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当代小说人物形象比较中看陇人形象

在西北当代小说人物形象比较中看陇人形象

彭　青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是以塑造人物形象和以人物形象映照人生和社会为其主要功用的。我们在考察甘肃和西北地区近几十年来，作家所塑造的较为成功的小说人物形象时，惊讶地发现，生活于西北各省的各地理区、文化区的作家，在其小说作品中，所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正好体现了不同地理区、文化区之文明症候之不同，虽然还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我们捕捉的人文信息，却有助于我们对不同地理区、文化区之人文状态的了解和理解。从地理位置来看，西北地区联系着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虽然地域涵盖范围广，各高原所诞生的文化形态差异很大，但却共同拥有着高原文化的一般形态。因而，从某些表象上看，三大高原在文化上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在此相对完整的体系中，又各自呈现着文化上的差异，甚至是相当重大的差异。

通过对西北作家群的研究，有利于了解西北各地区人们的精神面貌、民族特色。西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是一种带有很大独特性的文化创造，不仅代表着经济欠发达的西北地区的人文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乃至于后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现当代人文精神的缩影，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对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型，对民族新文化的建构，都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研究西北作家群的成因，不仅有助于了解西北文艺事业的发展现状，更重要的是，对于西部大开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团结，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效应。

当代西北作家群概念的形成，是由于西北作家群创作出了大量的、富有影响力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奠定了西北作家群的群体地位，这是站在全国文学的高度来看待其价值和影响力的。李建军在《西北第三代小说家》一文中，对西北现当代三代作家的创作成绩和走向，作了相当精确的描述。他认为，以柳青、胡采、王汶石、李若冰、魏纲焰为代表的第一代西北作家群，高举延安革命文艺的大旗，深入生活，勤奋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以张贤亮、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王晓新、京夫、白描、李天芳、莫伸、王蓬、赵熙、陈海、王家达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作家，写出了大量引人关注的小说，他们为西北小说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进入20世纪90年代，西北虽然产生了像《白鹿原》这样的巨著，但随着路遥的去世，第二代小说家显出力乏气尽的趋势。西北第三代作家不像第一、第二代作家那样，主要集中在陕西等少数省份，而是遍布西北各省。他们在西北部的文化地图上的分布情况大体是：陕西有冯积歧、老村、爱琴海、寇挥、红柯、亦夫、方英文、党益民、邢小利、杨争光、黄建国、雷电、李康美、李下叔、张北雄等人；甘肃有马步升、王新军、雪漠、张存学、尔雅、叶舟等人；宁夏有陈继明、石舒、漠月、金瓯、季栋梁、张学东、郭文斌、平原等人；青海有风马等人；新疆有刘岸、赵光鸣、傅查新昌、卢一萍等人。新时期以来，西北一批中青年作家迅速崛起，发表了一批优秀作品，获历届全国性奖励的各类文学作品数量相当多。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捧回了茅盾文学奖；有6人相继获得鲁迅文学奖；在中国小说学会权威评定的2003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的六部长篇小说里，新疆作家董立勃的《白豆》名列第二，在一年一度全国各类优秀作品评选中，西北作家占据显赫位置，仅马步升一人，前后有23篇（次）作品入选。这一系列成果提升的是西北作家在全国的影响力，奠定的是西北作家在中国文坛上的群体形象。

本文重点探讨的是西北各省小说家所塑造的小说人物之同异，为了使读者比较清晰地了解西北各省文学创造者在其小说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下面我们将分省对重点作品中有特色的小说人物，作一大体的勾勒。

