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世纪

新利益，新选择

“告诉美国朋友不要担心在国内被解雇，来这个地区吧！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事都能赚钱。”现年37岁的印度尼西亚金融公司利波集团业务经理拉克萨马纳·苏卡尔迪如是说。他的目的是邀请美国商人，到这个被称为东南亚“三角发展区”的地方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1992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继续陷于衰退，但是包括三角区在内的东盟却仍然以平均年增长率6％以上的速度在扩展。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最近发表的数字，证明了东盟国家的成功。马来西亚计划要连续5年实现8％以上的年增长率。其他国家也已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如泰国的增长率为8.6%，印尼6.4%，新加坡6%。无怪乎，苏卡尔迪要发出这样的邀请了。

随着东盟在经济上的日益发展，独立的经济利益日益显露，必然形成独立的战略选择。而东西方对峙的结束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更使这种独立的战略选择不能不对整个亚太战略格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东盟国家在亚太地区所处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是沟通欧、亚、澳、非4大洲的主要枢纽，更是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的咽喉通道。80年代末期以来，该地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苏联的影响急剧减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也不可避免地萎缩。与此同时，美国与一些东盟国家早在诸如柬埔寨问题、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等方面就存在龃龉。在东南亚，就连投资的增长速度美国也低于日本，其经济影响力跟着下降。

再说日本，虽有意无意间做起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梦来，但它在东南亚的影响主要仍表现在经济方面。东盟国家在日本的对外经济扩张中首当其冲。东盟已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西欧共同体的第三贸易伙伴，日本更是东盟第一位的直接投资来源国。日本官方对外援助也经常有30％以上集中在东盟国家。尽管如此，包括东盟在内的亚洲国家对日本仍怀有戒心。从中国东北部到澳大利亚，人们对日本曾企图使亚洲殖民化成其“共荣圈”一部分的痛苦仍记忆犹新。1992年10月1日，新加坡外长黄根成在47届联大上即指出：“决不能让日本再次成为军事强国。”

黄根成是在表示赞赏用美中日“小三角”，取代美中苏“大三角”后提出以上警告的。这位新加坡外长表示支持在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由美国、中国和日本新三角来处理亚洲事务的主张。这反映了东盟国家推行大国均势政策，确保东南亚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基本立场。作为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东盟各国深知只有维持大国势力在该地区的战略均势，方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不受制于人。为了实现把东盟建成“和平、自由、中立区”的长远目标，东盟就得避免卷入大国纷争，求得一个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诚然，由于自身利益和历史的原因，东盟国家中对大国势力的态度也有某些差别。在美国驻菲律宾军事基地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就反映了东盟各国对外政策的细微差异。但不管怎么样，欢迎在该地区的大国都进入东盟，以求相互制衡确保东南亚的稳定，这是东盟各国的共同意愿和利益之所在。

正面和负面

另一方面，东盟自身也加紧密切防务合作，以巩固其联合安全保障体制。这主要表现在加强东盟内部双边或多边的军事合作，增强区域防御能力等方面。1992年1月27日和28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第四次首脑会议，更是在安全合作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会上签署的《新加坡宣言》与1987年第三次东盟首脑会议通过的《马尼拉宣言》不同的是，前者已不再单纯强调东南亚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和东南亚无核区的概念，而首次公开强调东盟应就区域安全问题同区域内外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对话。

显然，在东南亚由于冷战后的新秩序尚未形成的背景下，东盟的这一举措是积极的、富有战略眼光的。美中日“小三角”是否能形成还有待时日检验，况且即使能形成，限于美中日三国利害关系的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也不可能像冷战时期的美中苏“大三角”那样稳定。因此，新加坡官方认为，华盛顿应采取注重实效的态度来防止中美关系的破裂，同时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影响力可能比日本的更为重要。

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东盟主张实行睦邻外交，积极改善与印支和中国的关系。1990年8月，印尼与我国恢复了中断长达23年之久的外交关系。同年10月，新加坡又与我国建交。在1990年李鹏总理出访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甚至对他说，欢迎中国加入东盟。同时，自从河内1989年从柬埔寨撤军以来，东盟与越南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

