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的人文特征

谈兰州、河西的人文特征

彭　博

一

兰州人分布在黄河上游一带，人口约253.1万，行政区属于兰州市（辖五区三县）。兰州地区的人类文化活动，可追溯到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典型代表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文化。这一系列文化类型，作为华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父系氏族社会为标志，发育于黄河、大通河、湟水、苑川河流域。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使用过的许多彩陶与细石器共存的文化遗址。（裴文中：《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史前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版）当距今约4500年的齐家文化在兰州地区崛起，并与中原夏王朝同步发展时，又把兰州由原始社会推移到铜石并用的奴隶社会。在殷周青铜器时代，兰州地区出现了氐、羌等民族与中原进退角逐的文化。

战国时代，秦国不断向西开疆拓土，筑城设邑，始有郡县两级建制。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置陇西郡，兰州为其属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置榆中县，兰州始建县。隋文帝开皇初年（581年），废金城郡，置兰州总管府。兰州之名，始于此时，尽管不久又废府复郡，但这一地理专名，历代沿用，史不绝书，盛名于今。

元亡明立，洪武元年（1368年）诏令全国禁止胡服、胡语、胡俗，反复重申。因受汉文化的影响，明朝境内的蒙古人、色目人加速其汉化进程。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明肃王由甘州迁至兰州，遂扩大城建规模，奠定了以后开拓性发展的格局。兰州在洪武人口大迁徙中，虽没有河西、河湟声势浩大，但作为交通干线和军事要隘，仍驻军屯守。相对的安定，使兰州地区的经济有了较前长足的发展，市场亦愈发活跃。织造业和面粉加工业相继出现，据方志载，当时皋兰的水磨达265轮之多。兰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全国茶马互市的中心和皮毛集散地之一。

自唐中期至元末，兰州的兵燹战乱不断，加之天灾的横行，使兰州的植被受到严重破坏，导致了自然生态的失衡。十年九旱的灾害屡屡发生，严重制约了农业的正常发展。以后增迁的兰州人与世居的农人，根据长期的生产经验，发明了防旱保墒的养田方法————铺压砂田，使农业生产在恶劣条件下得以保持。

清康、雍、乾三朝，在向新疆、河西、河湟移民时，兰州是必经之地，史书记载不详，难以断言。但这一时期，加强了甘肃政治中心的转化。自顺治五年(1648年)始，甘肃巡抚由宁夏远徙于兰州。从此，兰州就正式成为甘肃省会。康熙七年(1668年)，甘肃布政使自巩昌(陇西)徙兰。乾隆三年(1736年)，又迁临洮府来治，并使府名为兰州，以皋兰县为府治。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裁甘肃巡抚，以陕甘总督治兰，兼行巡抚事。晚清洋务运动风行，钦差大臣左宗棠锐意兴办近代工业，大兴文教事业，使兰州由过去单纯的军事职能向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转化，成为初具大城市综合发展势头的省垣重地。

兰州的地理胜景、通衢要道、关隘桥津、古城林园、庙寺观庵、民族贸易、农产畜牧、山珍果蔬、粮集炭市、水车皮筏等等风土景观组合了一派恬静与和谐的地方景观。而兰州人的特点则更多，主要有这样几点：

1．“守成”与“纳新”

