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的人格风范

邓宝珊的人格风范

杨玉玲

邓宝珊将军是民国时期著名将领。在民国政治风云变幻、国家危机存亡、人民贫困不堪的背景下，他与许多身处困境，忧患民生的人一样，走上了一条追求光明，与命运抗争的曲折人生之路，尽其所能地实现着人生的价值和追求。他的人生经历和作为，折射出他独特的人格风范和精神气质，即忠厚、耿介、豁达、正直。本文将结合邓宝珊的人生实践，对其人格风范做些论述，以给后来人提供一面可供借鉴的镜子。

一、追求正义的人生选择

从邓宝珊的人生经历看，追求正义贯穿在他生命的全过程，民国时期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几次重大事件都有邓宝珊的身影。1911年，他随清廷派遣军杨缵绪部入新疆。到新疆后，以同盟会员身份，秘密联络驻军，参加了震动全国的伊犁起义。正当他们响应武昌革命，并准备继续组织新疆全省起义时，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同盟会)，禁止国民党的一切活动。邓宝珊被迫取道西伯利亚东下，到达陕西华山，结识了陕西同盟会员胡景翼等人，随后，在华山聚义，开展反对袁世凯心腹陆建章和段祺瑞心腹陈树藩的活动。护法运动兴起后，陕西革命党人联合进步力量组成了靖国军，开展护法。邓宝珊在胡景翼部下，也与胡景翼参加了靖国军。1917年12月，靖国军分两翼，胡靖翼为右翼军总司令，邓宝珊为前敌总指挥，围攻西安。靖国军发出讨陈檄文，痛斥陈树藩祸陕罪状，说明举义的目的是“上以靖国，下以救民”，但求“政治清明，共和巩固”。靖国军是在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中，北方唯一的一支军事力量，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邓宝珊作为年轻的革命党人，在陕西“二次革命”中，立下了功劳。

当时直系军阀内部成分复杂，一些顽固的封建军阀企图沿袭旧的专制统治措施，投靠外国，出卖国权，寻求保护；另有一些支持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带有民主思想的，有的还参加过同盟会的爱国者，仍想通过民主革命的办法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这些具有爱国思想的人有17混成旅兼陆军检阅使冯玉祥，率部队住北京南苑；陆军第2旅旅长孙岳，兼任河北大名镇守使，也为同盟会会员；陕军第1师师长胡景翼等。邓宝珊作为同盟会会员，与他们颇能联袂互通。孙胡均属同盟会会员，与冯互通声气，欲对邓宝珊延揽启用。山西同盟会老人续西峰力劝邓随孙岳工作，邓以孙岳已属同盟会会员，自己也已参加陕军，允以有机当尽绵薄之力。邓之英明诚恳，一时颇得孙之敬重，并以其妻妹妻之。以后邓宝珊虽隶胡部，仍与冯孙保持联系，致力于促成孙、冯、胡三军合作的大业，共谋大计。

1922年，冯玉祥、孙岳、胡靖翼在北平陶然亭聚义，商定合力推翻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政权，欢迎孙中山先生主持国政。1924年，冯玉祥退出曹(锟)张（作霖）奉直内战，推翻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宫，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是，将部队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军第一、二、三军，冯、胡、孙分别兼任军长。从盘踞北方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中孵育出一支较接近革命的军队，邓宝珊从中竭力赞助斡旋的功力是不可否定的。邓宝珊因在北京事变中的特殊贡献而崭露头角，升任为胡景翼国民2军第7师师长，成为整个国民军中引人瞩目的少壮派将领。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在兴起，邓宝珊积极与共产党合作，与李大钊等人多有来往；在他创办的军官传习所和军官教导队内，王若飞、邓小平就曾担任过政治教官，他还与许多共产党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他都积极与共产党合作，并并肩进入了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征程。1938年，当毛泽东听说邓宝珊将军路过延安的消息后，即对其热忱挽留，备宴接风，从此开始了两人数十年的接触和交往。其间，有抗战时形成的合作，也有内战时的两军对垒。当邓宝珊被迫参加内战时，他那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次女在临终前向他请求：“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毛主席呀！”这使他深有所悟。

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他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拥护我党和平解决事变的决策。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杨虎城在西安处境困难，电邀邓将军协助处理重大事宜。他到西安后，努力做各派之间的工作，在避免内战、稳定局势和贯彻我党主张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以后杨虎城将军被逼出国，为保障杨的安全，他机智周旋亲送杨在上海登轮出国，表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谋识，以及他同杨虎城将军的深情厚谊。