军备竞赛急

中国目前正处在全方位外交的鼎盛时期。仅在亚洲，继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中国与韩国建交，日本天皇1992年10月23日访华等事件无不引起世界的关注与注目。但是，亚洲新的权力竞争已经到来的事实，同样明摆在那里。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那种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而是根据问题不同而不断变换组合的纵横捭阖。可以说，亚洲已经进入类似中国春秋战国的时代。因此，1992年秋天刚到，当人们因为台湾趁布什政府急于拉选票之际宣布购买价值60亿美元的150架F-16型战斗机，突然发现东南亚一场新的军备竞赛正在升温时，不应感到过分的莫名惊诧。冷战结束了，但东南亚却是世界上防务开支仍在上升的少数地区之一。

东盟6国除文莱以外，均准备有F-5E飞机。新加坡和泰国同台湾一样，已制定了购买F-16战斗机的计划。马来西亚也在采购类似的战斗机。甚至连小小的文莱也按捺不住，打算购买英国的隼式训练战斗机。菲律宾也已签订了购买以色列幻狮式战斗机和捷克斯洛伐克L-39训练截击机的合同，并且希望台湾把老式的F-4和F-104战斗机“赠送”或以“优惠价格”拍卖于它。东盟的海军力量也在不断加强。马来西亚计划建立第一支潜艇舰队，印度尼西亚已同德国达成购买前东德淘汰的 39艘舰艇的交易。有数据显示，除文莱外，东盟5国的军费开支早在1984年，就已经超过中国。

亚洲新的权力竞争的格局并不是固定的。退一步讲，哪怕在政治和军事上是合作的，在经济问题上也可能对立。据此，我们可以想像一下下个世纪的世界将会是怎样。

正如战前——两次世界大战和同样重要的冷战——支配了20世纪的政治地理版图，经济在21世纪将占统治地位。这个世界在21世纪将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基本上是经济问题。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来都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这种竞争在21世纪越来越多地将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不是表现为入侵和战争。所使用的武器也是新式的，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商业武器：经济增长率、投资、贸易集团、进出口及援助。

渐入佳境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呈现剧烈的力量消涨和大规模的分化组合。单从经济上讲，欧洲统一大市场将于1992年底建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即将形成，拉美和海湾国家也在筹组自由贸易区。面对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盟为了跟上国际形势的发展，制定了新的经济战略，以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

美国政府经济顾问史蒂文·施洛斯坦在《亚洲四小龙》一书中写道：“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秘密，就是地区内的贸易额几乎占其总贸易额的一半。”我们同样可以说，东盟各国的成功绝大部分应归功于它们之间出现的新的合作气氛。

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耗资3.7亿美元对印尼峇淡岛的联合开发，就是地区合作新精神的一个范例。这个拥有1，235英亩的工业区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廖内群岛的一个岛屿上。8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开始试图开发峇淡岛，但是其吸引到的投资者微乎其微。于是，1989年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服印尼总统苏哈托放弃了他对外商100％独资设厂的厌恶心理。印尼的这一立场改变招引了蜂拥而至的投资者。几十家跨国公司今后两年内在丛林中将开辟出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区，投资总额达到10亿美元。这些跨国公司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西盖特公司和史密斯一科罗纳打字机公司。峇淡岛实行免税，而且印尼工人报酬包括补贴每月约136美元，只及新加坡人均工资的1/3。该岛屿有自己的供水系统、电力和通过新加坡电话系统同世界联系起来的微波通讯。

新加坡正在扩大合作，还在帮助把印尼的另一个岛屿宾坦岛和11多英里长的原始海滩开发成一个国际旅游胜地。

与此同时，东盟各国充分利用它们各自的相对优势。东盟6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新加坡和文莱资金充裕，按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在东南亚属于第一层次。泰国和马来西亚已成为准新兴工业国家，属第二层次。菲律宾和印尼发展较晚，属第三层次。