一、陕西

新时期以来，陕西小说家所塑造的、较为典型的小说人物主要有孙少平、高加林、庄之蝶、柏嘉轩等。孙少平是路遥《平凡的世界》中最有魅力的人物形象。他出身贫寒，饱受苦难，但是他用知识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他不惧怕苦难，虔诚地面对痛苦，总是怀着美好的感情憧憬生活。知识和劳动在他身上紧密集合，使他对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代表了一个时代有志青年脚踏实地的高昂的人生历程。但是他个性的偏颇，知识的褊狭，对社会认识的狭窄，又造成了他前途发展的艰辛性。比如，他自己艰苦劳作又节衣缩食，却让上大学的妹妹孙兰香不受一点衣食之忧，如果说这主要是出于手足之情的话，那么，他以打掉饭碗为代价，救打工妹小翠出火坑并拿出自己仅存的一点血汗钱送她回家，这却是绝对无私的道德之美。还有，哥哥孙少安搞承包时，收留了村里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田晓霞这个省委书记的女儿在洪水面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民的生命与财产等等。在《平凡的世界》中，这群普通青年身上勇于奋斗的精神、无私奉献的道德美和纯洁深挚的感情美，令每一位读了这部作品的人都感动不已，同时它也烛照出今天社会里人们普遍因失去对真情、道德等的信念而表现出的迷茫困惑和软弱。

高加林是路遥另一部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他的追求和理想，有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想在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作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这是一个多侧面的性格，不是某些性格特点的平面堆砌。我们可以看到在高加林的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力量，那就是富于理想、积极向上、敢于进取，向往现代文明生活而又带有某些固执的性格。在他的身上带有强烈的虚荣心和个人英雄主义，这种虚荣心和个人英雄主义甚至把人引入歧途。他热恋城里生活，既羡慕城里人，又仇恨城里人，既珍惜自己的出身，又拼命地想挣脱黄土地。可以说作家在这篇小说里力图把高加林这类人作为一种未来的新人来呼唤的。作者既中肯地指出了他们的弱点，又深情地期冀着他们的努力，盼望着社会能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成长条件。这是一个与于连有着异曲同工品质的时代青年。路遥在其他小说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类似的形象。像《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刘丽英、《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马建强、《月夜静悄悄》中的兰兰、《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姐姐》中的高立民、《痛苦》中的小丽等，都不同程度地带有高加林的影子。

与高加林相映生辉的是刘巧珍。刘巧珍是“二能人”刘立本的二女儿，她美丽、聪明、善良。她深情地爱着高加林。可是由于自己一天学也没上过，使得她很自卑，也更羡慕那些有知识的人。当高加林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灰溜溜地回到村里后，她“高兴地几乎发了疯”。她多少次的梦想露出了希望的光芒。可是随着高加林当了农村教师，她的“希望的光芒很快暗淡了”。直到高加林的小学教师被高明楼的儿子顶替后，“她那长期被压抑的感情”才“又一次剧烈地复活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对高加林的感情是多么深沉，甚至可以说到了自私的地步。可在高加林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回来后，她又心疼高加林，当自己姐姐的面骂她的公公不是人。在高加林痛苦的时候，她勇敢地献出了她的爱，特别是替高加林卖馒头的情节，更体现了她的善良与勇敢。她的勇敢一下子使高加林黯然失色了，她的形象在我们的面前一下子高大起来！如果说，高加林是一个时代男青年的象征，那么，刘巧珍则是一个时代女青年的缩影。

以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为主力军，陕西作家群体突发其力，创造了一个长篇小说的火红年代。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有影响力的作家，从《废都》的颓唐尖锐到《高老庄》、《怀念狼》的浑融神秘，他的每次出击都在文坛引起争议与反响，其小说所创造的商州形象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一样自成一体，使想象中的商州世界跃然纸上。不过，以小说人物而论，他塑造的最为成功的要数《废都》中的庄之蝶。

《废都》中的庄之蝶，作为一个文化人，他所渴望的一切几乎都有了：作为作家他有名气，作为人大代表他有地位，作为图书字画的幕后经营者他不贫困，作为普通人他有朋友，作为男人他有妻子和情人。然而，优裕的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充实，相反，人生的绝望和幻灭像魔鬼一样附着他。为了自我救赎，他和他的朋友们只能走向宿命，在声色犬马、奇书术数中驻足流连，以荒诞来回应荒诞，而作为叙述者的作者也只能以宿命的方式安顿他笔下所有的人物。因此，这里的庄之蝶，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贾平凹，是贾平凹在世纪末情绪影响刺激下自觉不自觉地放弃精神追求而堕入虚无和绝望的一个具体曲折的表现。就此而论，我们不妨是可以说《废都》是一代知识精英绝望和幻灭的挽歌，是人文知识分子世纪末颓废情绪的大曝光；贾平凹和主人公庄之蝶的心态及命运，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当今时代部分知识精英的精神缩影。

