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介不同于俗

耿介不同于俗——甘肃古代思想家的优良品格

王步贵

甘肃位于黄土高原、内蒙草原、青藏高原的交汇处。远古时期，甘肃气候宜人，温暖湿润，水草丰美，河流纵横，森林茂密，景象万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

甘肃物华天宝，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代生英贤。陇东陇南的泾渭河谷，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人文初祖伏羲降生于成纪，女娲炼石补天治平峰，轩辕黄帝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西王母仙居回中峰，公刘耕耘芮鞠地，周文王西征密须国，秦皇汉武跃马横戈拓疆西土，唐宗宋祖文治武功显赫陇原，所有这些美好的传说和彪炳史册的历史事实，都发生在甘肃这块热土之上。

丝绸之路横贯甘肃全境，中原文化、中亚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河西走廊还是汉传佛教的驿站和中转之地，一大批学识广博，德高望重的僧侣穿梭于中原和西域之间。因之，古代的甘肃，群星荟萃，学林灿烂，著述充栋，人才辈出。时至今日，甘肃古代思想家的聪颖智慧，深厚思辨，道德文章，人格品质，仍然光华四射，难以尘封。

甘肃虽地处西陲，但文脉鼎盛，底蕴深厚。以《甘肃人物志》为例，便可窥一斑而知全豹。该书上起远古，下迄清末，凡24卷，共收录甘肃著名历史人物432人。

本文只以“汉唐雄风”、“康乾盛世”为主线，撷取三四位杰出的学者，管窥其思想，蠡测其著述，以昭示其道德文章之优，人格品质之胜。

王符，东汉后期进步的思想家。《后汉书·王符传》称：“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文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许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

王符及其《潜夫论》为历代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诗人文士所推崇。魏征、韩愈、杜甫等人都盛赞王符“耿介不同于俗”的崇高品质，并给《潜夫论》以很高的评价。魏征的名言“兼听则明，偏听偏暗”就源自《潜夫论·明暗》篇：“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韩愈在其《后汉三贤赞》中称：“王符节信，安定临泾。好学有志，为乡人所轻。愤世著论，《潜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为贼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皇甫度辽，闻至乃惊，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岂若雁门，问雁呼卿？不仕终家，吁嗟先生！”杜甫在其《偶题》一诗中，有“漫作《潜夫论》，虚传幼妇碑”之论，对后者似有微词，对前者的肯定是十分明显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符出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清道光进士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佼佼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氏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现代著名学者冯友兰、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孙叔平等人，在各自著述中，均设章分节，对《潜夫论》予以研究和阐释，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如果要对王符学术思想的主要成就给予概括的话，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治国安民之术”；唯物辩证的“元气一元论”；全面、尖锐、深刻的“社会批判思潮”。

王符对于当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有敏锐的观察，进行了深切的揭示。如论后汉中期的政治情况“官无直吏，位无良臣”，针砭了吏治的败坏；抨击巫祝迷信“欺诬细民，荧惑百姓”；指斥当时鄙劣风俗“崇财货而行骄僭”，“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这些对于政风的评论，对后汉时期社会风气的揭露，至今仍值得借鉴。他还以肥沃的土地“弗耕不获”、千里之马“弗策不致”为例，强调了人为的重要。王符还以“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之论，批判了圣人“生知”之说。

王符，特立独行之士，是具有远见深识的进步思想家。《潜夫论》不仅畅论当时的政风得失，而且涉猎范围之广，可说是“全方位的”；见解精辟而卓绝，可说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潜夫论》涉猎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法治、伦理、人性、美学、军事等各个方面和领域，虽非东汉王朝的“百科全书”，但却从各个层面洞察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了统治者的黑暗和弊政，反映了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挣扎和呻吟，折射了王符为民请命、民情下层、愤世嫉俗、鞭笞丑恶的人格情操和高尚品质。文如其人，“文品”即“人品”。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洞悉王符的人格魅力。

“少好学，有志操。”一句话，六个字，言简意赅，高屋建瓴，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好学少年、志气昂扬、志向远大、志行坚定、有志于学的光辉形象，令人肃然起敬。