在北平和战不定的关键时刻，他高瞻远瞩，积极促成傅作义高举义旗，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迈入了新的时代。

二、报国亲民的政治追求

报国第一，亲民爱民是邓宝珊的政治追求。他一生经历了20世纪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从其人生经历看，不论是最初的伊犁起义，还是以后参加靖国军、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北平和谈以及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种种政绩，他始终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至上选择。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他总是站在有利于人民的一边，以报效人民为首选，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奔走呐喊，成为他始终如一的政治追求，这也成为他在几次重大历史关头，选择人生道路的坐标。从伊犁起义到参加国民革命联军，从抗日战争到北平解放，以至于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甘肃的工作成绩，无论形势多么错综复杂，他始终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为国家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依托，来把握自己的人生实践，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成为甘肃参加同盟会的第一人，以后又积极和北方革命力量组织国民军，同军阀势力展开斗争。在北伐战争时期，他与李大钊等来往密切，共同支持孙中山北上，以解决国困民危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坚持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宗旨，并巧妙地把各方势力聚集在反抗侵略的旗帜下，坚持与陕甘宁边区保持友好睦邻关系，恪尽了爱国将领的天职。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从大局出发，力促傅作义和谈，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以下关于对其的有关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一面：1926年初春，国共同志间出现裂痕的迹象。我在一个晚间，专程去拜访宝珊，意在请他谈谈对时局的看法。他说了以下一段话，至今我认为是很公正而正确的讲话：“干革命第一要顾大局，什么是大局?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然后决定行动，就是顾大局。今天我们的共同敌人，中山先生讲得很清楚，外部敌人是帝国主义，内部敌人是军阀，我看国共合作，首先应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把中国从黑暗压迫中解救出来。如果国共同志此时不分清敌人朋友，你谈你的共产主义，他谈他的三民主义，结果内部意见分裂，高兴拍手的只是敌人。国共合作革命必成，分裂必败。我们应当推诚合作对准敌人，千万不能干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从这一次深刻谈话中，使我深深感到邓宝珊不仅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更是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爱憎分明的政治家。”（李世军：《缅怀邓宝珊将军》，《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击沈阳，此后在4个月内占领了东北全境。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邓将军以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敏锐的政治眼光，消极敷衍蒋介石堵截红军的命令。1935年至1936年，他在新编第1军军长任内，当红25军徐海东部，中央红军红二、四方面军途经陇南、陇东时，他命令部队或不出驻地，或借口撤退，或佯装不知，坚持不与北上抗日的红军发生摩擦。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邓将军积极支持、拥护共产党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在晋、冀、鲁奔走呼吁各方力量共同抗日。

1937年7月，八路军在兰州设立办事处。时任新1军军长的邓宝珊将军与八办代表谢觉哉等往来密切，支持他们的工作。8月13日，邓将军同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贺耀组等在兰州宴请谢觉哉、彭加伦等中共代表，共商民主建国、整饬军队、民族团结等重大事宜，这标志着甘肃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谢老事后曾说：“邓宝珊是甘肃军政界最有思想、有远大眼光的人。”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并向西推进，是年10月进犯到察哈尔。榆林成为北线抗日的军事、政治中心。经各方推荐，蒋介石将驻陇新1军、165师和驻榆林86师合编为21军团，兵员约2万余人，任邓将军为军团长。蒋介石既有让邓宝珊坐镇榆林，指挥晋陕绥边区各方部队抗击西侵日军的打算，也有从北面遏制我陕甘宁边区的用意。邓将军在兰州东校场举行的各界民众欢送赴榆讨寇大会上激昂陈词，决心效命疆场，誓死报国，不辜负甘肃900万同胞的殷切希望，也不负身为中华民族军人应恪守之天职。由于榆林形势紧迫，他轻装先行，由兰州乘飞机经西安飞赴榆林。

