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成就幸福

第一节　健康成就幸福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天，笔者下课后打开一条短信，赫然于屏的是：“各位同仁，沉痛地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同志于昨天中午发现死于其办公室内。我们失去了一位多好的同志啊！”不知道是这些可怕的字，还是手机屏幕上斑驳的阳光令人目眩，我一下就瘫软在校园的草地上，随之一些记忆浮现出来。几年前，我和这位同仁，作为两个高校同类教学部门的负责人，共同邀请了一位著名伦理学家来讲学。当时，他骨折未愈，杵着双拐迎接请来的老师，很令我感动。最后一次开会见他时，他说还想考考博士。我说你都四十六七的人了，何苦呢？但心里明白那是白劝。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妻子哭诉道：他最近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复习考博，不回家吃饭、睡觉是常事，所以，那天他没回家我也没在意。直到第二天他不接电话，破开办公室的窗子，发现尸体已经冰冷。

记得那是一次难忘的告别，许多同行都哭了。泪水是真诚的也是心酸的。共同的工作生活状态让人感到很悲凉。是啊，我们都在追求成功的山路上爬得很累、很难，但始终笃信没有苦哪来的甜，没有成功哪有幸福？于是，幸福＝成功，成了不证自明的社会“公式”。强者越跑越快，再也停不下来；弱者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生活在“失败者”的阴影之中。这两种情况其实都在暗中蚕食着我们的健康，使成功之路渐渐偏离了幸福之路，甚至通向了疾病之路和死亡之路！过去，“工作狂”、“过劳死”是我们同情日本人的由头，但今天，英年早逝的故事每个单位都有，每个人都可以讲出几个。我们不断重复着这样的情景：对“成功人士”无限仰慕，不断激励他快马加鞭，直到有一天生命戛然而止，逝者才被迫停下了脚步，生者才嘘唏原来健康如此重要、生命如此脆弱！

社会的快节奏并没有因为“过劳死”、英年早逝现象而放慢，但它终于促使我们开始怀疑幸福＝成功的社会“公式”。不可否认，幸福与成功有很大的关联。事业成功可以使人拥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可以带给人充盈的价值感，可以赢得他人和社会的尊重，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和机会。但我们不要忘了，幸福感是当人的重要需求得到满足后由他对生活总体状况的满意感、快乐感以及价值感共同合成的。如果为了获得价值感而一味地挤压快乐感，把正常的休闲娱乐从工作生活的日程表中完全删除，快乐心情将越来越少，烦闷、焦虑等负面情绪越积越多，不知不觉中变成泰勒·本－沙哈尔所描述的“劳碌奔波型”。这样的人，尽管事业获得了成功，有了较多的价值感，但他少有快乐，体验不到幸福，总体上对自己的生活状况的评价还是不满意。所以，“劳碌奔波型”与“追求幸福型”之人生目标是不同的，前者以成功为目标，后者以幸福为目标。成功之路与幸福之路可以重叠，也可能分叉，关键取决于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是否能够承受。在健康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幸福常常与成功结伴而行，一旦跨越了健康的底线，成功之路与幸福之路就会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幸福与健康的关系，原本及其简单，无须赘言。但就是这么一个常识性的真理，在当今确乎需要反复提醒。其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太多，资源有限，人民勤劳，所以在成功之路和幸福之路上，人们都太拥挤，走得都很急。巨大的竞争压力极容易使人跨越健康的边界。第二，中国当下存在巨大的社会差别，谁都想逃脱贫困的厄运，奋力拼搏成为社会“金字塔”的上层结构。为达此目的，许多朋友不惜以透支健康为代价，“拼命三郎”随处可见。第三，幸福在西方人那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内心感受，他们大多特立独行地走自己的幸福之路，不会太在乎别人的评论，所以快乐的粉刷匠、幸福的面包师比比皆是。但我们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国人的幸福体验，更倚重于他人的评价和社会流行的标准。“成功人士”所到之处，流光溢彩，神采飞扬，令人肃然起敬、羡慕不已。“失败者”则“灰头土脸”，处处遭白眼，事事看脸色，自寻开心还会被人讪笑为“穷欢乐”、“苦中作乐”、阿Q精神，回到家庭港湾仍不能得到心灵慰藉，反而还要面临家人的压力和奚落。正因为“成功人士”与“失败者”的社会境遇天差地别，因此，多数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社会流行的成功模式去竭尽全力，期望走通成功之路后，以最终能向众人展示自己的“幸福”或“福气”为最大的满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幸福沦为了成功的“婢女”，健康常常被当成了获得成功不得不支付的“筹码”。如果说幸福之路的路基必定要用健康来铺垫，那么，在社会流行的“成功之路”的路旁，却往往潜伏着一个吞噬健康的“怪兽”。就在你头悬梁、锥刺股，夜以继日、挑灯酣战、汗流浃背、废寝忘食、衣宽渐宽终不悔的日日夜夜里，“怪兽”也在悄无声息地向你潜行，瞅准你最为虚弱的某个时刻，突然向你的生命张开血盆大口。

