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感和国民幸福指数

第二节　国民幸福感和国民幸福指数

有了对幸福或幸福感的把握，国民幸福感便呼之而出。所谓国民幸福感，就是指一个国家范围之内全体公民的幸福感状况，而不是个人或某些群体的幸福感状况。我们知道，由于幸福具有主观性、多样性和相对性的特征，所以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同时存在着幸福的人、缺少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那么，如何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国民幸福感呢？如何评判一个国家的国民幸福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是增高还是降低呢？这就涉及国民幸福感的测度或量化问题。其实，早在边沁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法则之时，幸福的量化问题就已经被提了出来，但它尚未摆上政府及学界的议事日程，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介入幸福研究之后，他们把经济学术语“指数”用于对幸福感的测度，才使“幸福指数”（Happiness Index）逐渐被公认为量化幸福感的指标。“指数”最初的含义是指某一经济现象在某一时期内的数值和同一现象在另一个作为比较标准的时期内的数值的比数，反映的是经济现象变动的程度。

最早提出幸福指数概念并给出第一个计算方法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 1915～2009）。他认为：幸福等于效用与欲望的比值，即幸福＝效用／欲望。在这里，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是不足之感与求足之愿的统一。效用是指人们欲望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满足程度越高效用就越大，满足程度越低效用就越小，如果感受到的是痛苦，则效用为负数。由此可见，在萨缪尔森看来，一个人幸福感的大小取决于他的欲望及其满足程度，在欲望不变的情况下，欲望越能够得到满足，幸福感就越强；在满足程度既定的情况下，欲望越大则幸福感越小，即幸福感与人的欲望成反比，与欲望的满足即效用成正比。这一计算方法可以解释许多经验事实，诸如中产阶层适中的欲望及其满足欲望的较高水平使其幸福感较强；贫困但生活于封闭环境中的人群因欲望较小其幸福感可能与发达地区的人群相当，等等。萨缪尔森还提出了提高效用的五类因素（个人拥有的物质财富及收入的增加，健康、长寿和休闲，生活环境的改善，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的自尊、成就感及自我实现）和影响欲望的若干因素（人的个性、人生观、忍耐力、内在修养等）。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提出了总幸福指数的概念。总幸福指数是指一个人较为稳定的幸福感，而不是暂时的快乐和幸福。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H＝S＋C＋V）。这个公式暗含着这样的观点：渴求、奋斗、满足、效用等都是幸福的后天因素，实际上一个人终身稳定的幸福感还同先天遗传因素和个性心理特征密切相关。因为对双胞胎的研究证明，一个人的心情可能受到来自父母的遗传影响，如天生具有抑郁倾向的人，整日闷闷不乐，其实没有什么坏事情来破坏他们的心情，可他们就是不快乐，对生活中消极性和阴暗面却十分敏感，易被不好的事情所感染，甚至遇到好事也不能使他们快乐。在个性心理特征的诸多因素中，赛利格曼突出了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的作用。

英国的著名心理学家科恩等人，以1000多人的调查为基础提出了另一个幸福感的计算公式：H＝P＋5 E＋3H。其中，P代表个人性格（个性、应变能力、适应能力、人生观、世界观、忍耐力等）；E代表生存需求的满足（健康、交友情况、财富等）；H代表高级心理需求的满足（自尊、自我期许、雄心、幽默感等）。科恩等人在承认后天生存状况和个性对个人幸福的影响之后，又补充了高层次心理需要的满足对于幸福感的意义。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教授、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教授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密歇根大学及石溪大学三位心理学家共同设计了测量国民幸福指数的一种方法——“描述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丹尼尔·卡尼曼等人认为，“钱财的多少或健康情况并不能全面体现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或这个社会中的某一特定人群的生活状况”，也就是说这两个指标（GDP和预期平均寿命）在反映某个国家的发展状况时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丹尼尔·卡尼曼指出，通过测量不同阶层的人是如何生活及测量他们在所参与的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体验，或许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或人们的幸福程度。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心理学专家库克教授提出了幸福指数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人幸福指数，包括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未来保障七个方面的评价；另一种是国家幸福指数，包括人们对当前国家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六个方面的评价。从此，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形成了针对个人和针对国家两个领域。针对个人的幸福指数研究比较集中在积极心理学领域；针对国家的幸福指数即国民幸福指数或国民幸福总量的研究，则吸引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学者的加盟，并成为当前一个世界性的学术热点。

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幸福指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伟教授认为，幸福指数应是一个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在内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邢占军教授指出，幸福指数测量的是人们的幸福感，它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标准。

从中外学者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可以看出，作为幸福感的量化指标——幸福指数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世界性研究课题，至今尚无一个统一的计算方法，但这并不影响“幸福指数”在我国社会的广泛流传。人们开始乐于比较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群体、不同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幸福指数。从欠发达地区涌向发达地区曾经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占据绝对优势的人口流向，但在近年这种单一的人口流动模式也已经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选择地区和职业时，趋向于考虑人居环境、人际关系、生活压力、休闲、社会福利等与幸福指数密切相关的因素，而不是唯收入水平是选。2012年2月，广东省统计局发表《2010年建设幸福广东综合评价报告》，首次发布广东全省21个地级市建设幸福广东水平指数、发展指数和综合指数。在珠三角地区范围，广州市以指数83.79排名第一，东莞第二，珠海第三，而人均GDP位居广东省第一的深圳仅列第四。这说明人们已充分注意到经济发展不能取代社会发展在幸福指数中的地位。过去被称作“逆向流动”的地区选择、职业选择已经司空见惯并被人们理解为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幸福。可以预见，幸福指数对我国人口流向及职业选择的潜在影响才初见端倪，今后将进一步显现。近年内出现的青年知识分子逃离“北上广”，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与国民幸福指数相关的概念还有“国民幸福总值”。

