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的地缘神圣使命

从神话到现实：甘肃的地缘神圣使命

穆纪光

在中国西部，甘肃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古至今，对护佑中华文化，都担当着一种特殊而神圣的历史使命。本文拟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叙述，为陇人品格的形成，提供一种地缘性的解释。让我们先从远古的神话传说说起。

一、一个永恒的寓言

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东”和“西”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方位的概念，而且是代表着二无对峙的价值范畴。在瑶池酬唱中“穆天子”就提到“东土”和“西土”。东土指的是以宗周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西土指的是当时人想象的极西辽远的荒漠之域，“东方为正统雄性之王，西方荒远之区则设一雌性之王，东西相对，男女相配，体系简明”。（吴春山：《古代小说的宇宙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小说部之一，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版）在这里，东与西两大空间表象之后，潜在的二元对立范畴是：

阳：阴

男：女

中心：边远

文化：自然

正统：非正统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43～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神话是以现象呈现于人的感官的东西，而在其后面，隐藏着的是先民的原始思维活动，潜存着先民的集体无意识。用中国阴阳学说观之，以中原为中心的“东土”是阳，而以敦煌等为代表的西域辽荒之地的“西土”则是阴，东土是男性受宠之地，西土是女性受崇拜之地；东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西土是日落的地方；东土是天子登泰山祭日神，祈祷上苍维护皇帝统御四方的地方，西土则是西王母居于荒野、“虎豹为群，于（乌）鹊与处”之地；东土是入世的儒学发祥之地，西土则为出世的释家留下了伸展的空间；东土是晨，是旦，是生机盎然的春、夏，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升起的地方，西土是夕，是暮，是秋、冬（“春风不度玉门关”、“胡天八月即飞雪”），是荒蛮绵延、鬼魅横行之都……

西土在把中原文明视为中心的中华先民心目中是非常辽远和神秘的。但正是基于这种神秘性，它成为东土人在隐幽的心里期望精神回归的地方。由此也就有了传颂千古的神话故事“瑶池酬唱”。穆天子与西王母在瑶池之上饮酒作诗，一唱一和，恋恋不舍。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西王母希望穆天子身体健康，有一天再回到这里。穆天子也信誓旦旦，答应把国家治理好了，不出三年，就会再回到西王母的郊野。三年后，穆天子是否回到了西土，不得而知，这本是一个寓言而已。有白云、青山的西土对穆天子是一种召唤，情意缠绵的西王母，作为一个母性的象征，一个美丽女人的象征，对穆天子也是一种召唤。穆天子作为一个神化了的人物──一个中华先民潜意识的代表，对此召唤一定是铭记于怀的。

穆天子和西王母都是神话人物。穆天子作为先民集体无意识中的象征符号，代表了东土人对西边的眷顾；而西王母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则代表了西土人对东土的恋情。他们的相互盼顾、相互依存，形成了中华民族一个永恒的寓言——一个在中华民族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实现着、应验着的寓言。

《山海经·西山经》记载：“三危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郭璞注：“三青鸟主为西王母取食者，别自栖息于此山也。”据考证，此“三危山”就是甘肃敦煌西南的三危山。此后，由于对西王母的崇拜，在甘肃的河西及中、东部建有许多王母庙。西王母作为原始神在《山海经·西次三经》中是一个兼人形与兽形的凶神：“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郭璞注：“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也。”）但是，到战国时的《穆天子传》中，西王母自称“我惟帝女”，已女性化、王者化了。及六朝人著《汉武帝内传》，西王母来到汉廷时，头饰大髻，身着汉式大袖袍，“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霭，容颜绝世”，已演变为一个年轻的美妇。西王母在形象上的变化，无疑源于汉武帝（东土人）对甘肃河西的开发，使这里由游牧生活走向农耕文明。而在东土人杜撰的许多寓言故事中，对西王母对东土的“贡献”也做了浓彩重笔的描绘。

王母曾遣使给舜帝授地图，使黄帝的九州扩充为十二州；又送白玉琯（一种乐器），吹之以和八风；至汉廷，给汉武帝送去“三千年一生实”的仙桃；手中还掌握着“不死之药”，嫦娥吃了竟能飞上月球；有甚者，还曾指示她的第二十三个女儿瑶姬帮助大禹治水，为中华大地免遭水患立下汗马功劳……这些神话看似荒诞无稽，但它的寓意却在说明：“西土”人，在国家版图的扩大、自然灾害的治理、物产品种的增加乃至医药摄生、音乐艺术等方面，对“东土”、对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是做过很大贡献的。

这种寓言式的、特殊的地缘作用，集中地表现为“西土”对护佑、荫庇中华文明的母性性质。至今在甘肃河西地区仍保留着的母性崇拜、月亮崇拜、树神崇拜等等，就是说明。

二、一次象征性的发现

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编号为第16窟的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现在编号为第17窟、俗称为“藏经洞”的洞窟，这是一个奇特的窟中窟。据说，它是当时管理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禄无意中发现的（或说清除洞窟积沙时发现的，或说磕烟袋锅时听到空洞声发现的，等等）。窟中竟然藏着沉睡了、养颐了近千年的极为丰富的中华瑰宝。5万件以上包括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的经籍、儒家典籍、文学资料、社会经济资料、历史地理资料、科学技术资料、医学资料等文献，以及千件左右的各种艺术品，竟使各国盗宝者馋涎欲滴，令全世界目瞪口呆。且不说这些文献和艺术品，对研究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仅是此窟何以藏着这么多的宝贝，什么时候藏的，如何发现的等谜一样的问题，就有各种各样的论说。