邓将军飞抵榆林后，86师师长高双成率军政官员隆重欢迎。他下机后紧紧握住高双成的手谦逊的说：“立卿兄，我给你当参谋来了!”高听了很受感动，恭敬地敬礼道：“军团长，欢迎你来领导我们抗战。”高双成(1882—1945年)，陕西蒲城人，行伍出身，豪爽果断。抗日战争初期，高因曾与红军打过仗，加之杂牌军的指挥和军饷有些问题，使他思想上有压力。邓将军到榆林初，同高多次恳谈开导。他说：“全国人民要求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共团结就可以挽救危亡，否则就是民族的罪人。现在国共合作了，但还不巩固。要巩固就得双方互相谅解，共同努力，拆除过去的敌对壁垒，互助互让，才能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萧劲光、高岗、陈奇涵等来榆林，就是谈我们之间的合作问题的。共产党的原则就是互助互让。”高双成听后说：“军团长说得很透彻，使我顿开茅塞，以后就这样办。”邓将军在短时期内稳定了榆林形势。他不仅在思想上帮助高双成，在军事上也予以指导，并不断保荐提升高的地位，极大地鼓舞了高的抗战热情。高升任22军军长后，对他更加敬重和竭诚拥护。后经一番周折后，邓宝珊竭力保荐让蒋批准高为晋陕绥边区副司令。之后，高更是对邓敬佩之至。（邓成城：《邓宝珊将军和二十一军团北线抗日纪事》，《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1936年夏间，邓宝珊在上海送杨虎城出国，当时华北形势紧张，他在上海曾托人带信，恳切劝宋明轩(哲元)加倍警惕，如日敌挑衅，应奋起抗战到底。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他自己则于1936年9月接受蒋介石的指派任第21军军团长，不计个人夙愿正式参加中国人民争生存的抗日战争。

毛主席在抗战时曾多次亲笔致信，其中，1944年12月22日的信中说：“宝珊先生吾兄左右：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对邓将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邓将军在抗日活动中，非常注重用政治来统帅军事。他常常对身边的将领说，不论一个人，一个团体，甚至一个国家，首先要把握好政治大方向。他把统领军队的根基深深地扎在爱国爱民的沃土中。正如续范亭赠诗道：“立场不定求真理，差以毫厘谬万里；羞为权门称大将，原来穷汉是知己。”“厨师不用夸，先看炒腰花；将军不用夸，先看为谁打。”在八年抗战中，邓将军一心救国为民，谁抗战就团结谁；谁发动内战，他就设法予以抵制，从不畏权势，也不随波逐流，以致后来成为陆军上将总司令。这在国民党将领中是难得的。

他在甘肃多年，有关他处事待人的涵养精神常被老百姓提起。“如果1960年不是邓主席如实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灾情，中央及时在人事上进行安排，在经济上进行调度，饿死的人还要更多。”他这种为民着想，顾全大局，敢冒风险的精神真是了不起!

三、文武兼备的儒将风范

邓宝珊出身行伍，只有两年私塾学历，但他爱好诗文、字画、古玩，略通书画辞赋，知识广博，虽戎马倥偬却坚持自学，抽空勤学苦读，文学素养深厚，有儒将风范。他经常与文化名人一起切磋心得，品诗论画，对历史上许多名家书法、绘画的赏鉴有独到见解，常有让学者折服的精辟议论，他自己还写得一手秀丽潇洒的毛笔字，加之他为人谦虚稳重，待人诚恳随和，所以一直有“儒将”之称。

他重视历史文献的收集和阅读，每到一处，总要借阅当地志书。他收藏了嵩山、汝州、洛阳、登封、卫辉、怀庆、新安、鄱阳、郧阳、新德、横山、武功、绥德、保德、神木、府谷、米脂、肤施(即延安)、中部、华岳、乾州、勉县、伏羌、皋兰、狄道州、秦州、渭源、镇原、成县、泾川、崆峒等州县的志书。还收藏了傅青主年谱和其他诗文共数百册。这些文献书画均于1966年12月捐赠甘肃省图书馆。1960年1月，还将一尊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年)石造像捐赠甘肃省博物馆。

他与齐白石、陈半丁、董寿平、吴作人、李可染等画家多有交往。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以极大的爱国热情、进步思想和文化修养，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知识界人士到榆林。他关心鼓励和支持他们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和文化活动，并经常关照和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先后到榆林的文化界人士有：画家张仃夫妇、作家老舍、报业记者段复生、杨令德、孙季白、高鲁、沈求我等。在他的倡导支持下，榆林出版了一些进步刊物，如《塞风》。《陕北日报》也在他的支持下由进步人士掌握编辑大权。由于延安、榆林间邮政限制的取消，延安刊印的书报，包括毛泽东的著作在榆林很流行。他对延安送来的书刊，置于案头，常仔细研读。1938年11月，李公朴访问延安后来到榆林，与邓将军多次会晤畅谈。