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南亚的不丹国王旺楚克提出的。这一概念的认识基础是：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国家政策应该关注人们的幸福，并应以实现国民幸福为目标。在这种执政理念引导下，不丹王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并认为它是一个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分指标所组成的总指标。追求国民幸福总值的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其实践的结果是使不丹——这个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不丹在几十年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状态，但在追求国民幸福总值最大化的政治目标指引下，它起航了较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关系和谐稳定的发展旅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不丹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并不十分富裕但国民幸福感较高的国家典范。目前，不丹不仅经济增长率超过了印度等其他国家，国民平均收入居于南亚各国之首。凡是去过不丹的人，都会被那种洋溢在人们脸上的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幸福所打动，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人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追求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英国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该指数扣除了为抵消社会和环境成本而耗费的开支，考虑了长期的环境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肯定了为确保谨慎投资和贸易平衡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调整，反映了收入增加1英镑对穷人的意义要大于富人的事实，计入了家庭劳动的价值等等。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文化对于发展的意义。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正和经济学家联手，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

也许正是受到上述国民幸福指数和国民幸福总值研究的影响，2005年3月，我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院士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2006年9月，我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后我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这方面的需求。同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认为2005年我国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

上述信息无不反映出对单一GDP（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局限性的怀疑和补充，也昭示着人类社会在进入现代化之后，需要根据人们的需求变化来调整社会发展理念，更新社会发展目标，完善社会发展路径。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对传统发展观弊端的自觉与校正，它要求我们突破GDP单边突进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与国民幸福感、国民幸福指数密切相关的其他方面的协调发展，所以，我们才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已经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6]因此，面向未来，科学发展观将引领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将彻底取代GDP单边突进的传统发展模式。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将更加紧密地与国民幸福感、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升结合在一起。国民的幸福增长将更加依赖于国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翻番、民主形式的扩大、文化精神生活的丰富、人居环境的改善都将成为幸福源泉，汇入中国人民的幸福总量。

概而言之，幸福是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共同论题。哲学揭示出“幸福”的丰富内涵；心理学提出“幸福感”的科学命题；经济学创建了“幸福指数”，使幸福成为可以度量的发展指标；社会学就若干幸福相关因素作出社会调查，为幸福的深入研究提供素材。在多学科的合力推动下，国民幸福感、国民幸福指数和国民幸福总量成为现代政府关注的时代课题。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的标准，那么，国民幸福指数就是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国富是为了民乐，是为了“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结束语）。幸福是个人追求，幸福指数是安居指标，人民福祉是国家使命。从幸福—幸福感—幸福指数的演化脉络，折射出人类永恒的对美好生活追求。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所言，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们的幸福最大化。^[7]

但对幸福的追求比对财富的追求更加艰难。因为形成幸福感的因素太多太复杂，还因为“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心中也有一千种幸福观。如前所述，根据幸福感的成分或来源的不同，至少可以把幸福划分为：感性幸福与理性幸福、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德性（正当）幸福与非德性（非正当）幸福、创造性幸福与消费性幸福、个体幸福与社会（公共）幸福、过程幸福与结果幸福等等。这种划分一方面说明幸福的全面性和多元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幸福的层次性和递进性。幸福不仅需要多个活水源头，也需要不断更新和创造。正因为幸福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都显示出“变易”这样一个世界真实存在状态的特征，所以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幸福增长点是不同的。从国家层面而论，只能向着共识较多、对国民幸福感影响较大的方面去努力。总之，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增长点。重要的是认识和抓住这些幸福增长点，通过政策调整和个人调适去把它们变成实实在在的幸福。如若这样，可持续的幸福增长也就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目标了。所以，对幸福增长点的调查和研究应当成为幸福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幸福问题上，促进人们互相对话和交流，形成容纳幸福价值观、幸福感受观、幸福促进论、幸福调适论等等知识门类的“幸福文化”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幸福文化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自己和理解他人的幸福观，促进心灵沟通和增进社会和谐；可以帮助人们擦亮发现幸福的眼睛，激活感知幸福的心灵，珍惜现有的幸福；也可以帮助人们在人生道路上，相互学习、共同成长，为创造属于自己也属于社会共同体的幸福而携起手来，多一些责任感，少一些不满和抱怨，一起走向幸福的未来。

【注释】

[1]孙英：《幸福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陈惠雄主编：《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民幸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丁心镜：《幸福学概论》，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4]参见郑希付等：《我们的幸福感》，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5]参见邢占军：《主观幸福观测量研究综述》，《心理科学》2003年第3期第25卷。

[6]参见《光明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2版；2012年11月19日，第1版。

[7]奚恺元等：《从经济学到幸福学》，《上海管理科学》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