撇开这些论说的枝枝节节，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事件当成一个寓言的应验，当成西部的甘肃所特有的母性品格珍爱、护佑中华文化的寓言的实现！因此，这个洞窟的偶然发现，应看成是一个象征，看成是那个远古的寓言变成现实的绝好说明。实际上，这个寓言的实现，在历史上是不断地被演绎着的。

穆天子曾向西王母许诺，他会再回到西部来的。他可曾食言？没有记载。毕竟他不过是个神话人物而已。但是，穆天子的后裔，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确是源源不断地从东边奔向西部。历史上，东土的人，在人事纷扰、战乱灾异等尘世诸烦弄得精神不得安宁的时候，是会向往西土的和平、宁静和自然的；在仇恨、嫉妒、猜忌弄得精神疲惫的时候，是会向往西王母的宽厚温暖的怀抱的；在受疾病、死亡的威胁，期盼来世永生的时候，是会把西土当成来世乐土追求的。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史前传说和历史记载。在远古，尧、舜、禹作为中原部落联盟的强大首领，对其周围弱小民族发动了征服战争，战败的三苗部族作为“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鲧）之一，被放逐到今甘肃河西敦煌一带。被放逐的人们从江、淮、荆州（今河南南部至湖南洞庭、江西鄱阳一带），远涉万里，艰苦跋涉，历尽艰险，奔向西部边陲，其行程是何等悲壮！我们不啻也把它当成一个象征，当成人们在苦难的跋涉中企图寻到安静的乐园的象征。人们带着血和泪，忍受着无边的苦痛、疾病、焦渴和死亡，穿过无垠的沙漠戈壁，终于投进有无边的蓝天和灿烂的白云的自然怀抱：没有夙敌的征讨，没有强权的欺凌，唯有西王母的宽厚温暖的怀抱。他们毋宁是后来历代儒生、学士、高僧、戍卒、流民，以及当代众多的旅游者由东向西来到甘肃河西避难、生息和观光的远古先驱。

西汉时，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大軍在河西击败匈奴，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连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从此，河西地带便构筑起拱卫中原、护佑中华文明免遭侵犯的千年屏障。当时该地区生产发展，社会安定，“上下相亲，晏然富殖”遂使中原“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东汉时，敦煌、酒泉一带，成为中原王朝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成为汉廷集结大军打击匈奴、经营西域的要塞，当地的农业生产与和平生活得到保证，中原不少大户来迁。儒家思想亦开始在此传播，仅该地的张奂（曾在长安师从名儒朱宠）在敦煌传授儒学，收徒就有千余人。

十六国初期，中原大乱，河西地区相对太平，“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隋时，隋炀帝出兵击破吐谷浑，西突厥被迫投降，甘肃河西得以安宁，丝绸之路畅通。敦煌郡成为从中亚由伊吾、高昌、鄯善三条路进入河西的咽喉，中西交通在此交汇。唐时，朝廷先后以敦煌郡作基地，灭东、西突厥，使西域诸国纷纷归附，甘肃的敦煌郡再次成为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这时的河西地区，中西文化交流、绿洲农业的发展、佛教及佛教艺术及道教的发展，都达到空前的水平。（《敦煌学大辞典》郝春文撰“敦煌”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

东边的人来了，带来了农耕文明，带来了穆天子治理东土的经验，带来了那么多期望得到保护、也应得到保护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怀揣着的宝贵的儒家经典、道教秘籍及其他各种文化资料。这些人才和宝贵的典籍，都因“西王母”的护佑而免遭中原战火的毁灭。而这些受到保护的文化人，也为“西王母”的进步尽心尽力，使她由兽而人，由野而文，由丑而美，由封闭走向开放，追随东土先进文明的步伐，与时俱进。

三、一种永无了结的神圣使命

地域是上苍赐予的。我们无法把陇原、河西和敦煌搬到东面日出的地方，移到受海浪拍击的南国。命定了要守着这片热土，命定了要在这里繁衍生息，尽“西王母”永无了结的神圣使命。

在20世纪中叶，当共和国初创的时候，“穆天子”的后裔带着马克思的思想，带着毛泽东的睿智，带着工业文明，带着开发西部的宏伟蓝图，来到“西王母”的故土。一种崭新的现代文明在此崛起。“穆天子”和“西王母”实现了真正的联姻。西部又一次担当起了奉献东部、奉献共和国的神圣使命。

王进喜带着他的钻井队到大庆去，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石油的垄断。科学家在这里引爆了为中国人争气的原子弹。“西王母”送给东土的，已不仅仅是几块璧玉与能和八风的白玉琯，而是建设所需要的无数宝贵的资源，以及举世瞩目艺术瑰宝。“西王母”虽已无需再献开疆扩土的地图，但守疆卫土，抵御外侮侵犯的使命，仍然重任在肩……

地缘对陇人品格的形成，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因素，固然它并非是唯一的因素，更不是决定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把陇人品格的形成看成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确是与陇人所处地域在历史上与东部的交流，难脱干系的。

陇人对东部有很强的依赖性。我们不妨把这种依赖性，从正面诠释为“对东部的依存性”、“对东部的依恋性”、“对先进文化的包容性”。

陇人有乐于奉献的品性。这是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同东部及其他地域有着血脉相通的联系。他们知道，受惠于人，必当回报。

陇人有着“走向开放、走向东部、走向文明、走向融合”等品性，这都与该地域在历史上从东、西交流中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有着深刻的渊源。

穆纪光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