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处做人,高处成事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和优胜劣汏的社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在很多时候,“争”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时,人们高调去争,却往往并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在没有刻意去求取时,却反而会得到好的结果。其实,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我们之所以对事物采取低调的态度,并不代表对结果的放弃,而是代表了一种对整体事物的深刻了解与冷静把握,从而在极低处默默地努力。当真正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和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把姿态放得很低,并自内心深处很自然地会生出一种平和的心态,让自己的精神境界变得高尚一些,这时,我们往往能取得大胜。
北宋的王安石很有才华,年轻时候,文章就写得十分出色,得到了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赏。他高中进士之后,初任淮南签判。按照惯例,在任满之后,王安石可以向朝廷提出要求,参加翰林院的考试,得到“馆职”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但身在中央,比较清闲,而且前途远大,北宋不少宰相都是由此位升迁而来的。所以,“馆职”是个备受瞩目的“清要”之职,很多人都在争取这个机会。可王安石却不这么认为,他的做法与众不同,他放弃了这个做高官的机会,宁愿选择到地方上去,先从基层干起。于是,他就做了鄞县县令。
鄞县是个小县,地理位置非常偏僻。王安石到了那里,兴修水利,改善交通,发放农业贷款,为地方上干了不少好事,受到了老百姓的交口称赞。宰相文彦博对他这种安于基层的作风十分欣赏,就请求朝廷把他调到中央来。接着,他又以王安石为榜样,对官场上的跑官要官之风给予了无情的抨击。欧阳修也推荐他担任谏官。于是,朝廷又让他参加馆职考试,却仍被王安石拒绝了。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在沽名钓誉,王安石还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特意说明,自己这么做不过是因为家累较重,在地方上当官,能得到更多一点的俸禄,这么做也是出于自己的一点小小的私心,并没有谦虚恬退的意思。
朝廷考虑了他的实际情况之后,就打算让他担任俸禄较多的群牧判官。这时,一个叫做沈康的人觉得不公平,就去求见宰相,说自己久任馆职,资历老得多,早就有资格做这个官了,但一直都没有得到。他王安石不过是个地方官,资历又比自己浅,怎么能先让他做了呢?宰相说,王安石屡屡辞让朝廷的馆职考试,朝廷给他这个职位,是为了嘉奖他的恬退之风,你怎么能同他去计较资历呢?而且朝廷设置馆职,是为了招揽天下的人才,并不是把官位看作第一位。现在你倒好,为了一个官职竟如此争夺,脸皮可是比王安石厚多了啊。沈康听了满脸羞愧,灰溜溜地走了。
可是对于群牧判官之职,王安石此时也并不想担任,他打算向朝廷上表辞退,后来欧阳修劝他接受,他才答应下来。不过,他仍希望能够到地方上去锻炼自己,不久就请求外调,做了常州知州;后来,他又去主管江东地区的司法工作。
虽然一直任地方官,王安石却并非无意于天下大事。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使他对各地风俗、民生疾苦都有了很深刻的了解,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所以,当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担任管理财政的度支判官时,他就把这些年深思熟虑的结果写成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奏章,提出了关于财政改革的主张。但此时宋仁宗已进入暮年,经过范仲淹“庆历新政”的一番折腾,已经对改革提不起多少兴趣,再加上他没有儿子,正在为选取继承人的问题忧心如焚,所以,对王安石的奏章置之不理,将它搁置在一边。
王安石见此十分失望,他知道皇帝无意采用自己的政治主张,那么继续在朝中为官也只是尸位素餐而已,不可能做出什么事情来。所以,当朝廷任命他做给皇帝起草诏书的知制诰时,他就屡次拒绝,坚辞不受。后来,朝廷派人将委任状送上门去,王安石还是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来求他。不得已,王安石躲进了厕所里,送信人只好将委任状放在桌上,自己走了,却又被王安石追上,把委任状带了回去。不久,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按照惯例,他要回乡守孝三年。但三年期满后,王安石仍无意回到朝廷。此时宋仁宗已经去世,身登九五(古代称皇帝为九五之尊)的是宋英宗,朝廷里的大臣因为一些礼制问题吵得十分厉害,他们分为两派,互相攻击。王安石不想加入到这种争吵中去,就在家乡设馆讲学,打算多培养一些人才,或许以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不久,英宗皇帝去世,他的儿子宋神宗即位。神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对王安石的政治观点十分感兴趣,一即位就任命王安石作江宁知府,接着马上提升他为翰林学士。几个月后,宋神宗又命他进京越次召对,参与国家机要。王安石到了京城后,神宗皇帝与他进行了一番长谈,为他的饱学和抱负所倾倒。第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副宰相,推行新法。一年之后,他又升上了宰相的高位,因之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这种对官位“不争”的态度,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有人说他是故意作秀,沽名钓誉。探讨这种事情背后的所谓动机,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意义,纵然是沽名钓誉,但肯花上三十多年的时间,亦属难能可贵了。试问,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三十年?无论如何,正是这种“不争”的低调态度,才为王安石赢得了良好的名誉,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像他这样的人,不做宰相真是可惜了。后来神宗皇帝对他的信任和推重,也应该与他的这种保持低调的名声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所以,“不争”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低调也绝对不是没有追求。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低调可以使自己更好地看清周围的形势,等待真正的机会到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样的“不争”,远远胜过那些盲目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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