著名导演应云卫率队到伊克昭盟拍摄抗日影片《塞上风云》，途经榆林时，邓将军作为当地最高长官予以热情接待。著名电影演员吴茵、舒绣文、黎莉莉在当地上演抗战内容的话剧，引起了民众的共鸣。延安抗战剧团、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战地文工团，曾先后到榆林、神木演出话剧和《黄河大合唱》等文艺节目，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在邓将军的总司令部和所属部队中，《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大路歌》、《救国军歌》、《打回老家去》等抗战歌曲普遍传唱，官兵们尤爱唱《游击队员之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和22军也都成立了抗日宣传队。

新中国建立后，他关心支持敦煌文物所和麦积山石窟的研究保护工作。为充实麦积山文物的收藏，他把珍藏的画册《江上草堂图》于1954年3月赠送给了麦积山文物管理处。范振绪在这本画册的题序中称：“宝珊主席得以赠予麦积山馆”；封面有邓宝珊“赠麦积山馆”的署名题签。（黄英：《邓宝珊将军传奇》，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四、礼贤下士、情系民生的朴实作风

从其下属和朋友的回忆录中看出，邓宝珊对朋友、他人的事都关心备至，亲如家长，豁达大度，凡事能够择人而事，择善而从。他自幼爱人民、忠国家、贵诚信、重礼义、博学深思，见解宏广，善缘广结，又受到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等风浪的锤炼和考验，择善为友，有容乃大。抗日战争时期，在他统率21军团时，对高双成将军依为肱股，高将军则对他信赖尊重，两位爱国军人团结无间，使国民党特务和居心叵测的人无法离间破坏，有效地稳定了榆林地区团结抗日的形势。1945年1月高双成将军因病去世后，邓宝珊将军亲自为高主持丧事。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曹力加携朱总司令和边区机关送了挽联、挽幛，并赶到榆林致祭。边区参议会、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挽词是：“练兵辛勤，驱逐倭寇著功勋；救国友谊，传来讣报悼善邻。”当高军长的灵柩运往蒲城安葬途经延安时，中共中央还举行了致祭大会。高军长团结抗日的功绩，跟邓将军的合作共事是分不开的。

他很注意体恤部下和尊重士兵人格，不管在什么场合和情况下，从不对下属官兵疾言厉色，更不横加斥责。对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对参谋人员要求尤严，但总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批评指责时让人心服口服。抗日战争时期，他很注意约束部下与友军搞好团结，善于鼓励部下学习友军长处，学习所有抗日部队的长处，尤其要求部下学习近邻八路军的长处。

1944年初冬，部下为他张罗庆贺50岁荣寿，他竟独自一人走了十几里路，在一户人家中问寒问暖，给这家两个小孩每人三元钱，嘱咐他们好好读书，直到第二天晨曦，部下才把他找了回去。他一家分处榆林、三原、兰州三地，当有人问及何以去艰苦的榆林时，他爽朗地表示：“为民族独立、国家兴亡而战，什么艰苦的地方都能去。”他与士兵一起脚踩荒沙、头顶烈日、餐风沐雨而甘之如饴。1941年6月30日，日本飞机轰炸兰州，在兰州的崔夫人与二子允文、允武和女儿倩子因防空洞坍塌而遇难，邓将军得知后含泪三日未进食。因忙于抗日军务而未亲往去料理丧事，表现了一个爱国赤子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风亮节。

新中国建立后，他忧民于心，给老百姓做了许多让人感恩的事情。著名京剧演员雪艳琴，新中国成立前饱经坎坷，遭遇不幸，流落到甘肃临潭县。邓宝珊得知后上下疏通，多方帮助，终于使其得以冲破束缚回到北京，任教于中国京剧院，人尽其才，学有所用。

有次邓宝珊去天水视察，听说一个单位为建办公楼准备砍掉院内的一棵唐槐，他一面给市政当局打电话，一面亲去制止。在邓宝珊的影响下，天水至今十分重视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以南郭寺汉柏为代表的大批古树得到妥善保护，成为这一历史文化名城亮丽的景观。

