就是中国本土的丝路文化，它有别于西域和中亚的丝路文化，但同样不同于内地的地方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甘肃是古代中国文化发源地之一，具有本土文化的基本构架；甘肃又是游牧民族及其原始文化的一部分，众多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在这里生根；同时，甘肃又是西域和中亚文化传入的第一站，从而成为不同文化的交汇地。这就是形成甘肃地域文化的基本因素。

二、甘肃地域文化的历史地位

谈及甘肃地域文化的历史地位，就首先要谈到丝绸之路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和对古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甘肃在丝绸之路繁荣时期，不仅是一条商业繁华的大通道，而且还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商贸集散地和文化传播的中枢。换句话讲，甘肃地区曾经成为全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并具有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

佛教文化的传播以及佛教文化的发展，首先兴起于甘肃。佛教的传入虽然始于东汉初年，但如学术界所说，当时只限于上层社会，只供宫廷和贵族所玩赏。佛教真正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在中国传播，还是始于甘肃，尤其是河西走廊。而最早发展起东方风格佛教文化的则是以敦煌石窟艺术为代表的甘肃各地的石窟文化。敦煌位于甘肃河西走廊的最西境，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最直接的交汇处，其文化特色是甘肃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如果把敦煌石窟艺术的特征与代表西域艺术风格的新疆克孜尔石窟艺术风格加以比较，其特点就更鲜明。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东南，在丝绸之路中段的商业重镇龟兹附近。这里是紧邻中亚佛教的地区。从公元前2世纪起，就逐渐进入佛教传播的范围。在其石窟艺术中，反映早期佛教小乘教义的本生故事等内容很多，此外还注重宣传佛陀生平事迹等内容的壁画，都显示出其佛教文化传播内容早于敦煌石窟的艺术内容。此外，中亚商业文化的内容，在其壁画中也有反映。有人甚至称这种壁画是“适应龟兹社会发展丝绸通道商业经济的需要所做的宣传画”。（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龟兹佛教文化的繁盛在克孜尔石窟艺术中较全面的体现出来。但同时在艺术风格上，则体现出西域的民族艺术风格以及受到中亚和印度的艺术影响，甚至古希腊和伊朗的文化艺术等外来文化成分，都被吸纳到龟兹的文化之中。这与敦煌石窟和甘肃其他石窟的艺术风格有很大差异。敦煌石窟中的佛教文化内容，更多的是表现出大乘佛教的思想内涵，而且还明显带有东方色彩的道教文化成分。从一些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壁画中，也能反映出甘肃的丝路文化与龟兹的丝路文化的人文差别。克孜尔石窟的西域商人，是赶着毛驴，还有骆驼的胡人，再就是波斯商人等，敦煌壁画中的商队，同样以骆驼为工具，但画风则明显表现出东方艺术风格。“画有在城镇郊外桥头一支中国商队与西域商队相遇”；“人畜在井边休息”；“绘有一幢围墙环绕的楼阁，屋内有两人在饮酒。一人为客人弹琵琶。”（《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年版）这里的艺术风格，使佛教文化进入敦煌起，就已开始中国化，并显示出东方文化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的本土化特色。

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河西地区的社会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较典型的事例，就是建立后凉政权的吕光进入西域以后，将西域高僧迎接到武威。虽然吕光对这位西域高僧并没有什么好感，但其对佛教文化却很尊重。而当时的河西地区，则成为佛教东传的主要地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成为甘肃文化发展的一个亮点。除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的佛教文化发展很快，东部地区的天水、兰州等地，也都发展起佛教文化。永靖的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等，反映出甘肃地区佛教文化的繁盛以及甘肃作为文化传播枢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丝路文化作为一种以多元文化为背景的开放型社会和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古代社会的移民社会类型文化。关于移民及其社区文化的特征，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移民成分的组合，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在文化交流中会产生出新的文化因素。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古代国家形态的产生与发展，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都与大规模的移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变革有着直接关系。甘肃地域文化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同样与移民社会及其历史作用相关联。从最基本的社会作用讲，移民或是民族迁移，不仅仅是人口的流动和社会群体的地理上的位移，而是一种实质上的社会整体搬迁。因此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同化过程，是一种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语言、文字以及每个民族的历史和宗教等等的复杂的社会形态的交流与融合过程。这种文化交流的作用，是人类社会文化进步的一种强大的动力，是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补充新思想，创造新文化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这就是以丝路文化为标志的甘肃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其在古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东西方交通的不断扩大，丝绸之路的商贸发展，甘肃的移民成分和外来文化的内容也在扩展，不仅限于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族移民，还有更多的中亚各国的移民及其引入的文化形态。其中以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阿拉伯国家的移民占主要成分。在甘肃境内的这些人以经商为主又与当地人通婚，并逐渐形成以大分散、小聚居为特征的移民社会。到明代以后，又逐渐发展为一个以伊斯兰文化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化的新的民族体回族。而回族以及撒拉族、东乡族等，则又都是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发展起来的，保持着经商的传统和文化习俗。作为地域文化，甘肃的民族移徙、民族同化以及民族结构的变化，都与贯穿甘肃全境的丝绸之路的兴衰紧密相连。而丝绸之路在古代东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进步作用则是不言而喻。正因如此，我们才认为甘肃地域文化是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特殊的地方文化。

