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洞察人生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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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条件是基本需要满足的直接前提，对它们的威胁似乎就是对基本需要本身的威胁。它们包括言论自由，在无损于他人的前提下的行动自由，调查研究和寻求信息的自由、防卫自由，以及集体中的正义、公平、诚实、秩序等等，这些需要遭到挫折会对人们构成威胁或者紧急情况。这些条件不是目的本身，但它们接近目的，因为他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太密切，而基本需要本身显然就是唯一的目的。这些条件受到保护是因为没有它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就完全不可能，或者至少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认知能力是感性学习和理性学习组成的一套适应性工具，除了学习的功能之外，它们显然是满足我们基本需要的必需条件。它们所遭遇的任何威胁:剥夺或阻碍都会对其自由使用的权利的行为，甚至对基本需要本身构成间接的威胁。这个观点部分地解决了这样一些普遍的问题:好奇心，对于知识、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以及解释宇宙之谜的永不动摇的欲望。

所以，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关于基本需要的远近来提出另一个假设。因为我们已经指出，任何有意识的欲望(部分目标)都与基本需要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而且它们在本身的重要性上也都有差异。这个论点对于各种举止行为也同样成立。如果一个行动直接导致基本需要的满足，它在心理上就是重要的;倘若对此间接有益或者贡献较小，那么根据动力心理学观点来看，这个行动则不那么重要。

这同样适应于各种防御或者应付手段。其中一些与保护者达到基本需要有直接关系，另一些则只有微弱的和疏远的联系。的确，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说防御手段有更根本和不太根本之分，并且通过它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可以断言，危及更根本的防御比起危急不太根本的防御具有更大的威胁性。

由于认知冲动在临床上并不重要，当然在传统的医疗诊所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对它们的动力及病态了解甚少。在这里，没有传统神经病例中复杂的、使人激动的谜一样的病症。认知病理学苍白无力，容易被忽略，认知的精神病态往往被解释为并非异常，并不迫切需要治疗。结果，我们在心理治疗和心理动力理论的伟大创立者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等的著作中全然找不到论述这个主题的内容，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尝试过创立认知心理疗法。

希勒是曾经在其著作中能动地表现好奇心和认识的唯一精神分析学家，他说:“人类对于世界、行动、实验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当他们在世界中勇敢地前进时，他们得到了深切的满足，他们并不感到现实对于生存是个威胁。有机体，特别是人体对于世界抱有与生俱来的安全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产生威胁和匮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体也感觉困难和危险是暂时的，最终会导致一个与世界沟通的新的安全保障。”

在教育派心理学家中，墨菲、韦特海默和阿斯奇也探讨过这个问题。然而，我们只是象征性地提过认知的需要。获取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使宇宙系统化是在世界上获得基本安全的方法，或者对于智者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另外，科研和言论自由也被作为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来详细论述。尽管这些论述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们并没有构成对于好奇、学习、推究哲理、实验等促动作用的问题的最终答案，它们至多只是不完全的答案。

许多聪明、富裕、无所事事的妇女逐渐感染了这些智力营养缺乏的症状。常常有些人埋头做一些与他们相称的事情，结果他们自身的症状有所好转或者痊愈了，这足以使我清楚地感觉到认知需要的存在。在那些新闻、消息、事实的来源被切断的国家，在那些官方的理论与现实有极明显的矛盾的国家，至少一部分人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不相信任何价值，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怀疑显而易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的深刻的瓦解、丧失道德，等等。另一部分人似乎采取了更被动的方式:消极、顺从、丧失主动性，丧失能力和与世隔绝。

我们知道，获取知识受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焦虑，恐惧)，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一些根本上是积极的冲动:满足好奇心，了解，解释，理解。

迷恋于神秘的、未知的、杂乱无绪的或尚无答案的事物，是通过研究表明的心理健康者的明显特征。这一点似乎正是吸引人之处。这些领域本身就非常有趣味，相比之下，他们对人所共知的事情则不屑一顾。