在社会安定、百废俱兴的环境下，兰州是最为理想的居家城市，春来秋去，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物产丰盛。四乡八邻因自然地势的各异，生产的物品各有特色，农林牧副渔虽不是极大丰富，供自己使用还是绰绰有余。沿黄河谷地构成的几个盆地也是沃野良田，岁有所收。昔日兰州的居民生活，俭朴而淡雅，没有大富大贵的豪奢，也少见苦难乞讨的赤贫。只要积极投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勤劳动，岁月就像河边的水车一般，圈圈转动，周而复始。但社会是复杂的，贪官污吏、苛捐杂税、土匪强盗、豪夺强取等等是过去任何时代都有的，只要不发生战事的纷扰，兰州人就在相对安静的故土上，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北山的麦子，南山的杂禾，黄河滩上的蔬菜，永登的栈羊，什川的水果……兰州人家乡的物产全是黄河水养出来的，外埠的同样物品都不能与兰州的媲美。黄河养育了兰州大地，养育了兰州人，也使兰州人深爱自己的故土和家园，不愿外出远游，守候在黄河母亲的身边，年复一年。兰州人的学者士人，极崇敬先圣先贤，四书五经念得烂熟。明中叶时，兰州的大儒段可久先生乃是关学的旗手，“近宗程朱，远溯孔孟，从游者众，多所成立”。（冯从吾：《关学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士子们的学风也是以守成为本。以守成的思想教育和影响众人，故兰州人重礼义，重家庭，富有守成立业的责任感，有浓厚的家族意识，追求平静安宁，不愿招惹与己无关的闲杂琐事。因为兰州人守成思想的奠基，全赖以得天独厚的大自然的哺育，没有完全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故而对新鲜事物的喜爱和接受极为宽容。凡是新生的东西，只要有益于兰州人的民生，他们从不摒弃。良马和山羊的引进就是一例，还有优良品种的麦种、水果、瓜蔬等俱能演化为兰州人自己的特有。他们从不排外，善良敦厚，容纳战争中的难民，容纳遭受天灾的外省外县人，不歧视不排拒他们，正是这种大度的容纳，使兰州人得以发展扩大，在不到百年的时光里，增扩成十数倍族群，同时容纳了各种文化。说兰州人的“守成”是品，“纳新”是质，这再恰当不过。

2．最好的百姓

苦难中的磨炼，能使人志坚如钢，也使人心若止水。兰州人在发展形成的过程中，是与频仍的战争结伴而行的。建好的家园，说不准啥时就被战火毁坏。所以经历过数不清战火的侵袭，也就见怪不惊。他们遇事都是在冷静中淡化处理，不像山东大汉一样风风火火走九州，缺乏拍案而起、拔剑而出的豪杰气概。他们总是在静观，在等待事物的转机，有人说这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黄老哲学。这是兰州人经过磨炼的历史经验，不轻易出手，总是想后发制人，而往往失去“后发”的力度。这种性格一经成型，就具备谨小慎微的君子之相，循规蹈矩，慢条斯理，无论在什么样的运动与活动中，绝不会作冲锋陷阵的先锋，也决不会去摘取胜利的果实。他们过分地实诚，使旁观者都为之扼腕，但兰州人却不以为然；有人比喻他们如同黄土高原，千万年的浮尘积淀得过分深厚失去了支撑的骨架。但兰州人不这样认为，他们钦佩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当然，这还得看什么样的事情，世间的事最好是得以转化，采用中庸之法疏理。兰州人往往以大禹导河归海之术待之万物，其可谓活学活用，天下最好的子民百姓，也可以说是非兰州人莫属。

3．兰州的桥

桥是开放的象征，是智慧和勇敢的结晶；桥是一种符号，表示向往和渴求；桥是一束彩虹，象征交流与沟通。兰州群山环绕，大河中流，山川河谷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几个大块；沟壑洪道又将大块划割成众多小块。兰州人想桥、盼桥、建桥、造桥，对桥有特殊的感情。兰州的桥梁建筑史，就是一部反映兰州人同大自然抗争的历史。“黄河九曲十八弯，水急浪险难行船。隔岸望水盼尕哥，几时你才把家还?黄河九曲十八弯，驾上筏子下潼关，离家还是七月七，回来已到腊月三。”这首凄婉的民歌，讲述了筏子客哥哥为谋生计，驾筏漂河而下，心上人尕妹在家盼望等待的急切心情。还有一首民谣唱到:“黄河害，黄河险，隔岸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门关……”在昔日，无论兵家征战，商旅往来；无论官吏僧侣，游子浪人，都得乘坐羊皮或牛皮筏子渡过黄河天堑，不知有多少人，为渡黄河而命丧黄河。桥，对兰州人来说，是太重要了!每到冬季，黄河冰封雪盖，人们把结了冰的河面，称为“冰桥”。冰桥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兰州最早的桥。而最早的人造桥，当数明洪武年间冯胜在城西七里处修建的浮桥；过了几年，卫国公邓愈又将此桥移建于城西十里处。洪武十八年(1385年)兰州卫指挥佥事杨廉又将浮桥移到白塔山下，即在当今号称“黄河第一桥”的“中山桥”旁边。这座浮桥，就是赫赫有名的“镇远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甘肃总督升允奏请清廷在兰州修建桥，德国泰来洋行承担了这项工程，在近邻“镇远桥”旁扎下基石，一年零四个月后，一座长223.5米，宽7.5米，五孔六墩，载重八吨的钢桁架公路桥出现在白塔山下，这就是现在的“中山桥”。这座铁桥，作为旧中国第一批大型桥已永久载入史册。