甘肃著名特产白兰瓜，也与这位共和国的甘肃首任省长颇有缘分。白兰瓜原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本名蜜露瓜。经在兰州的砂田里试种，比美国原产更佳，人们都称它为“华莱士”。邓宝珊在兰州雁滩的瓜田视察时，根据瓜皮的颜色和产地，命名为“白兰瓜”，当即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黄英：《邓宝珊将军传奇》，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五、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宽广胸怀

在民国时期复杂的政治派系斗争中，邓宝珊要想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坚持自己追求光明的政治愿望，并非易事。在他人生的许多时候，他都是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以全局利益为重。“1949年我在北京出席民革中央会议时，一见面，他表示很高兴地说：‘汉三!你不去台湾是对的，只要政治上路子走对了，就有光明前途。’接着又说：‘将来你可能还做些实际工作的，你记住，做任何大小工作，必须要有大的忍耐心！古人说：忍辱负重。做工作就是负重。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但为了工作，必须忍耐。’他用亲身碰到的一件小事开导于我。他说他代表傅作义出城和谈时，在西直门受到带队守卫城门的官兵种种侮辱，还被扣留挨了半天的饿。他以此往事，用作笑谈例子劝我：‘今后，如任实际工作时，对人对事，必须有最大的克制，干革命就不怕受委屈，否则会犯错误，有失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本意。’”（李世军：《缅怀邓宝珊将军》，《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邓宝珊将军的一生，是始终爱国为民、艰苦奋斗的一生。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勇士，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人物，是两次国共合作的努力实践者，是为古都北平黎民文物免受战火荼毒、促成震惊中外北平和平起义的关键人物，为此人们尊称他为“和平将军”。而他在抗日战争中，同21集团军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所作出的战绩，更是人们至今仍津津称赞的典范，他以英明、义气、耿介而誉满全国。

在21军所辖新1军、165师开赴榆林途中，蒋介石通过撤回、整编、吞并、遣散、整顿和撤换军官等手段，如新1军11旅被划入22军，1939年夏新1军的番号也被撤销，使邓将军成了“光杆司令”。蒋介石在经费装备上大肆克扣，每月仅给邓军团总部经费1万元，新11旅1.4万元。尽管如此，也丝毫动摇不了邓将军坚强的抗日意志。他常对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凭自己部队的人多少来抗战，只要有我邓宝珊一个人，也要联络各方，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八年抗战中，他的部队一直过着含辛茹苦、缺吃少穿的生活。邓将军自己也一切从简，事事注意克勤克俭。抗日战争初期，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居心和行为深为不满，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指示所属部队必须“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往来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中共中央通过函电往来，并先后派刘澜涛、王震、南汉宸、袁任远等同志多次前往榆林，与邓将军保持联系。

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邓宝珊、马占山、何柱国、门炳岳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晋、陕、绥交界地区的抗日部队。当时，各方部队情况复杂，号令不一，邓将军豁达大度从中协调各方，为消除矛盾、团结对敌起了重要作用。是年9月5日至13日，傅作义在河曲召开北路军各方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协商合作抗日问题。中共中央派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长南汉宸和八路军120师358旅政委罗贵波同志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确实加强了与会各派系将领之间的团结，加深了对我党抗日政策的了解。邓将军是国民党将领中同共产党联系最早，对团结抗日政策体会最深的一位。由于他宽厚健谈、虚怀若谷，对傅作义、马占山、何柱国影响甚大，在这次会议上起了重要作用。他和傅将军以后成为知己朋友，也是从这时开始的。由邓宝珊、高双成组建的21军团伊东游击纵队，在黄河沿岸对日作战近百次，挫败了日军侵占我西北的计划，保护了陕北和伊克昭盟的安全，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我以黄英先生在《邓宝珊将军传奇》一书的最后几句话结束这篇文章：“大凡杰出人物，都是一定文化的代表，对认识一种文化来说具有标本意义。对邓宝珊这位横跨清朝、民国、共和国三个时代，在大西北的黄土文化中崛起的复杂历史人物，仅从某一侧面加以评价都会失之于片面。如果要深入理解他磊落旷达而又谨小慎微的性格，宽容坚忍而又守身独行的态度，坚持原则而又以和为贵的信条，感时忧世而又超脱无畏的精神，一句话，从文化的视角去全面理解他留给后世的人生启示，发现和总结的任务，不敢说现在已经完成……”

主要参考文献：

黄　英：《邓宝珊将军传奇》，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李世军：《缅怀邓宝珊将军》，《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邓成城：《邓宝珊将军和二十一军团北线抗日纪事》，《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杨玉玲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