何为健康？近代以后建立的生物医学模式，把健康定义为没有病痛的身体状态。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就已超越了生物医学模式，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定义健康和疾病。所谓健康，是人在生理、心理以及社会适应三个方面都处于完好的状态。虽然“完好”一词难以确定且标准过高，但新的健康定义拓展了人类维护健康的目标和领域，也使健康更加趋近于幸福。当疾病缠身时，幸福的标准会直线下降，只要恢复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但对于没有疾病的人而言，只有生理健康，离幸福还很遥远，因为幸福毕竟是人们对自我和环境进行评价以后产生的内心感受和主观体验。幸福与否，一定要经过一个心理上的认知、评价和体验过程。所以，相对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对人生幸福的影响涉及的人更多，涉及的面更广（涵盖了社会适应），持续的时间更久。可以说，心理健康是幸福人生不可或缺的基础。一个肢体残缺的人同样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但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原本已有的幸福都会大打折扣，如果发展到严重的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不仅绝无个人幸福可言，整个家庭都将陷入深渊。

如何界定心理健康？1946年，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把心理健康定义为：是指在身体、智能以及情感上与他人的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内，将个人心境发展成最佳状态。具体表现为：身体、智力、情绪十分协调；适应环境、人际关系中彼此能谦让；有幸福感；在工作和职业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过有效率的生活。显然，这是一个广义的心理健康定义，它涵盖了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健康，几乎等同于健康概念。为了区别于生理健康，除此定义表述外，还有一些属于狭义的心理健康定义诸如：心理健康是指人的基本心理活动的过程内容完整、协调一致，即智力正常、情绪健康、意志健全、行为协调、人际关系和谐、反应适度、心理特点符合年龄。通俗一些讲，心理健康应包括递进的两个层次：一是与绝大多数人相比，其心理功能是正常的，无心理疾病；二是能积极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顺应环境，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有效而富有建设性地发展完善个人生活。可见，这里所表述的心理健康是与生理健康相对应的，包含了社会适应的健康概念。在笔者看来，包含社会适应的心理健康与个人幸福息息相关，它对幸福感的作用和影响在人数、广度和深度上都应当超过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是有标准的，但标准系统并不完全统一。通常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把握心理健康的标准。

1.智力标准。智力正常是人正常生活的最基本的心理健康条件，良好的智力水平是一切社会人学业成功、事业有成的心理基础。用智商（IQ）来表示，IQ≥90为正常，上不封顶，IQ＜70为智力落后。智力不正常的人心理不可能健康，但是智商不能说明一个人的成就，智商高也不能保证心理健康。智力正常是心理健康的首要基础，但绝非充分条件。因此，高智商的人是幸运的，但他们不是心理健康的天然“宠儿”。生活中出现心理困扰的高智商人士并不少见，因而，心理学还创造了“情商”概念，来反映心理健康的情绪标准。

2.情绪标准。情绪是指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需要所产生的一种主观体验。喜、怒、哀、乐、悲、思、恐等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心理健康的人不是没有负面情绪，而是外界适当的原因会引起他适度的情绪反应，而且，通过他的自我调节和社会求助，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恢复情绪稳定，不至于长时间地笼罩在负面情绪的阴霾之中，甚至情绪情感失控，产生情感型精神疾患。