白嘉轩是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主人公，以小说人物而论，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重要奉献之一。这是作者塑造的一位儒家道德传统的忠实实践者，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审美创造的典型，他是儒家文化渗透到旧乡村伦理道德的化身。他身上既有我们民族非常优秀的文化品格，也有着无法摆脱的心灵缺陷。面对艰难世事，面对生存的挑战，白嘉轩内心无法平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生存的强烈欲望必然战胜道德的教义，从而显现出人的本我面目。生存状况的无奈使他不能成为独立于环境之外的理想范畴的仁义圣人。儒家文化使他身上交织着美与丑、善与恶，他既美丽又丑陋，既崇高又渺小。陈忠实按照一个悲剧的模式设计白嘉轩一生的经历，白嘉轩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感受、理解并走完他的一生。他的悲剧在审美感受上是“东方式”的，带有明显的“被动承受性”，他带给人的不是惊心动魄、情绪上的大起大落，而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以一种缠绵悱恻的平静美浸染着读者的心理情绪。从审美价值上看，他的悲剧是有代表性的。在激烈的时代变革环境下，他以村民的生存为己任，梦想建立“理想王国”，并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执着地实践，其中蕴涵了深厚的爱和默默奉献的伟大品质，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但他身上也顽固地存留着中国封建社会某一层面的缩影。作为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也代表了他所持有的文化，所呈现的种种愚昧和腐朽的痼疾。总之，他的复杂性格里集合了中华文化的美德和劣根性，这种极端双向的性格造成他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的强烈反差，屡屡产生始料不及的荒谬结局。

二、新疆

许多年来，所谓新疆文学，在我国文学传统中一直处在尴尬边缘地带，很难登大雅之堂。在主流文化那里，新疆其实是内地人眼中的新疆，新疆文化也是内地人眼中的新疆文化。然而，随着新一代土生土长的新疆人或准新疆人的诞生，以多民族文化多元对流交叉为其基本品质的新疆文学也开始受到重视。说到底，是新一代新疆文化人拥有了地域文化自觉以后，他们所创造的体现了地域文化自觉的精神产品，也得到了人们的充分尊重和认同。

这种地域文化自觉潮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了，经过大约十多年的苦心探索后，产生了一批能够以作品体现这一自觉的作者和作品。如王刚、董立勃、杨威力、赵光鸣、刘岸、胡尔朴、叶尔克西、阿拉提·阿斯木、马康健、高兴等等。赵光明的《西边的太阳》，可视为这一时期新疆作家奉献给全国文坛的模范小说文本。

近几年，新疆比较重要的作品，有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白豆》。这是一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语言表述简约朴实之作。作者以女主人公白豆不幸与坎坷的婚姻故事为线索，勾勒了一幕人的尊严备受摧残的社会悲剧。小说中的三个女性都是不幸者，都是人的尊严备受摧残悲剧中的被压迫者和牺牲者，虽然她们各自的生活经历和遭遇不同，但是她们在权势的淫威下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任人摆布的遭遇都是相同的。白豆是作家着力刻画的形象，她的性格温顺中有倔强、朴实中有聪慧，她期望能够主宰自己的婚姻，但在社会的压迫摧残下却屡屡受挫。白豆应征入伍到了军垦农场，她虽然不算漂亮，但是却有着丰满匀称的身材、善良开朗的性格，杨来顺、胡铁都想娶她当老婆，她喜欢听老杨的笑话，喜欢吃老胡煮的野味，她帮助他俩洗衣缝被，20岁的她却不知道嫁谁合适，单纯的她竟然让吴大姐给她拿主意，甚至同意以抓阄的方式决定她的婚姻。当老杨决定放弃她后，她又答应了胡铁的追求。当马营长看中她后，她对胡铁说应该听吴大姐的。