“耿介不同于俗。”《后汉书·王符传》有“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之赞誉。耿介，光大、正直之谓也。王逸注为：“执节守度，不枉倾也。”《韩非子·五蠹》说，人主不养耿介之士，则亡国、灭朝，不足为奇。王符作为“耿介”之士，“以此虽不得升进”，但却让我们感到自豪。在那个“官无直吏，位无良臣”的“衰败之世”，作为“耿介”之士的王符，实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珍品”。《后汉书·王符传》称：“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由此可以看出，王符淡泊名利，毫无“显山露水”之意，把一腔热情、满腹愤慨、沧桑经历、喜怒哀乐，全部倾注在了他的传世之作十卷三十六篇十万言的《潜夫论》中，他的“人品”和“文品”是互为因果的。

“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马融（79—166年），东汉经学家、文学家，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曾任校书郎、议郎，南郡太守等职。遍注《周易》、《尚书》、《毛诗》、《论语》、《孝经》，使古文经学达到成熟的境地。生徒常有千余人，郑玄、卢植都出其门。他除注群经外，兼注《老子》、《淮南子》。又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对后来的魏晋清谈家的破弃礼教有一定的影响。窦章，东汉安丰侯，大司空窦融之玄孙。少好学，有文章，躬勤孝养，讲读不辍。因太仆邓康荐引，入东观为校书郎。顺帝初，章擢升羽林郎将，后迁屯骑都尉，谦虚下士，甚得名誉。张衡（78—139年），东汉科学家、文学家，河南南阳人，曾两度担任执管天文的太史令。精通天文历算，创制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地动仪”。第一次正确解释了月食的成因，说明月光是日光的反照，月食是由于月球进入地影而产生的。天文著作有《灵宪》，总结了当时的天文知识。张衡在《灵宪》中明确提出了“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并认识到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的远近有关。文学作品有《两京赋》、《归田赋》、《四愁诗》、《同声歌》等，各具特色，在五言、七言诗文发展上有一定的影响和历史地位。崔瑗（77—142年），东汉书法家，河北人，官至济北相，善章草，师从杜操。唐人张怀瓘《书断》评其书为“点画之间，莫不调畅”。与杜操并称“崔、杜”。张芝曾学其笔法，对当时影响甚大，著有《草书势》。

从王符所交的这几位朋友来看，他们都是经学家、文学家、科学家、书法家，以学识见长，可谓仁人志士，志同道合，惺惺相惜。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扮演着扛鼎之角色，在操行上都有着可钦羡的闪光点，在品质上都有可称颂的人格魅力，在不大不小的权位上都有可肯定的“政绩”。

这几位朋友能和地处西陲、身居陋室、为人所轻、自食其力的一位以布衣而终身的处士常相来往，保持友谊，谈古论今，善始善终，从另一个侧面，更加彰显了王符学识之渊博，人品之崇高。度辽一迎，昌黎一赞，这位“耿介”之士，留给后世的是一个高大而光辉的形象。

挟两汉学术思想之余韵，魏晋时期，甘肃灵台诞生了一位世界级的历史文化名人，他就是针灸鼻祖皇甫谧。皇甫谧，字士安，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人，正像《晋书·皇甫谧传》上记载的那样，二十岁的皇甫谧，还不肯读书学习，不思进取，游荡无度，或以为痴，致使其后叔母悲伤叹息。俗话说得好，“浪子回头金不换”。皇甫谧绝非不可救药，更不是朽木之不可雕的材料，在其叔母苦口婆心、谆谆教导下，终于幡然悔悟，迷途知返，刻苦攻读，勤力不怠，以至于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据说，州郡的藏书都被他读遍了，竟然写信向晋武帝借书，皇帝居然就赠送他一车书。后因家道败落，无以为计，便“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名声远扬。据传，左思构思十年，写成《三都赋》，无人赏识，谧为之序，世人争相传抄诵读，一时洛阳纸贵。

皇甫谧中年患了风痹，身体偏瘫，但他仍手不释卷，“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滛”。在学业上的执着追求，坚忍不拔，终于使皇甫谧成长为魏晋时期一位著名的学者，于哲学、史学、文学，特别是在医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且颇为卓越。后人曾云：“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他致力于学术研究，著书立说，从而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尽管今已十不存一二，但有篇目可考者仍有十二种之多。

皇甫谧在医学上的成就举世公认，更为突出，尤其是《针灸甲乙经》，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古典医书之精品和珍品。中国古代学者评价说：“《明堂》、《甲乙》是医人之密室，后之学者，宜遵用之，不可苟从异说，致乖正理。”因此，皇甫谧被尊为针灸鼻祖是理所当然的，是为全世界所公认的。