3.意志标准。是指人自觉地确定活动目标，并支配自己行动，克服重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健康的意志有如下特点：目的明确合理，自觉性高；善于分析情况，意志果断；意志坚韧，有毅力，心理承受能力强；自制力好，既有现实目标的坚定性，又能克制干扰目标实现的愿望、动机、情绪和行为，不放纵任性。意志是完成任何事情的阶梯，如果做事过于优柔寡断、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徘徊不前或不计后果、草率放纵等都是意志不健康的表现。

4.社会适应标准。较好的社会适应性主要包括：第一，能建立积极而和谐的人际关系，能适应周围的人际变化。第二，能处理和应付家庭、学校或单位以及社会的事务，取决于作出决定、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情绪控制、心理换位、人际沟通等方面的能力。第三，能适应急剧的社会变故，如事业挫败、自然灾害、家人意外、社会环境巨变等。人际关系和谐的表现，一是乐于与人交往，既有稳定而广泛的人际关系，又有知己的朋友；二是在交往中保持独立而完整的人格，有自知之明，不卑不亢；三是能客观评价别人，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宽以待人，友好相处，乐于助人；四是交往中积极态度多于消极态度，能动地适应和改造环境。

5.人格标准。人格定义多达50多种，现代定义也有15种之多。健康人格是指各种良好人格特征在个体身上的集中体现。由于人格定义的多样性导致对人格健全阐释的多样性，诸如“成熟的人”、“充分起作用的人”、“有创造性的人”、“能自我超越的人”等都曾经被心理学家用来描述人格健全。作为普通公众，可以把人格简单地理解为：每个人的行为、心理都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的总和就是人格。心理健康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人格完整健康的主要标志是：第一，人格的各个结构要素都不存在明显缺陷与偏差；第二，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不产生自我同一性混乱；第三，以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作为人格的核心，并以此有效的支配自己的行为；第四，有相对完整统一的心理特征。第五，心理行为符合年龄特征。人的一生要经历各个不同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都有该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如果整个心理表现与其年龄相差太大，如酷似老人的儿童、酷似儿童的成人，都很难说是健康的心理特征。

上述五个方面的心理健康标准涉及心理过程和心理内容的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不同学者还各有其侧重，各有所强调。有的标准较高，有的标准较低。例如，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心理健康的人要具备下列品质：一是，对现实具有有效率的知觉；二是，具有自发而不流俗的思想；三是，既能悦纳本身，也能悦纳他人；四是，在环境中能保持独立，欣赏宁静；五是，注意哲学与道德的理论；六是，对于平常事物，甚至每天的例行工作，能经常保持兴趣；七是，能与少数人建立深厚的感情，具有助人为乐的精神；八是，具有民主态度，创造性的观念和幽默感；九是，能经受欢乐与受伤的体验。显然，马斯洛的心理健康标准层次较高，可作为人们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的参照。

此外，有的学者认为除了知、情、意、社会适应、人格标准外，还强调其他一些心理健康的标准，例如：第一，“理想的我”与“现实的我”要基本相符。研究表明，如果“理想的我”与“现实的我”相去甚远，人将始终处在不满意、自卑、抱怨、焦虑的心理状态，很容易导致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所以，人们总是相互告诫，要“悦纳”自己，知足常乐，不要好高骛远、苛求完美。第二，要有正常的注意力集中度。如果一个人缺乏注意集中和保持稳定的能力，就不能很好完成有目的的活动。儿童的注意力集中度小于成人，一般5～7岁可连续注意时间约为15分钟；7～10岁为20分钟；10～12岁为25分钟；12岁以上为30分钟，甚至更多。儿童多动症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注意力不能集中，活动过多。成人的焦虑症、抑郁症也会存在注意力集中度减小的问题。第三，在不违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独特的个性特征。第四，在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法规的情况下，对个人的基本需求能作恰当的满足等。

了解心理健康的定义和标准，对于维护和增强人们的整体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可以据此经常对照自己，进行心理健康的自我诊断。发现自己的心理状况在哪些方面偏离了正常，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调适和纠偏，有针对性地加强心理锻炼，提高人格修养，以期恢复心理健康水平。

