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借力得益
清乾隆时,宠信大臣和珅最是善于借他人力量以充实自己力量,壮大自己的声威。这一计策,在和珅保荐福康安去平复台湾之乱一事上,收效最大。福康安是大学士、郡王忠勇公傅恒之子,深得乾隆信任,是朝廷中少数几个能与和珅抗衡的劲敌。和珅屡次想要排挤打击福康安,却终未成功,他们之间也因此交恶。
而台湾之乱,则由来已久。大批大陆迁移而来的民众,为求生存和发展,结帮拉派,以求自保。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台湾天地会与雷公会发生纠纷,群体械斗。台湾总兵柴大纪带兵镇压,捉拿了天地会会员张烈。天地会首领林爽文率众会员劫走张烈,与官兵交战。激战中,还射死了官兵的一个把总。柴大纪追剿天地会,林爽文即时举旗起义,连夜进攻清军营地,大败清军。林爽文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下了彰化县城,杀死了城中的大小官员,在彰化以“顺天盟主”的称号发布告示。清军此后多次攻打,又全部被起义军杀退,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军机处向乾隆转呈了闽浙总督常青的急报,乾隆看罢,大为恼火,和珅立刻推荐自己的门生常青前去镇压,希望能够一举平定台湾,使常青得以立功。谁知,常青也是酒囊饭袋,按兵不动,不敢出击,使乾隆迁怒于和珅。
和珅思来想去,想到了福康安。他明白乾隆对福康安的器重,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乾隆也一定想到了福康安,自己何不就保荐他去台湾镇压叛乱。于是,和珅就向乾隆进言:“常青年老无能,当务之急是派一位真正能征善战的将军,陕甘总督福康安是最适合的人选。他足智多谋,身经百战,相信除他之外再没有别人足以当此重任了。”这一席话果然说中了乾隆的心事,当即准和珅所奏,命福康安出征台湾。和珅进而又向乾隆进言,派去增援的军人在精而不在多,台湾现有近十万大军,林爽文之徒不过是乌合之众,况且,大军过多,所需粮饷势必也会猛增,更加会滋扰地方,造成民众不满之情。
乾隆对和珅的建议一一采纳,下诏命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台湾替代常青,督办军务,又谕令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各带内宫侍卫等二十人前往台湾,调湖南、湖北、贵州等地绿营兵各两千人,以及四川兵两千人,增援台湾。
福康安接到这一命令,不免大为不安。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贼匪众多,地势不熟,实是一场恶仗,再加上增援的大军总共不过六千人,怎能指望平定叛乱。然而,君命难违,只好率军一战。福康安在台湾征战一年有余,终于在乾隆五十三年正月捕获了林爽文,将他押解京师。林爽文被处以极刑,枭首示众。台湾之役才宣告结束。
因平定台湾有功,乾隆赐福康安黄腰带、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虽然和珅并未亲临战阵,但乾隆还是感念和珅功不可没,因大军军饷全赖他一人筹划,于是赐和珅紫缰,并封为“三等忠襄伯”。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他人之力来补充自己的实力,常常会取得事半功倍甚至于意想不到的收益。“借”无时无处不渗透在政治生活中,只不过很多人没意识到而已。一个人一生不善于借助他人的思想、智慧、能力、势力、资金等资源,是不会有多大成就的。
在这则历史故事中,福康安此次大功得来不易,他在台湾多次遇险,出生入死一年有余才得此嘉奖。而和珅安居朝中,就被封为“三等忠襄伯”,实在是得益于他人的力量。这正是和珅当初举荐福康安时所设想到的:如果福康安能够得胜回朝,自己可坐享举荐之功;即使福康安失败了,也可利用这一机会挫一挫他的锋芒。况且,乾隆知道他与福康安平日不和,如果这一次他能不计前嫌举荐福康安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乾隆眼中看到的,是和珅不同于一般的大臣,他能不计前嫌,心地宽广,实在是难能可贵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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