当胡铁说要与其一起逃跑时，她认为这是背叛革命。马营长决定娶白豆，白豆却因为还没结婚证就不让马营长碰，显示出其性格倔强的一面。当白豆被强奸后，马营长娶了曾梅，白豆却并不生气。白豆嫁了老杨后，他俩全力帮助成了寡妇的翠莲。当马营长想强迫白豆时，白豆举起菜刀抵抗，白豆性格的倔强再次得到显示。老杨因为结婚一年多白豆还没有怀孕而提出离婚，并跟翠莲结婚，白豆也并不反对，虽然她自己暗暗哭泣了一场，她性格善良的一面再次得以表现。白豆的善良与倔强突出地表现在她为胡铁的冤屈而奔走的过程中，当她从喝醉酒的老杨处得知强奸她的正是老杨后，她就千方百计想为胡铁翻案，一方面常常去探望被关在监狱中的胡铁，买烟送给胡铁，一方面找马营长澄清事实，并通过白麦的丈夫老罗为胡铁平反。虽然都没能如愿，却写出了白豆的善良与执着。当越狱的胡铁找到白豆后，他们竟然私下里在胡杨林里成了亲。小说通过白豆坎坷的婚姻写出了其温顺中有倔强、朴实中有聪慧的性格。

《虚土》是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位散文作家”的刘亮程继《一个人的村庄》之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虚土》里，刘亮程似乎在漫不经心地讲述着天山北麓某个叫虚土的小村庄的故事。小说以一个5岁孩子停止成长为叙述主线，他目光所及的移民聚集的虚土庄，披着一层梦呓般的虚幻色彩，每个人的生活都无人证实。小说描绘了一个直觉所能到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耳朵、心灵、眼睛都孤独地洞开，世界混沌如初开般宁静、虚空。任何声响、动静以及天地间事物的微妙变化，在这个直觉世界里都能被捕捉、感知和呈现。

刘亮程被认作是乡村“哲学家”。在他的心灵里，已经把自己的村庄视为了人格化的精灵。无论虚土庄的守夜人、树上的孩子、跑顺风买卖的冯七、还是那个5岁的孩子，他们的精神都游离于村庄之外，在各自的时间中孤悬。但是，个体生命的孤独，却又并不因村庄这个群体环境而有丝毫的改变。在刘亮程看来，一切都是与生俱来，却不能同死而去。当描述起那个村庄所有的人和物的时候，刘亮程平等地与之进行生命的对话，他笔调停留在那个固定的“村庄”，而他的思想却在探索着自己的生命、意义等形而上的事物。《虚土》是另外一个新疆，《虚土》中的各色看似飘忽的人物，也许正是获得了，或企图获得地域文化自觉的新型新疆人。

三、甘肃

关于甘肃小说家在小说上的成就，以及甘肃当代作家所塑造的小说人物问题，笔者与马步升在《甘肃小说人物的缺欠与完型》一文中，已做了初步的描述。在此，我认为某些问题还需进一步说明。

在当今中国文坛的普遍视野中，甘肃文坛有代表性的小说家有：雪漠、王新军、马步升、阎强国、张存学、叶舟、史生荣、和军校、尔雅、徐兆寿等人，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新作不断的作家，还有王家达、柏原、邵振国、张弛等人。