万里黄河上，共有桥梁57座，而流经兰州的130多公里的河面上，就有17座大桥。兰州算是黄河流域桥梁最为密集的城市。多彩多姿的桥梁是兰州的一个特色，在兰州人搭起的270多座桥梁中，有近千米的大型钢梁桥，也有数十米的玲珑小桥；有跨越铁路、公路的立交桥、人行天桥，也有跨越鸿沟、连接公路咽喉的单跨桥；有传统结构的石拱桥、双悬桥、吊桥，也有近代技术的钢桁架桥，更多的则是现代钢筋混凝土简支梁桥双悬臂梁桥、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简支梁桥等等。梁桥种类达14种。各种不同的桥梁，改善了兰州的交通状况，促进了现代化文明建设，也为兰州古城增添了几分魅力。

4．“东方快餐”牛肉拉面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认识到“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一改涣散频率，加快了生活节奏。必不可缺的一日三餐，制作太费时间，饮食的矛盾亟须解决。于是西方的快餐瞅准了中国市场，美国的“肯德基炸鸡”、“炸薯条”，德国的“汉堡包”，意大利的“热狗”，一时充斥了各大城市。其实快餐意识在西北人的头脑中早就成形。河湟和陇中的各式炒面和面豆豆，请别小看它的“土”，营养成分的比例高过美国人用激素饲料推出的“活鸡”。炒面用料乃小麦、青稞、燕麦、胡麻、大麻子、洋芋、胡萝卜、晒干的各类果片，加之花生仁、芝麻、核桃仁等等，加水、加酥油、加茶有不同的吃法。这种属于脚户哥筏子客远行时的快餐，有浓郁的大西北特色，南方城市的人是不屑一顾的。兰州人的油炸洋芋片，与美国人的炸薯条并无二致，且香酥入口，价廉物美，但国人同样不太欣赏。兰州人的小锅盔剖开来夹上腊肉、卤肉、熏肠、肉酱比之德国汉堡包和意大利热狗不知要鲜美多少，但同样不能风靡京师。究其原因，还是太“土”，是国民的崇洋心理在作怪。其实“土”就是“本味”，就是中国化的品味，然而国人却瞧不起它！但牛肉拉面的情况却是截然不同，凡来兰州的中外人士品尝过牛肉拉面后，均赞不绝口。汤清、面白、辣子红、香菜蒜苗绿，食用器皿乃瓷细形美。在民间的小店内，食客还可亲见面匠师傅的全部操作过程，只需要三四分钟即可入口大啖。求食者可根据个人牙口情况，招呼一声“大宽、二宽、头细、二细、毛细、荞麦楞……”面匠师傅即刻给你抻拉出软硬不同的面。凡品尝过兰州牛肉拉面的老外，无不被这种如魔术般的抻面技术和鲜美的汤料所倾倒，啧啧赞叹：太美了，太神奇了。的确，兰州牛肉拉面堪称“东方快餐”，以往作为地方小吃，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只是待到人们加快生活节奏之后，才意识到它的真正价值。兰州人对牛肉拉面的钟爱，如同恋人，三日不食竟有坐卧不安之思，可见向往和迷痴之深。

二

河西走廊自古以来一直是各民族往来、交流、迁徙、征战、融合的地区。地势独特的河西，凭借黄河天堑，一度成为战乱的避难地，其在政治、军事上具备的特点，被唐代名臣褚遂良称为“中国之心腹”。

河西人，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的20个县市，人口约有363.8万。河西，因地处黄河以西而得名。河西地处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会处，南北有祁连山和合黎山相对，东南有乌鞘岭和陇中黄土高原相隔，东西长1200公里，南北自五六公里至200公里不等。