发展层次的不同为相互合作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比如在新三角发展区，新加坡提供资本、同国际市场的联系、管理经验和技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则给新加坡提供在价格上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和土地。在过去几年里，拥有3，000多家国际公司的新加坡鼓励其中500多家公司把劳动力密集型工业迁往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例如，法国汤姆森家用电器公司，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生产电视机零件，然后再到新加坡的自动化程度高的工厂里组装电视机。

东盟区域合作的新精神最集中地反映在1992年1月底东盟第四次首脑会议上签署的《1992年新加坡宣言》、《东盟加强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和《有效普惠关税协定》中。《新加坡宣言》规定：从1993年1月1日起，以有效普惠关税计划为主要机制，在15年内，即2008年之前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根据共同有效普惠关税率计划，东盟15年内将把它们的制成品和加工的农产品的关税率降至5％以下。对此，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形容是东盟迈向未来的“新里程碑”。他说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使东盟经济向前推进的一个勇敢步骤。通过有效普惠关税和自由贸易区而进行的经济合作，将有助于使投资流入该地区。否则跨国公司的投资，很可能从该地区流向欧洲统一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

泰国前首相阿南则认为，走向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道路，可能是一段艰辛的历程。从短期来看，政府会减少收入，一些不强的产业也要面对竞争的压力。在一些受影响的国家，产业结构的改革和调整也可能带来短期性的失业问题。但从长远来讲，成立自由贸易区的好处足以弥补短期的损失。菲律宾也持同样的合作态度。

今后，东盟在国际经济方面，就像过去在国际政治方面一样，将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特别是在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方面，更将团结一致，争取有利条件。

抢占制高点

1992年10月，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劳在亚洲开发银行举行的会议上说：“亚洲‘四小龙’自1960年以来技术上没有发展，它们几乎80％的经济增长率应归功于资金。”他指出，工业化国家取得的巨大技术进步是由于它们在研究和开发领域进行了投资，而四小龙只是最近才在这些领域开始大规模投资。

但是，如果人们仍然认为包括东盟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亚洲“龙族”是在利用廉价劳动力制造质量低劣的产品，然后倾销到工业化国家市场的话，那么他们的猜测已不合时宜。东盟国家早就对因大量引进外资而造成对外国资本和技术乃至销售网络的依赖加深以及给环境带来的严重污染问题有所认识。况且，80年代初，中期世界金融市场巨额游资找不到有利投资场所的情形已成明日黄花，代之而起的是持续性的资本短缺症，可谓僧多粥少。

1985年新加坡出现严重经济衰退时，政府就体会到只有加速发展高科技产业才能带动产业结构调整。这样既可以少受或免受西方国家经济萧条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又能克服自身经济结构的脆弱性，真是一举两得。

新加坡拥有一个货物吞吐量世界第一的大型港口，目前新加坡外国银行的资产约占其银行资产总额的85%，已成为世界主要的离岸银行业、资产管理业和风险管理中心，并且从1987年以来已成为世界第五和亚洲第二大外汇交易市场。但是，新加坡政府还是有种严重的危机感。前总理李光耀之子、40岁的新加坡贸工部部长李显龙说：“总有人紧跟在你身后，努力要赶上你”。而进步的动力只有高科技。

新加坡政府业已拨款1亿新元作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风险投资基金。目前与国立新加坡大学紧邻的肯特岗科学技术区是正在崛起的亚太高科技中心之一，并有望发展成为东南亚的能力劳务中心。

新加坡在科研工作方面的投资，其中包括一家正在同磁盘机生产厂商联合开发磁技术的研究所。新加坡生产的硬磁盘机如今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展望未来，新加坡希望通过成为电脑化社会来赢得相对优势。新加坡的一项信息技术计划规定，15年后新加坡将成为“智慧之岛”，每个家庭、办公室、学校和工厂都可以接通与电话机和电视机连成一体的电脑联网。这样，整个社会就能成为一个不仅为了商品，而且为了信息和知识的传送系统。