完全有可能从心理病及神经病中得出上述推论。从临床上观察，哥尔德斯坦所研究的大脑受损伤的士兵，以及摩尔的被观察的老鼠，都显示出强硬而急切地固守熟悉的事物，害怕不熟悉的、无规则的、意外的事物，害怕无秩序状态的倾向。另一方面，有些现象也许又会指出相反的可能性。这些现象包括非自然的违抗习俗，顽固地反对任何权威，行为狂放不羁，渴望惊世骇俗等。这些都可能在一些神经病患者以及处于反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人身上发现。

当认知需要受挫折时，很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心理病态结果，一些临床印象也是中肯的。

一些变态现象(兴味索然，对生活失去热情，自我厌恶，压抑身体的功能，逐步破坏理性生活和各种趣味等等)产生于那些感到生活乏味、工作枯燥的智者中间。有一个实例显示了适当的认知治疗消除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这个治疗包括进行业余研究，寻找一个需要更多脑力的工作，以及进行观察思考。

在幼年晚期和童年期就可能表现出比成年期更强烈的了解和理解需要。无论怎样，这似乎是成熟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学习的结果。孩子不必要人教他去好奇，但是却可能被收容教养机关教导不要去对哪些东西好奇。

在一些高级动物的身上，很容易发现一些与人类的好奇心相似的东西。猴子会把东西撕碎，把指头捅进窟窿，在各种情境中进行探索。在这些情境中，不大可能有饥饿、害怕、性欲、安抚等情况存在。哈洛的实验以一种易于接受的实验方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人类勇于探险，去追根寻源并且做出解释，甚至对于危及生命的情况也不例外。对此，人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实例，无名的“伽利略”一直层出不穷。

最后，满足认知冲动使人主观上感到满意，并且产生终极体验。虽然人们注重所得的成果、注重学习等等，忽视洞察和理解这一方面。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任何人的生活中，洞察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幸福、激动的平台，甚至可能是人一生中很高的一个平台。

以上论及的那种战胜困难的现象，那种一旦面临挫折便出现变态的现象，一些普遍的(跨人种的、跨文化的)现象，那种永不消失(虽然微弱)的持续的压力，个人早期历史上的自然产物以及人们要求满足认知需要，以此做为全面发展人类潜力的一个前提，这一切都说明了基本的认知需要。

尽管这种假设并不全面，但是在我们认识了之后，我们仍受到激励，一方面要使认识越来越深刻，另一方面又朝着某种宇宙哲学、宇宙神学等的方向使认识越来越广阔博大，我们获得的事实如果是孤立的或者原子式的，它们终究要被理论化——不是被组织就是被分析，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个过程被一些人称为寻求意义。我们再来假设一些欲望:理解的欲望，系统化的欲望，组织的欲望，分析的欲望，寻找联系和意义的欲望，创立一个价值系统的欲望。

一旦允许讨论这些欲望，我们会发现它们也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层次系列，其中了解的欲望优先于理解的欲望。我们曾描述过的优势层次集团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似乎也适用于这个小集团。

在认知需要和意动需要之间，我们必须防止采取简单的二歧式，因为这种情况极易发生。了解和理解的欲望本身就是意动的，即它们具有力争的特点，并且如同基本需要一样，也属于人格需要。再者，正如我们所知，这两个集团是相互关联而不是完全分离的，并且它们是彼此协作而又相互制约的。

相对于其他需要而言，我们对审美需要的了解更少，但我们无法回避它们，因为历史、人类美的属性和美学家已经在这里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我曾以经过选择的人为对象，在临床上人格学的基础上努力尝试研究这种现象并且至少使我自己确信，在某些人身上，确有真正的审美需要。丑陋会使他们致病(以特殊的方式)，身临美的事物会使他们痊愈，他们积极地渴望着，只有美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健康儿童身上都有体现。这种冲动的一些证据发现于所有文化、所有时期，甚至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我们不可能将审美需要和意动、认知需要截然分开，因为它们相互交融在一起。秩序的需要，对称性的需要，闭合性的需要，行动完美的需要，规律性的需要，以及结构的需要，可以统统归因于认知的需要、意动的需要或者审美的需要，甚至可归于神经过敏的需要。至于我，将这个研究领域考虑为格式塔心理学和动力心理学的会合点。例如，当一个人看到一幅斜挂在墙上的画时，便有不可遏抑的意识冲动要去把它挂直，这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