许三管是王新军《大草滩》中的主人公。许三管原本可过安定的农耕生活，但他讨厌“被圈在方格子里的劳作”，觉得是被人捆住了，呼吸都不顺畅了。他要反抗的是刻板的可以预见到一切结果的生活，于是不顾家人反对，当了牧羊人，与大草滩、疏勒河共呼吸，把自己融入大地，连他的笑，也只有天知道，大草滩成了许三管放牧心灵的天堂。他最终遭遇了究竟“开四轮”还是放羊的抉择，当他不得不结束牧羊生活时，内心充满了忧伤。“最后一次放羊”时，他特意带着他的女人。小说结尾写道：“天、地、人，一个庞大而繁杂的主题，此时，一下子变得清晰可辨了。”读《大草滩》，面前仿佛现出一幕情景：一个人，置身于广袤大地之中，有所思，亦无所思，诸神突然降临于面，于是，他的心灵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震颤，他懂得了人生应该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在许多作品中，王新军展示了他对生活的精细观察，对人间利害关系和这种关系中的人的精神状态的把握，以及对乡间各色人物塑造的耐心，有意放下了惯于表意抒情的冲动。在他笔下，像忠于内心拒绝金钱诱惑的美丽的民办老师（《民教小香》），表面很“蛮”却一心为民做主的村民组长（《村民乡长冯虎》），记不清法律条款却善于处理乡民纠纷的司法助理员（《司法助理李守堂》）等。他所着力关注的是被忽视的人，关注的是边缘人的内心和情感。小香为了自己心中的爱，拒绝了金钱的诱惑，白校长为了工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王老师为了李丽让出了进修机会，这种种纯朴善良之举在这欲望化的时代都令人感动，作者要表达的却是无奈和无奈之中的坚守。在王新军的两个世界里，前者更具纯审美性，后者由于其现实感而对读者构成更大吸引力，有些作品则表现为两者的糅合，例如《旱滩》。《旱滩》让人感受到戈壁般灼热的气息，牧羊女的眸子是唯一的水色，牧羊女坚守着，直至最难熬的季节过去。小说有对现实艰难生存的展示，也有诗性的抒写，值得注意的是牧羊女的生存意志与生活希望，在无奈空茫之际仍然没有绝望，她知道，绝望会把人一点点烧掉，拥有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拥有绝望。

雪漠的小说《大漠祭》和《猪原》虽然都是写西部农民底层生活与生存状态，而不同的是《大漠祭》写的是农民老顺一家，为了生存，为了给憨头儿子治病，贫穷的老顺仍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神婆身上，但最终儿子憨头还是死了。当灵官和老顺正在为憨头的死悲痛欲绝时，媳妇莹儿生了胖小子挽回了老顺和灵官妈将被击垮的精神。雪漠所重点关注的是西北农民的日常生活，如在《大漠祭》中，无论是捉野兔、吃山芋、喧谎儿、打孤子劳作，还是偷情、吵架、捉鬼、祭神、发丧，等等，展示的都是最日常，因而也最真切、最具震撼力的故事。作家以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敏锐的艺术眼光来描写这些处于底层的农民的生活辛酸和艰难，写出了他们的老实与厚道，但也真实地揭示出了他们的愚蠢、狡猾、自私、盲从、短见的病相，作者对他们有同情，有赞美，也有批判，但没有恨。事实上，即使批判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作者充满焦虑的深深爱意。可以看出，西部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流动生存状态和动态生存意识，与现代人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流动生存状态和动态生存观是相应和的。小说《猎原》中所体现出来的，则是西北农民固有的一种天地人和谐生存观，古老的观念与现代人的理念于此不谋而合。

马步升在近几年发表了数量不菲的中短篇小说，成功塑造了一批有鲜明特色的人物形象。如成名作《老碗会》中的村民小组长、四大家族的掌门人，《哈一刀》中的刀客领袖哈一刀，《一点江湖》中的红狐大侠，《秀才和》中的无敌秀才，《沙漠红》中的女侠沙漠红，《鱼蛋蛋的革命行动》中的鱼蛋蛋，《杜家有子》中的少年杜尚别，《少年的黄昏》中的三成，《绿苍蝇》中的郭三麻子、梁心、梁东珠，《被夜打湿的男人》中的牛二军，等等，从中探寻的是一种儒家伦理在社会历史烟尘中迷失的轨迹和返回的可能，也是陇人形象的小说展示。

另外如王家达《所谓作家》中的胡然，尔雅《蝶乱》中的时代青年人物谱，徐兆寿“非常”系列中的各类非常人物，史生荣《所谓教授》中的教授群像，柏原《天桥崾岘》中的迷幻奶牛、米欢妈和迷幻，《喊会》中的蛮队长等，邵振国《麦客》中的吴河东父子、《雀舌》中的雀舌等，张存学《罗庄》中的人物群像，向春《刀子的温存》中的蓝绸子，所有这些小说人物身上，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陇人的精神风貌。