考虑到当前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疲软、制成品竞争激烈、贸易壁垒林立的形势，东盟其他国家也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注意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并不断优化信息和销售网络系统。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即在实行对外开放中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采用现代技术，提高制造业在本国或地区和国际市场上的实力地位。可以说，正处于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全面转型时期的东盟之所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除了内部及周围的市场潜力和较丰富的自然资源（新加坡除外），主要得益于科技投资带动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各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度提高。比如，1987年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比重首次超过农林水产业，1989年达25 % ； 1989年泰国的这一比率也达到26%，印尼为19%。工业制成品占出口商品比重也相应提高，泰国和马来西亚明显居前列；而印尼变化更大，1985～1989年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商品比重由11％上升为30%。

众所周知，技术水平是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毫不夸张地说，技术竞赛就是一场大赌博。要想在这场大赌博中获胜，关键在人才的培养。美国未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德里克·索巴尔就大声疾呼应高度重视教育质量问题。他说：“20世纪90年代最具竞争力的将是那些能最好地动员人才的国家。技术竞争实际上也就是人才的竞争。”

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各种资源中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源，特别是合格的优质人力资源。近年来，东盟各国十分重视发展科技教育，加强智力开发，为加速向技术、组织密集型产业过渡创造条件。新加坡在6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建立以技术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明显增加。例如，从1970～1986年，新加坡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由5.6万人增至12.6万人。目前，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新加坡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重高达10％以上。马来西亚、印尼为训练高级管理人员使用计算机，举办了计算机学习班。马来西亚为了改变人才严重缺乏现象，政府还计划在“六·五计划”期间加强专业技术教育，将工业培训开支由“五·五计划”期间的2.99亿马元增加到6.10亿马元。各种专业技术培训机构由1985年的31，600个扩展到1995年43，000个。此外，政府准备设立人力资源发展基金，鼓励本国制造业提高生产技术。政府特别计划把巴生河谷地区、北海地区和新山一塞奈地区建成高技术工业区。东盟还将采取一些措施加强该地区现有主要大学之间的联系，以便在此基础上创办一所东盟大学。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东盟十分重视人力资源开发的最重要的环节，即大胆发现和合理使用人才。只有健全的制度和健康的社会环境，才能保障地尽其利、人尽其才。

向顶峰逼近

70年代首先在经济上成熟起来的所谓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又有了新的一代加入它们的“龙族”——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七小龙”其中四家就属东盟。

另外两个国家之一就是文莱。这是一个依靠石油和天然气为经济支柱的国家，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条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如1987年即达15，390美元。文莱国王苏丹更是世界首富。这位国王除了控制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外，在世界各国有庞大的地产物业，还有广泛的股票证券投资。仅在过去一年，他的财富就从310亿美元增加到370亿美元。文莱虽是个典型的以石油——天然气经济为支柱的国家，但近年来也很重视石油化工等新技术的发展。

马来西亚已成为世界计算机芯片的主要出口国，它还是仅次于日本及美国的世界第三大半导体生产国。在泰国，电子产品已取代纺织产品成为主要出口商品，曼谷成为亚洲地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也为期不远了。马来西亚人梦想拥有3个C——汽车、公寓和信用卡，许多人正在实现他们的梦想。马来西亚1985年到1991年汽车销售量已增加了一倍，从5.681万辆增加到12.16万辆。许多现代化的住房在原先种植橡胶和棕榈树的土地上拔地而起。消费社会的崇拜对象——信用卡也无处不在。

东盟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从第三世界一跃而接近了第一世界国家的繁荣。它们不再把原材料、优质纤维和精巧的电子小配件只顾运往美国和西欧。相反，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正在享受他们创造的富裕生活，并且还开创了新的繁荣。