在讨论了心理健康的定义、标准及其对幸福不可或缺的基础作用之后，我们将转入如何维护和增进心理健康的问题。严格说，这是一个健康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的问题，不适合于从专业角度在此展开。这里想阐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当下，哪些维系心理健康的因素在社会转型中被凸显出来，应该提醒人们予以特别关注。基于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人际关系和情商是我国当下影响心理健康权重较大的两个因素，且任何一个人的幸福都不能超然于它们的影响之外。细数我们身边发生心理障碍、精神疾患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人际关系或情感方面的问题。这个现象或许是由我们“熟人社会”的历史、“关系社会”的现实、竞争异常剧烈容易诱发较多情绪情感问题的实际所决定的。对此人们须有高度警觉，要把提高情商、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当做一生的“必修课”，以温暖和谐的人际氛围以及情绪情感的自我驾驭为幸福之路保驾护航。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维系心理健康的保护带。这个保护带的作用体现在学习和预防、治疗心理疾患三个方面。人的心理素质固然有遗传差异，但通过后天学习确可改善心理健康状态。人的社会化过程同时也是学习与人交往、校正心理素质弱项、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的过程，我们将之称为心理锻炼。每个人心理锻炼的效果大不相同，与人际关系的疏密多寡密不可分。每个人抗御心理疾患的“免疫力”也大不相同，同样与人际关系的疏密多寡密不可分。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出现心理问题的朋友，往往人际关系也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常见的情况有：一是性格内向孤僻，独往独来，形单影只，缺乏可以敞开心扉的挚友，也缺乏心理锻炼必要的实践平台。二是虽然不乏交往，但交往中心灵处于关闭状态。这一类朋友不懂得隐私适当暴露、信息交换、互利互惠、互勉互慰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黏合剂”。他们有的表面和善，却因严守自己的隐私领地，与他人保持较大的心理距离而难以深交；有的在交往中不善于反省自己的不足，缺乏换位思维，遇到麻烦总是偏执地认为受到了别人的不公正待遇，几乎不会从自身查找问题，没有建立起预防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的学习机制。三是交往中以我为中心，目的性太强，掩饰性也较强，缺乏主动关心和帮助他人的意识和行动。这些人际方面的常见问题，既限制了与他人交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弱化了心理锻炼学习的能力；也弱化了人际关系对心理疾患的“免疫”作用。

事实上，和谐的人际关系不仅是心理疾患最好的“预防针”，也是一剂普遍适用的“良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心理上的“小感小冒”大多能自行诊断、自我治愈。当人们遭遇心理危机时，仅凭个人力量不一定能走出危机。这时，在以个人价值为核心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西方人趋向于求助心理医生，以期从他们那里得到专业指导，同时又保护了西方人看得很重的个人隐私。但对于以群体（家庭、家族、族群、社群等）价值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时至今日，“看心理医生”还没有成为一种日常行为。不到万不得已，国人是不会去那个“名声不好”的地方的。人们摆脱心理危机的手段是向身边的人求助，亲友、同学、同事、单位领导、学生班主任、心理咨询热线等都不同程度地担当了心理疏导的角色。这种情况是“熟人社会”的遗风，也正好弥补了我国心理治疗资源的不足，还与国人害怕被贴上“神经病”（实际上应该是“精神病”）标签的心理相契合。当然，当发现自己的心理状态已经严重偏离心理健康标准，且亲友疏导无济于事时，及时就医是明智的选择。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论，除人际关系外，情商是另一个和心理健康、人生幸福密切相关的因素。情商和成功的关系早已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在企业管理、教育心理等领域，“情商”是一个热词，受到广泛“追捧”，但情商与幸福的关系还有待心理学的深入研究，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关系重要性的经验认可和经验描述。

所谓“情商”，是“情绪智力”的度量值，用EQ表示。所谓情绪智力，就是识别和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情感状态，并利用这些信息来解决问题和调节行为的能力。虽然目前还没有系统、权威、成熟的情商测试方案，但自从1995年，时任《纽约时报》的科学记者丹尼尔·戈尔曼出版《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书，“情商”概念已被世界广为接受，所以，丹尼尔·戈尔曼虽然不是最早提出“情商”一词的人，仍被誉为“情商之父”。1997年，《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被引入中国大陆，引发全国广泛关注，使之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