河西地区最早的居民是羌戎或允戎。到战国时期，月氏、乌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后乌孙为月氏所驱，而月氏又被匈奴逼而西迁。秦汉之际，匈奴成为河西统治者。匈奴进入河西后，威慑西域，对汉王朝的西北边境造成严重威胁。西汉初年，因长期战乱的疲敝，无力用兵征讨，为求边境安宁，采用和亲和大量馈赠财帛之法笼络匈奴贵族，但匈奴贵族仍然屡犯边郡，掳掠屠杀时有发生。经历文景之后，70余年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力空前昌盛，先后发动了河南、河西和漠北三次战役，收复了河南之地，控制了河西走廊，迫使匈奴退居漠北。

永嘉之乱，中原战火纷飞，进入十六国大分裂时期。河西地区先后为前凉、前秦、后凉、北凉、西凉所据有，史称为河西“五凉”。此时没有留下户口记载。引证其他有关史籍可知前凉张氏时，社会相对安定，招徕中原大量流民，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兴修水利，使百姓获受其利。

河西地处丝路孔道，不仅中原商人移入这里，大量的胡商也云集于此，史载：“西域诸番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唐时河西再度出现繁荣景象，“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西”。（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进入明朝后，河西是西北边防重地，除关西卫所，嘉峪关之东，派大量军队驻军外，同时还进行大规模的屯田。洪武年间的移民，使大量屯军及家属到河西安家落户，加之凉州11卫旗军与下屯旗军近11万人（唐景绅：《明代河西的军屯》，《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再加军卒家属及河西军户所繁衍的子孙，大大启动了河西人的发展。有明一代，河西人已有30万。（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

明末清初，天灾加战乱，整个陇上“灾死徙之余，田亩之荒废者十有一二，军民之存活者十无一二”（《甘肃通志稿》），土地荒芜，民户逃散。清政府采取措施，“改编凉州戍军为屯丁，除免军名，令种屯地”。（《甘宁青史略正编》）将明肃藩王土地改归民户经营；招民开垦屯种等等。加之康熙平定西域，河西社会经济日渐恢复，户口也随之迅猛增长。

经康、雍、乾三朝的安定时期，嘉庆年间据《重修大清一统志》载：河西地区的甘、凉、肃、安西四州府共有人口284万。达到汉武帝以来的最高峰，此时河西人内部的互动融合业已完成，特色日益明显。

河西的高山、大河、草原、沙漠、长城、古堡、烽燧、驿道、石窟、殿宇、古塔、雕塑，无不蕴含着美妙的神话、故事和精彩的逸闻趣谈，闪耀着河西人开拓建设这条千里长廊的光辉。

1．兼容并蓄与诚恳忠实

河西人的先祖来自中原各地，都是因诸多原因被徙到河西的。他们数辈人辛勤开拓，彼此照应、相帮，并且接受来自各方的各类事物，把接受的新事物融化为自身的一部分。这种包容博大的胸怀是河西四镇人的共性。佛教的西来东传很快地从河西走廊上流向中原，河西人接受了佛教文化，又用自己的观念创建出举国之最的石窟文化。把中原带来的传统文化视为神明，崇敬先祖的礼义教化，置孔孟圣人于高高的神龛上顶礼膜拜。苦读着圣人教诲，同时又在佛国来世的花雨中寄托个体的憧憬。这在中原战乱，河西相对稳定的五凉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一面是传统文化在河西得以保存和发展，一面是东渐的佛教文化在河西发扬光大。名僧如云，译经迭出，都是在河西人的宽容中，进入他们生活的。敦煌大量的变文和河西各地大量流布的宝卷，充分说明了这个事实。西域东进的几部大乐，在河西也是异化成甘凉大乐，先发了中国戏曲缘起的强音。这都应归功于河西人在宽容之中兼收并蓄的创造和对中国文化作出的贡献。

河西人的忠实也可从玉门油矿的开启发展中得以印证：玉门石油的发现，使河西人成为第一代石油工人，玉门油矿也成为为新中国石油战线输送骨干的基地。20世纪60年代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骨干就是玉门去的河西人，涌现了王铁人这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王进喜不怕苦、不怕累，勇于向困难挑战，代表了河西人战天斗地的气概。河西人的这种特征，是文化与自然的孕育，也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最为芸芸众生所称道。