综观皇甫谧的一生，在为学为人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考察：

一是顽强拼搏，奋斗不息。在他明白了学习读书的重要性后，拜师苦读，十分用功，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最终成为“博综典籍百家之言”的大学者。更令人感动的是“谧虽赢疾，而披阅不怠”。为了学识精进，甚至不顾生命安危。他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这种勇于牺牲的敬业献身精神正是皇甫谧在学术研究上能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是治学严谨，泽惠后人。皇甫谧治学，涉及面广，在多种学科领域均有不凡的建树，写作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他做学问，立足于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例如《针灸甲乙经》就是在《素问》、《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医书的基础上，“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既有对三书的继承，又有创新和发展，具体表现在对针灸学理论的探讨和349个穴位的取定和针灸临床的治疗上。皇甫谧一再强调自己勤奋创作《针灸甲乙经》的目的是治病救人，解人于危困。

三是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皇甫谧高尚的人品还表现在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名利，一心一意追求和实践着自己的事业。他的生活是清贫的，史书上说，“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他的朋友也这样形容：“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就是这位生活清贫俭朴的学者，面对突如其来、骤然降临的名利时，却显得异常冷静，难改初衷。即使诱惑力再大，舆论压力再强，他也不为之所动。晋武帝和朝廷先后六次征召，让他进京赴职，甚至晋武帝“频下诏敦逼”，而皇甫谧都一一婉言谢绝。这其中有厌恶官僚奢侈腐败和封建正当黑暗的那种“白逼宫”、“红逼宫”、“昏乱乱，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些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灵魂深处“安贫乐道”，“以著述为务”，把认认真真做学问、清清白白做人，当作最大的理想去追求。

四是交友重情，待人以诚。皇甫谧一生结交了不少朋友，上至皇帝达官贵人，下至门徒，其中“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值得一提的是，他结交朋友注重情谊，尊重他人，更注重保持自己人格的完整，不论官吏还是百姓，一律平等对待，从不违背良知良心，更不阿谀奉上，白眼待下。他在结交朋友的一生中，不仅注重爱护双方的情感、友谊，而且赤诚，善始善终，从不以利禄、官爵的诱惑而摇摆，相反，而是以名节、志向、人品、常识为尺度加深友谊，视为相知。

皇甫谧的一生，可以用高贵品质、高尚情操、高风亮节、高大形象来概括，作为后世学人顶礼膜拜的楷模和偶像，是当之无愧的。

清初的“康乾盛世”，甘肃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学者，一曰邢澍，一曰张澍，时人称之为“陇上二澍”。

邢澍，阶州（今武都）人，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天资聪颖，年少成孤，家境贫寒，勤奋苦读，博学能文，精通天文舆地之学。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中进士，历任浙江永康、长兴知县。为官清廉，勤于吏治，案无留牍，断狱如神，时人称颂。在长兴先后十余年，捐俸银补茸城垣、桥梁，浚导渡津，疏渝河港，倡导地方绅士商贾捐资修建同善堂、留婴堂诸等善事。后任江西饶州知府，又迁南安知府。嘉庆二十四年，离任归里，沉静淡交，访古寺，拓碑碣，著书自娱。所著《寰宇访碑录》，宏富精详，示著名学者孙星衍后，二人联名刊印，名噪一时。又有《宋会要》、《金石札记》、《金石文字辨异》、《关右经籍》、《经艺考》、《守雅堂文集》、《南旋诗草》及《长兴县志》等著述十五种之多。对史志多有笃论，于金石学尤有精辟见解。平生藏书甚丰，在万卷以上，但身后已渐散失。当时著名的史学家洪亮吉在为邢澍《松林读书图》题诗中有句云：“曾闻哲人训，仕学本同贯。”意思是说，做官和做学问并不矛盾，两者可兼而得之，可以大堂审案，可以后庭潜心著述。

邢澍和“浙西学派”代表人物钱大昕素有交情，友谊甚笃，二人均属“将学问越做越细者”的典型，正所谓“观书眼如月，罅漏糜不照”，也就是说，他们的本领，在别人看不出问题的地方能看出漏洞来。