新加坡人均年收入据世界银行报告，1991年已达11，830美元，其实可能已超过1.5万美元，普通公民的富裕程度已赶上澳大利亚人，现在的目标是在下世纪初挤进最富裕的国家之列。马来西亚3，000美元的人均年收入已高于土耳其或阿根廷，并且马来西亚人正执著地奋斗，以争取到2020年成为完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拥有1.85亿庞大人口而自然资源丰富的印尼，希望到2000年时人均收入翻一番，达到1000美元以上。而正在着力发展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泰国，1991年的人均年收入也高达1，403美元。即使是近几年经济增长不稳定的菲律宾，1991年人均收入也已达753美元。如果社会稳定，政策得当，发展潜力也不小。在1991年的零增长后，预计1992年菲律宾经济增长率将上升到3%。

东盟必须坚持努力奋斗。到下世纪初，东盟很可能成为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主要选手。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像新加坡这样的东盟国家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危机感。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称，新加坡面临的课题是如何维护竞争力。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致力提高竞争力，这是一场争取繁荣的竞争，吴作栋呼吁本国加速经济转型，加强技术培训。他相信只要速度、耐力、技术、想像力和发挥卓越的集体协作精神，新加坡将继续有能力和发达国家进行经济竞争，以新加坡为先导的东盟的发展是向发达国家逼近，同时也给有望在下世纪成为工商业大国的中国摆下了许多紧迫而严峻的课题。

是伙伴，又是对手

东盟各国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同属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最有生气和最有活力的地区。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加深和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增强。在综合国力竞争的大时代，中国加强与东盟合作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由于美国和日本的亚太战略的影响，东盟近期的资本和技术来源以及海外市场，美日两国占了很大比重。并且东盟1/3的外资来自四小龙国家和地区。据设在华盛顿的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基思·埃林贝格认为，海外华人在东盟的投资可能已超过日本，而中国目前的外资3/4以上来自海外华人。实际上，中国和东盟存在着争资金、技术和市场的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对东盟来说又是巨大的潜在市场。新加坡和泰国对华贸易局面已定型，菲律宾对华贸易局面也已打开，即使是印尼和马来西亚也都采取了对我直接贸易的做法。但是，目前我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还缺乏贸易互补性。由于东盟致力于制造业的发展，其工业结构发生变化很快，因而我国同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虽存在竞争与互补两个特征，但从发展看，互补性而不是竞争性将进一步加强。在东亚地区组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活动呈明显加强之时，作为地处东亚的我国，加入其中，是利大弊小。相反，身居其外会影响我同包括东盟在内的该地区的经贸关系。

因为有地理位置的关系，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应以地方省份为主。比如我国西南三省一区和东盟由于地缘经济关系紧密，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应加快步伐。

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自然资源，还是从消费水平以及资金流动来讲，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各国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中国西南2.3亿多人口和东南亚的二千多万华侨华人，具有共同的历史和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性相近，加之地理上接近，只要能求同存异平等互利，就一定会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四大，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同时，也进一步肯定了地方积极性，这有利于加强我西南地区同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

但是从整体上讲，东盟和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不同，历史文化和生活习惯也有较大差异。我国与东盟的关系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在诸如共产党问题和华人问题上，东盟国家一些人仍然对我国抱有疑虑。在前年李鹏总理访问马来西亚等国时，仍有记者提出这些问题。1990年8月，我国与印尼恢复了外交关系。从主流来讲，目前印尼政府是倾向于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但是印尼国内敌视中国的势力仍然很大。即使是印尼政府本身对中国也仍有戒心。在东京与钱其琛外长会晤后不久，苏哈托总统就说：“恢复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印尼急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减小中国对民柬和泰国的影响。印尼继续把越南看做是一支抵消中国的力量。1990年11月，苏哈托总统结束访华后，马上就飞到河内访问，这表明了印尼对越南的重视。