情绪智力或情商包含以下五个主要方面：

1.了解自身情绪情感。能够察觉自身情绪情感的出现，观察和审视自己的内心体验，它是情绪智力的核心。我们通常说的“认识自己”，包括认识自己的情绪情感状态和特征，这是进一步管理好自身情绪，处理好情感问题的必要基础。

2.自我管理情绪情感。情绪管理包括调控自己的情绪情感，使之适时适度地表现出来，既能正常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及时宣泄不良情绪，又能把情绪情感活动调控在一个与环境相适应的范围之内。情绪管理能力差的人容易感情冲动、矛盾激化，大悲大喜，或者感情冷漠，缺乏热情，容易在感情挫败时发生心理疾患。情感型精神疾病患者就是失去了正常的情绪情感的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长时间处于病态的焦虑、抑郁、狂躁之中，不能自拔。

3.自我激励。自我激励是一种能够依据活动的某种目标，调动、指挥情绪的能力。自我激励能够使人走出生命中的低潮，重新振作精神，开创未来。缺乏自我激励的人容易被挫败击垮，一蹶不振。

4.识别他人的情绪情感。能够通过细微的社会信号、敏感地感受到他人的需求与欲望，感受到他人的情绪情感变化。对他人情绪情感的识别能力，是与他人正常交往，实现顺利沟通的重要基础。“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情况，可能就缘于对他人情绪情感变化的不敏感，使得谈话不愉快、难以持续下去。

5.处理人际关系。处理好人际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控自己与他人的情绪情感的能力。一般而言，人际关系好的人，情商也比较高；反之，人际关系差的人，往往在情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人际关系和情商是正相关关系。

尽管目前还不能像检测智商那样比较准确地测验情商，但心理学家还是可以根据个人在上述五个方面的综合表现对一个人的情绪智力做出基本的判断，或者在综合测试中加入若干情商因素的考量。心理学家们通常认为，情商水平高的人具有如下的特点：社交能力强，外向而愉快，不易陷入恐惧或伤感，对事业比较投入，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情感生活较丰富但不逾矩，无论是独处还是同许多人在一起时都能怡然自得。

情商的价值是无量的。情商伴随着社会人的一生，对其工作生活发生着全方位的、无处不在的影响。情商又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与修炼得到不断改善的，其改善的空间应比智商大。许多心理学家相信，一个人是否具有较高的情商，与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教育培养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培养情商应从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对家庭教育非常重要，但即便童年境遇不佳的朋友成年后也有改善情商的空间，不过是需要较强的自我反思能力和坚忍不拔的自我改造而已。那些把提高涵养、改善情商自觉地当做人生“自修课”和“必修课”的人，会在社会化过程中付出不懈的努力，并不断收获超越自我的喜悦。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提高情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成功还是为了幸福。出发点不同，所采取的方法和所取得的效果可能出现微妙的差异。

丹尼尔·戈尔曼主张情商比智商更重要，这一观点在国内广泛流传，并被演绎为情商比智商更能影响成功。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情商应该比智商更能影响个人幸福，而不是更能影响事业成功。这个观点是基于把知、情、意相互比较；把成功与幸福相互区分而做出的判断。如果分别以事业成功和个人幸福为基准，应该说，认知能力（智商）和意志力对事业成功的影响更大，因为事业成功与否，关键还是要看工作是否能够胜任，是否尽职，是否有创造力。情绪智力（情商）固然也会通过人际关系、沟通协调能力、合作条件等中介因素间接影响事业成功，但相比较而言，情商对幸福感的影响是直接的，但对多数行业的工作的影响是间接的；而智商和意志力对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的影响才是直接的，对幸福感的作用则要通过事业成功等环节来实现。所以，相对于智商和意志力，一个人的情商即对情绪情感的识别、管理能力更能影响他的幸福感，而不是更能影响他的事业成功。由于我们尚未完全脱离“熟人社会”，还被公认为是一个“关系社会”，我们建成法治社会还有待时日，因而，我们会比那些成熟的法治社会中的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人际关系无处不在，更深切地认同人际关系对于事业成功的重要影响。由此，情商应该比智商更能影响成功的观点不仅在我国流行开来，而且还有被放大的倾向。在此，提出情商应该比智商更能影响幸福而不是更能影响成功，目的是想把情绪智力的改善、情商的提高指向增进人的幸福这一目的，而不是任其依附于成功这样一个比较功利的目的。