邢澍以精细的考据为基础，在金石学方面成就较大。在《寰宇访碑录》刊出后七年的嘉庆十四年，邢澍又以他自己名义著成了《金石文字辨异》一书，凡十三卷，这是他由“博”返“约”、在碑文文字（主要是字形）方面的一宗研究成果。邢澍所治学问门类尚多，除本文开头提到的门类之外，据传，又治天文之学，尝有《十三经释天》之著，但于今不传。

从以上简短的概括中就可以看出，邢澍是一个为官清廉、勤于政事，潜心治学、精于考据，品行端正、为人正直的正人君子。

张澍（1776—1847年），武威人，清代著名学者。时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张之洞称其为“才气无双”，一时惊为异人。童年母殁。自幼聪颖，才气过人。嘉庆四年（1799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张澍，金榜题名，中了进士，随即选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六年，派往贵州任玉屏知县，后任广东顺州知州，代理遵县知县。卸任后，曾受汉南书院讲席之聘。嘉庆十年（1805年），由武威到北京，历陕西，远游晋、鲁、豫、浙等十余省。在安徽治水有功，补任四川屏山县知县。后又代理兴文、大足、铜梁、南溪知县，直至道光十年引疾辞归，结束宦海生涯。

张澍好游历，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先后又涉足江西、安徽、江苏、湖北等地，会见并结交了一批名流、学者、士人，如宋翔风、郑廷桢、陶澍、钱泳、俞正燮等。最后在西安和乐巷定居下来，整理刊印自己的著述。晚年患眼疾，双目失明，卒于西安寓所。

张澍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勤于治学，成绩卓然，受到学术界注目。《凉州府志备考》附录有张澍著述之较详目录。

张澍生当乾嘉时代，沐浴朴学之风，凡所致力，领域宽广，备受各方重视。张之洞除赞誉其“才气无双”外，又将张澍划入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之列；清末学者、光绪进士李慈铭深切叹服其学问之广博，并指出其治学方面已突破传统“家法”之樊篱；梁启超尤其称道张澍在地方史志文献辑佚方面的特殊成就：“甘肃与中原钓隔，文化自昔朴塞，然乾嘉间亦有第一、二流之学者，曰武威张介侯（澍），善考证，勤辑佚，尤娴熟河西掌故。”鲁迅先生在《会稽郡故事杂集序》中，特别提到了武威张澍对自己的深远影响。

归结先生在学术研究成果的收获，大致有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张澍在辑佚河西史地人文古籍方面，成果颇丰。他搜集、整理、鉴别、汇编了周秦以至隋唐古史志佚书及孤本多达二十六种，已刊行二十一种。《二酉堂丛书》是其代表作。此《丛书》中作者近一半为甘肃人。

二、《五凉旧闻》及《凉州府志备考》，系“五凉多士”之代表作。十六国时期的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史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因此，“凉州多士”是顺应历史潮流、顺理成章的事。

三、从敦煌学角度看，张澍的主要成就是提供了有关敦煌的史地著作和文献。首先是姓氏学著作。《清史稿·张澍传》称：“姓氏五书，尤为绝学。”《续敦煌实录》是张澍的一部敦煌学专著，是敦煌著名历史人物传记集。部分已被伯希和劫往巴黎，部分留存于陕西省博物馆。

张澍秉性刚介，不同于俗，处事做人，每与上司不合，因而得不到重用，难于升迁，因此，虽有济世之志，但抱负难展。虽然如此，他在地方官吏任上，仍然做了许多对老百姓有益的善事、实事。如破除陋习、移风易俗，公平断狱、设育婴堂、收养贫女；又如兴修水利、以利农桑；又如打击地方盗匪，维持地方良好秩序，使民得以安居乐业。因此，他为官多年，政续卓然，有口皆碑，声誉颇佳。

概括而论，澍性直方，博学强记，于书无所不读，精考据，著作等身，多为精品，为海内外名家。

“陇上二澍”，秉承甘肃古代先贤之遗风余韵，其为官，做文人，做学问，都为后世、后学，插起了标杆，树立了榜样，应该肯定，值得赞誉。

甘肃古代思想家的道德文章，人格品质，仅以上述四人为例，可窥一斑。他们虽然尚未达到至圣至贤的精神境界，品质和人格情操达到至善至美的更高水平，但他们所留下的那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风骨，已无愧于民、无愧于桑梓、无愧于后学、无愧于甘肃的青山绿水，黄土高坡。

王步贵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