顺便提及的一点，是甘肃地域文化作为丝路文化的国内主要组成部分，曾经伴随着丝路的繁荣而繁荣，但同样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败而衰败。丝绸之路繁盛时期，甘肃东部以及南部也都成为商道，布满了驿站，以商贸为主的城镇也迅速发展。以河西为例，进入十六国以后，甘肃地区的众多民族在不断的文化交流中逐步融合，先后建立的政权就有五六个，城镇数量也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展。河西地区的郡县数量之多，为历史少有。如武威置姑臧、武威、休屠、媪围、苍松、揟次、张掖等十县，张掖郡置有山丹等十县以及两个属国，酒泉境则有福禄、玉门等八县，敦煌有敦煌、冥安等六县。此外，在五凉时期河西先后置有武兴、建康、临松、祁连、凉兴、晋昌、会稽、广夏、玉门等郡。其中一些侨郡、县的设置，是专门为安置移民而设置。河西的社会经济也于此反映出其繁荣程度。

天水一带在丝路繁盛时期，为陇关道的主要交通线，今天水、甘谷、清水、武山、陇西等地，包括永登、兰州、临洮、临夏一带，是经陕西进入甘肃的除陇右道的又一条商道；甘肃陇东一带，则是自古以来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道，今泾川、平凉、庄浪、华亭以及静宁、会宁一线，则是自陕西经兰州、定西、榆中一线进入河西的必经之路。陇南地区和甘南地区，则是古羌人部落向东部迁徙的通道，而且也是汉民族与游牧民族商业交流的通道——茶马古道。可以说，甘肃全境就是以交通线为主要区域形成的一个商业文化交通的大动脉。有人称其为“文化大运河”，但文化运河的重要历史作用是物流中心和商贸物资的运输线。商业的繁荣程度，可以说就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因而，当明清以后的社会经济文化走向停滞和衰败之后，丝路文化为代表的甘肃地域文化，也同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封建社会一样，进入发展的低谷。其在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地位，则被日益发展的海洋贸易和沿海经济发达区所取代。

三、甘肃地域文化的人文特色

甘肃地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的过程中，由众多的民族文化因素汇集而成的地方特色鲜明的，融入了中原地区传统文化、北方游牧民族草原文化和中亚古代移民等成分的一种复合型的文化类型。其人文特色具有典型的移民文化和游牧民族文化的特征，但同时又植根于古老的东方农业社会及其历史文化的土壤之中。这种文化的最主要的特征，则仍是由丝路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文化交流中形成的文化趋同心理，亦即同一性。

较有代表性的人文特质或是性格特征的，是由游牧民族及其草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及其理想人格模式。对此论述较详尽的，是以西域游牧民族文化为背景的新疆学者孟驰北先生。他在《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一书中，这样评价游牧民族文化及其性格特征：“游牧民族继承了原始初民活性精神元素”；“牧业民族的草原文化主要不表现为物质、典章、制度和各种符号所记录的思想成果，而是表现在他们的精神气质方面，也就是在他们生活的行为、思维方式、思想方法等”。从文化学习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这位学者还将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加以比较，并认为游牧民族虽然也有其自身的文化与传统的继承，但他们的流动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更具有接受外界文化的学习先进文化的开放性格和包容态度。尤其是作为一种传播文化信息的载体，游牧民族同以静态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不一样，没有或是较少具有保守的、封闭的和静止的文化心态，很少具有文化排他性。游牧民族的这种对待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形式以及生活方式等的态度的基本特性，在丝路文化的形成中表现很明显。大体上讲，包括今天中亚哈萨克斯坦的古代民族文化，古代北方的东胡民族、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回鹘人和契丹民族、女真族、蒙古族，早期文化都属于同一种古老的原始宗教文化，即至今还在一些民族中保留的萨满文化。但是，当这些民族与其他文明，包括中原农业文化、中亚地区的农业文化以及拜火教、祆教、景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和文化形态接触时，大都采取一种开放的和包容的态度，一些民族甚至完全改换门庭，接受了新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西迁中亚的民族历史同样表明了这一点。以游牧民族及其原始文化形态为原生态文化区域的甘肃地域文化的人文特色，同样以此为基调，并形成一种开放性的，具有吸纳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的地方性特征。