提高情商的目的不同，努力的方法和效果也会出现不同。单纯以事业成功为目的来提高情商的人，其情绪智力的表现可能因人而异。当与那些与成功休戚相关的人打交道时，当事人会全神贯注于识别、理解对方的情绪情感变化，极尽心思揣摩对方的需求和意图，并利用这些信息来调节自己的行为和达到成功的目的，使情绪智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在与其成功没有关系的人打交道时，他们则往往心不在焉，敷衍了事，甚至表现出轻慢、急躁的态度。“对上迎奉、对下冷漠”、“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或许这就是对那些唯以成功为目标的人的心理“素描”。唯以成功为目标的人我们亦可称之为“社会攀爬者”。您不能说他们的情商不高，只是情商应用太集中于成功的目的之上。正因为他们的情商高低因人而异，才会出现同是一个人，领导评价很好，群众则不以为然。在我们身边，这样的“社会攀爬者”并不鲜见，一般同事对其颇有微词，领导却非常赞赏。依托领导拔荐，他们往往事业一路顺风，向人们示范着如何察言观色、对重要人物投其所好才能走向成功。可以说，凡是任命制存在的地方，都或多或少会培育出这样的“情商高手”。他们在政治上往往表现为“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只谋人、不谋事”，工于心计、成事不足。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如何扩大一般党员群众在选人用人中的民主参与是一个新的课题。这一课题的解决，有助于敦促官员既要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既要对官热情周到，也要对民真心实意。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地、真心诚意地表现出高尚情操和人道情怀，并善于应用情商知识和技巧化解矛盾，改善干群关系，是当下干部教育需要特别强调的。

情商指向的目的不同，是“幸福追求者”和“社会攀爬者”人格特征的一个显著差异。一个能造就普遍幸福的社会环境，应该是以“幸福追求者”为主体组成的社会。反之，充斥着“社会攀爬者”的社会多多少少都会受“丛林原则”的支配。我们倡导个人提高情商应以幸福为目的，除了有感于当前的一些干部作风问题外，也有感于当前民风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平民百姓而言，情绪智力如果太依附于“成功”的目的，不利于民风淳善、党风清正及社会和谐。反之，如果我们转变观念，认同提高情商是为了自身的心理健康及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也是为他人创造一个心理健康和共同幸福的社会环境，那么，人们调节情绪情感活动的对象、内容、方法、效果都会向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发生变化。值得欣慰的是，近年媒体报道的好人好事逐渐增多，诸如道德模范、最美教师、最帅交警、“托举哥”、好人郭明义等。这些好人好事为我们共同的幸福生活注入涓涓暖流，激起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信念。反之，那些不可一世的贪官，落马前许多都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人精”。关照社会现实，我们确实需要在情商问题上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引导民众共同创造一个充满人间真情、荡漾世间大爱的社会大家庭，而对那些鼓吹为了成功可以丢弃道德、可以不择手段的所谓“成功学”、“黑厚学”之类的文化垃圾，理应甄别良莠，杜绝其进入公共媒体和文化市场。

在心理健康话题的尾声，还有必要谈谈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关系问题。我们中国人通过几十年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教育，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观念牢不可破。在人的身、心关系上，我们普遍认同：生理决定心理，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人脑是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心理对生理有反作用，思维活动可以影响人脑的理化属性和组织结构。这些哲学原则都是对的，但要从科学上具体描述生理如何决定心理，心理又如何反作用于生理；人脑如何产生意识，思维又如何影响人脑，却是充满了未知之谜的前沿课题。在科学未能完全阐明人的身心关系、脑思关系的条件下，我们仍然只能借助经验的描述。