四、宁夏和青海

张贤亮不仅是宁夏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代表性作家。20世纪80年代，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发表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以其充满人性温暖的故事和新锐的思想，在国人的阅读中激起了巨大波澜。

张贤亮的一系列小说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自传性，他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知识青年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艰难环境中忍受了种种压力，有物质层面的，也有心灵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可以说，饥饿和救赎是贯穿张贤亮小说的两大主题。其实，张贤亮塑造的小说人物形象较为成功的多为女性。在许多作品中，他为他笔下的女性设置了双重角色——体现妻性的表层角色与体现母性、奴性的深层角色。救赎的全部实质便是作为牺牲者的女性完成或者担负着拯救男性的使命，而男性则心安理得地承受女性的侍奉。如马缨花、黄香久等。而男性形象，塑造的较为成功的则为章永磷。因为张贤亮的小说人物多为特殊时期被政治、或被生活异化了的异类，是非常态的，故略而不论。

近几年宁夏的小说创作在全国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诞生了一批出手不凡的作者和艺术质量较高的作品，他们所塑造的小说人物可以说是日常状态下、可以按图索骥的当代宁夏人。如石舒清《清水中的刀子》，漠月的《湖道》、《锁阳》、《父亲与驼》，陈继明的《青铜》，季栋梁、张学东、郭文斌、了一容、梦也等人，也都写出了有特色的作品，塑造出了有典型性的宁夏人物，与新疆作家一样，作家所着力体现的也是一种地域文化自觉。

杨志军的《藏獒》是青海文坛引人瞩目的作品。其实，杨志军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中篇小说《环湖崩溃》至今仍被视为西北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藏獒》则是作者在经过漫长沉寂其以后的复出之作。《藏獒》把读者带进一个神奇的世界，在这里，一只只藏獒神形各别、性格各异，它们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有极丰富的心理和思维，有极高的智商和情商。然而，这个世界又是现实的，与童话或神话完全无关。很显然，作者是以藏獒折射一种藏地高原文化、高原精神和高原人生的。在杨志军的笔下，獒王虎头雪獒、冈日森格、黑色的狮头母獒那日以及它的同胞姐姐果日、以前的饮血王党项罗刹后来的多吉来吧等等，在征服与被征服中，在自信豪迈与威严杀气中，在剽悍不羁与忠于规则中，用威风凛凛的刀牙、奋不顾身地抓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由原来的“人”衍变为现在的“獒”，但所张扬的价值观、人生观，却是以一贯之的。

梳理和展示西北各省作家在其小说作品中所塑造人物形象的同异，目的在于印证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一个带有普适性的艺术生产法则，以此出发，从与甘肃临近省份小说人物面貌的比较中，认识和把握陇人形象。在这个一一比较过程中，我们发现，陇人的身上既承袭和呈现着中华民族的基本品质，又有着较为突出的西北地域特色，同样都是西北地域特色，与邻近省份的人文状况相比，陇人又有自己的特色。具体来说，与陕西人相比，陕西人身上更多地呈现了中原文化底蕴，而陇人则明显展示了中原与西域文化的过渡特征；与新疆人相比，陇人体现了一种根性文化，而新疆则拥有更多的移民文化品质；与青海人相比，陇人的基本文化底蕴仍然是农耕文明，而青海更多的则是草原文明或雪域文明。在比较中我们发现，陇人与宁夏人的文化基因与生活方式几乎难以区分彼此，可能是因为两地均处在中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辐射带上，只不过一个是向西辐射，一个是向北辐射。如果要以比较简明的语言概述小说中所呈现的陇人形象，那么，以下几组汉语词汇是比较突出的，即：诚实，包容，坚韧，刚正。

（特别声明：因为本文的重点在于在互相比较中观察陇人的基本形象，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广泛采纳了业内许多比较成熟的观点，没有一一注明出处，在此一并致谢。）

彭　青　　　　　　

兰州交通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