甘肃地域文化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农牧业文化的交错杂居。而且，包括陇东地区的农业文化，最初也由游牧文化演变而来。“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乃与私属遂去幽，度漆、沮，逾梁山，止于歧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史记·周本纪》）周先民早期的活动地域，大致在今陇东庆阳到平凉一带，并由这一地区逐渐南迁，进入陕西岐山一带。直到迁至岐山一带时，才开始改变其传统的游牧民族习俗，转入定居的农业社会。在甘肃活动时期，周人仍保持着游牧生活方式。秦汉以后，甘肃自兰州以东虽为秦、汉王朝的疆域，但仍以游牧民族为主要成分。汉移民的农业社会，相当一部分为转向定居的游牧部落。而且，这种由草原民族转入农业社会而与汉民族同化并最后融合的状况，在甘肃历史上是经常的反复出现的现象。因此，我们毫不夸张地说，甘肃的农业文化中，保留有很大成分的游牧文化特征。以游牧民族的文化及其民族性格作为代表，也正是甘肃地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人文特色之一。此外，甘肃同山西北部等沿长城一线的农牧混杂区一样，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差别，主要由地理环境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别而形成。有学者分析两种文化的互相关系时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北方民族只有南下穿过长城，才能具备了吸收或接受汉族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传统文化的客观基础”；“游牧民族入居汉族农业区，是南北民族走向融合的开始。只有入居汉族地区，才能真正吸收农业文明，吸收汉族文化”。（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但同时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因战乱以及地理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原因，甘肃一些地区的农业人口也会退回到游牧生活方式，从而在这一地域中的民族性格中更多地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性格特征。或许这也正是北方人所区别于南方人的性格特点。粗犷、豪放以及胸怀开阔的性格，也同样与一个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相适应，并受到环境的制约。

以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交流为基本特征的甘肃地域文化，其人文特色同时还受到中亚文化及其代表的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使甘肃文化具有传统的商业文化和经商民族的道德观念和性格特征。甘肃的回族以及东乡、撒拉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其族源都可追溯到元代或是更早的隋唐时代的中亚阿拉伯国家和回鹘等民族的移民。这些移民虽然也有手工业者、军人等，但侨居的商人仍占重要地位。“回族有经商贸易的传统和经验，他们的先民就是以经商而闻名的”；“甘肃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历史上的河西曾是回族先民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的重镇。后来随着历史的演变，静宁、陇西、旧城、陇山等城镇，成为甘肃回族商贸活动的重地”。（侯玉臣：《甘肃少数民族》，内部发行）15世纪以后，甘肃作为丝绸之路的主要路段，在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地位有所下降，但繁荣的商贸活动仍是其经济的主要方面。这主要体现在汉藏之间以及汉蒙之间、中原与西域等经济贸易的通道和商贸中心的作用。而回族等伊斯兰文化的少数民族，则在这种商贸活动中充当重要角色。明清以后的边贸活动仍以茶马互市为主，但实际的物资文化交流范围要广泛得多。明代开始的经济封锁政策以及对民间自由贸易限制，是影响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直接商业活动的最大障碍。茶马互市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但这也恰恰为甘肃的商业活动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环境和条件。明洪武五年起，先后设立了秦州（今天水）、河州（今临夏）、洮州（今临潭）等茶马司，作为汉藏贸易的指定地点，这些地区的商业活动促进了回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反过来，回族等民族的商业文化也很快传播到各地，并促进了甘肃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和回民族的形成。需要提及的是，甘南及陇南地区，也正是通过这种茶马互市而发展为两条茶马古道，并在沿途发展起联结汉藏的商业城镇。

开放性的文化特征，并不仅体现在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特色方面。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三教，在甘肃各地，大体具有同等的地位。多民族的交错杂居，多元文化的并存，是甘肃开放型地域文化发展的前提。而且，发达的商贸文化和多民族共处的地理人文条件，更是决定甘肃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因素。自明清以后到民国时期，甘肃地域文化的开放型结构和人文特色，随着丝路经济和文化的衰败以及中央集权专制在边陲地区的逐渐加强，也逐渐由开放性转化为趋同性或同一性的文化思想特征。对这种渐趋衰退的和失去活力的地域文化状况，有些学者认为是封闭性或是封闭型文化特征。但这种特征实际上是外部的人为因素决定，而非地域文化的自身特征。众所周知的明、清两个封建专制王朝的保守的、专制的和严重制约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代表小农经济的重农抑商的政治体制，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还严重限制了各地区，尤其是内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甘肃地域文化的衰落以及趋同心理、保守性与封闭性，都具有与全国大多数省区相同的时代特征。因此，在分析和研究地域文化时，不能将具有大背景和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特征，看做是甘肃地域文化的人文特色。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甘肃地域文化，是一种集东西方文化形态于一体的，在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环境下形成的，具有发达的商贸经济优势和便利的交通的，与外界保持频繁的和多方面交流的开放性的人文特色。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以及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习俗、不同地域观念的吸纳和包容，是开放性文化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地域人文性格的集中体现。与这种精神和品格相应的是进取精神和创新观念。我们要继承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就是这种开放的思想观念和不断进取的精神风貌。

侯玉臣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信息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