生理健康可以促进心理健康，躯体疾病会严重影响心情和心态，这是人人皆有的体会。人们认识不够充分的是心理对生理的极大的反作用。一个临床医生曾经对我说：从医十多年，我越来越相信不是生理决定心理，而是心理决定生理。然后，她讲述了许多在病人身上发生的“奇迹”：有特别乐观自信的人肿瘤自行消退的；有特别恐惧的人被癌症“吓死”的；有被医学“判死刑”后又快乐生活十多年的；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心理障碍导致的躯体疾病现象。她的话使我联想到本科学医时见到的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记得在神经内科实习时，一个精神创伤后多年失语的患者，在老师巧妙应用心理暗示加上使其身体发热的“诱导安慰剂”作用下，瞬间开口讲话，顿时跪倒在老师面前感激涕零。还见过一个患癔症性瘫痪的青年，在查房的时候，同学窃窃私语他的病因，没想到他竟然一个筋斗从床上摔了下来。回到办公室后老师说，这样的病人特别敏感，他是在以摔跤证明他的“瘫痪”。肿瘤科见习时，一个非常不幸的乳腺癌晚期病人的面容至今还可浮现出来。她幼时丧母，青年失恋后独身至今，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在生命的尽头无亲无友，倍感孤独。记得当时我们几个同学采集病史后心情都很沉重，为那个不幸的阿姨感到难过。后来看到免疫学的一个试验报道，悟出她可能最终是被“坏心情”杀死的。那个试验称，长期抑郁、悲伤会杀死吞噬细菌和突变细胞的“巨噬细胞”，降低体内其他免疫细胞的免疫功能等等，由此证明抑郁、悲伤的人容易患上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

其实，医学研究已经揭示出许多心理原因引起或诱发生理疾病的作用机制，告诫人们焦虑、悲伤、抑郁、痛苦、紧张、愤怒等不良情绪或情感反应都可以通过神经和体液两个主要途径削弱机体免疫力，干扰脏器功能，久而久之还会导致组织器官的病理性改变，使人落下“病灶”，患上“身心疾病”（由心理原因引发的躯体疾病）。民间不是有这样的说道吗：“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幼年丧亲、寄人篱下、多愁善感、终日以泪洗面，自然是体弱多病，夭折于痨疾和失恋之后的过度悲伤。而薛宝钗，性格平和宽厚，情商很高，人缘极好，深得祖辈喜爱，自然面色红润，身体健硕。我国传统医学把致病因素分为两大类：外感“六淫”和“疠气”；内伤“七情”、“饮食失宜”和“劳逸失度”。所谓“七情”就是喜、怒、忧、思、悲、惊、恐，“五志”是喜、怒、忧、思、恐。中医很重视情志的致病作用和治疗作用，形成了包括“精志安神法”、“怡悦开怀法”、“以疑释疑法”、“转移注意法”、“说理开导法”、“导引行气法”、“以情胜情法”等情志疗法。上述经验之谈和经验医学，其间的科学原理还需继续探知，但它们足以启示人们，不可小视心理健康问题。现代医学更是以理化实验、动物实验、临床试验等手段确证了人体绝大多数疾病都和心理因素有关，区别只是相关性大小有别、作用机制不同而已。因此，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心理养生等维护心理健康的概念及其常用方法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也一定程度上在民间得到普及。愈是发达的地区，心理健康教育愈是普及，心理卫生体系亦愈加健全。今天，中国人可以期待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下一步中国人将期待拥有自己的心理医生。那时，我们将像走进综合医院那样坦然地走进心理诊所。

在健康与疾病之间既有明确界线（诊断标准），又是一个渐进过度的发展过程，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中间地带就是所谓的亚健康状态。环顾今天的国人，处在生理亚健康和心理亚健康状态的人均为数不少。有病看病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要忘了，其实健康的钥匙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体育锻炼、心理锻炼、心理治疗、愉快疗法、快乐养生是我们最容易操控的“良药”，也是增进幸福的法宝。有句话说得好：不是发生的事情伤害了我们，而是我们对事情的评价和情绪情感反应伤害了我们。所以，人内心的平衡非常重要。一生的内心平衡和坦荡可以换来一生的幸福。进取、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既牵人上进，又不内伤情志。幸福不一定是满足欲望，有时是调整欲望。诸如此类的人生经验在迷茫、困顿之时犹如黑夜里的明灯，重要的是在需要的时候和需要的时间有人与之交流。人的一生，学习无止境、发展无止境、锻炼身体无止境，改善心理素质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自我坚持体育锻炼需要坚强的意志，自我改善心理素质更是需要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对自我的反思意识和超越意识。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识自我、超越自我、战胜自我，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自己的健康状态，提升自己的健康水平，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向着最基础层面的幸福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