2．“保守”的功绩

在河西四镇中，相对言之武威较为保守，武威人自明代以来有墨守成规的倾向。他们不排外，但也不轻易接受外来文化对自身的冲击，始终以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心境观察着世界的变化。武威长时期是河西的首府，同时是丝绸之路北路和中路的会合处。武威的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如果说建筑是时代的语言，那么武威完全保留了唐代的钟楼、明代的文庙以及罗什寺塔和海藏寺，这些古建筑，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遭遇拆毁和烧毁。这些古建筑群用“唐音明语”与后代人们对话，诉说凉州城的沧桑历史。武威人在保守中，发掘了国宝级文物，东汉的“马踏飞雀”，保存了珍贵的西夏感应塔碑。正是因为武威人的“保守”，才能在五凉时期的一百多年间，使河西涌现出了30余名学者，保存了中原因战火而无存的传统文化。武威的“保守”，培育了乾嘉学派在西北的著名代表人物大学者张介侯，培育了晚清学者李云章、李叔坚父子。正是武威的“保守”，继承和发扬着传统文化，才使得河西古朴耐读，展现出昔日河西繁盛的风采。

3．更新中的迟疑

河西人中的张掖人，较之武威人活跃，对外界新鲜事物颇为敏感，做事能投入其中，即使失败，也能知天乐命，处世待物以忠厚见长，家族、邻里关系处之和洽。一般张掖人，不以财取人，不以位取人，不歧视落难的外乡人，群体意识比较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好些外乡人流落其地，多年之后基本上都能返乡。这和河西张掖人的宽宏大度不无关系。在河西四镇中，张掖人亟待改弦更张，找寻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经济之路，积极引进名优品种，因地制宜，求其尽快脱贫，但也因一哄而上或过分相信对方的信誓旦旦，往往吃亏上当受骗，这种诚恳中的迟疑，也是起步中必经的过程。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进展，当迟疑变成机敏时，诚实也就有了质的变化。但愿张掖人能保持这种诚恳的天性。

4．多元信仰

一些张掖人相信神灵，一个地方往往有各色庙宇，常年香火不断。据求拜者讲，凡祝愿祈求的大小事，总能兑现，所以求占、求福、求子者如云，当然这些都是局部的再兴。但是庙会的举行，同时也促进了地方的物资交流，老百姓很喜欢这样的方式。张掖临近的临泽县，是处在走廊最窄处的县份。县内有名的庙宇不下数十个之多，除佛庙道观外，还有三个极为使人纳闷不解的庙宇，即太阳庙、妈祖庙、猪福菩萨庙。据推测，临泽旧日乃抚彝厅，境内少数民族较多，曾是月氏的古都城(牙帐驻地)，后来，来华的昭武九姓曾在此驻扎过，现在皆系汉族的居住地。境内的太阳庙，可以牵强成祆教的遗俗庙宇；猪福菩萨庙，可以推测是鲜卑秃发氏以后留存在河西的。但妈祖庙令人费解，妈祖系东南沿海一带供奉的天母，南方神庙为何能在河西的小地方出现？且香火旺盛祭供不断？这极可能是戍守抚彝厅的沿海军士，为思乡而建的庙宇。河西这类诸路神仙的庙宇分布甚富，可见河西人文的多元性。

5．爱人护人的风范

明代无力西出扬威，遂将关隘退迁到酒泉城外不远的嘉峪关。酒泉是明代东入西去的第一个边城。关西七卫辖地变为畜牧草场，酒泉也就成为农牧分割的中间站。自明代后，东来与西去的各色人等，都在酒泉生养休息。酒泉取代了汉唐时敦煌的位置。东西双方来到酒泉者，都成了旅途上的“强弩之末”。所以，河西酒泉的特征就多少蒙上了孱弱的意味。酒泉人家族观念不及武威、张掖，群体意识弱，人的机警程度高于张掖。出酒泉，过玉门、赤金，出安西，人烟稀少，戈壁茫茫，偶有绿洲，也是水源不足。笔者漫游河西，亲遇一事恭录：自玉门至赤金堡的路途，凡见西瓜都是半面扣地，因此地段缺水，吃瓜的人只吃半个，留半个给其他赶路人，以做解渴之用，这是此地多年的一种规矩。从这一习惯中，可以透视出河西人达观厚道，人爱人，人护人的真情，真有一种“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高尚风范。

彭　博　　　　　　　　

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