东盟与台湾的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由于台湾经济发达，许多东盟国家同其有经贸关系。一些经济上较困难的国家，更希望得到台湾的经援。而台湾方面，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孤立，也大搞“弹性外交”、“银弹外交”。即使是新加坡这样对中国一直较友好的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对大陆和台湾仍抱脚踩两只船的态度。菲律宾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因此，中国原则上应不反对东盟同台湾有民间的往来和经贸关系，但坚决反对台湾搞弹性外交，制造两个中国、一国两府或一中一台等，反对东盟同台湾的官方往来和建立关系。

南沙群岛的问题更是一大隐患，争端所涉“五国六方”中，除了越南、台湾以外，就是中国和东盟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在整个南沙争端中，各国的要求是互相重叠和冲突的，但实际上以中越矛盾为核心。随着印支问题趋向解决，越南与东盟诸国关系日趋缓和，甚至将来可能加入东盟。新加坡外长在1992年10月，实现了1975年以来的首次访越。可以想像，一旦越在南沙问题上与东盟的谅解程度提高后，越南和东盟就会进而谋求共同对付中国。就目前来讲，尽管中国政府在反复重申我对南沙主权的同时，认为“可以先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但是南沙海域的石油资源正以每天几十万桶的速度被掠夺着，而我国所能控制的海域几乎都是贫油带，所以拖延解决争端对我国是极为不利的。

鉴于南太平洋地区十分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我国一贯的和平外交路线以及我目前十分有限的远程海空军作战能力，武力解决南沙争端也绝非上策。事实上，解决南沙问题只有以实力为基础的利益谈判才是正途。我国副外长徐敦信1992年9月20日说，中越一致同意继续就领土争端举行会谈。这表明中国正在作这样的努力。但由于利益的严重分歧，可以预见，谈判很难有大的突破。当前，我国应抓住越南正在努力重建本国经济并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因此避免同中国对抗的有利时机，一方面争取一揽子解决领土问题，同时应加强发展国力，以便增加自身在地区以及整个国际事务活动中的实力。

在机遇和挑战并存中走向未来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一旦中国的企业完全成为无国家补贴的企业后，香港和台湾所能做到的，中国也将能做到。”李光耀的这番话等于说市场经济具有无比的魅力。那么，这种魅力也该在中华大地上施展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推行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有利，这是不言自明的。中国市场经济化的趋势似乎已不可逆转了。可以说中国14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6%，1992年有望达到两位数。十四大报告把9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目标从6％提高到8%～9%，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然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使生产和分配制度适应市场，需要解决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和失业制度，还要发挥人民银行作为“货币监督人”的职能等等。

与此同时，宏观的经济发展战略又十分紧迫。现阶段至关重要的，是妥善解决海内外中国人共同关心的大陆、台湾和香港形成“大中国圈”的问题。与之相关的即是“Л”型战略。

由沿海、沿长江和沿北方天津至乌鲁木齐以远的铁路大动脉构成的Л型地区，是中国大陆的精华和主要开放地区。鉴于Л型地区具有劳力、能源、科技、市场、产品制造和运输等优越条件，以及有改革开放的基础，而台湾、香港则有资金、信息、航运、经济管理和销售方面的优势，因此Л型地区与台湾的贸易和经济合作近年来发展迅速。

正因为Л型战略覆盖了大陆主要地区，与沿海战略相比显著扩大了开放前沿，而与全面开放相比又有相对集中、重点突出的优势，因此这一战略有可能显著促进大陆与港台的大规模合作。为促进大中国圈及早形成，一定要坚持对三方都有利的原则，并且在“一国两制”范围内进行。自从1987年大陆允许台湾人自由往来以来，台湾对大陆的投资逐年增加，成了仅次于香港和美国的第三大对中国大陆投资者。

与此同时，中国一定要放眼世界，着眼未来，进一步加强同欧美日的经济联系。我国有关沿海地区吸引外资的政策、法规和法令不能不说是合乎逻辑、完整和优惠的，但西方国家的投资者还是感到困难重重，以至于许多外国人不得不仿效中国人“拉关系”的习惯来进行商业活动和解决商业纠纷。这就导致一个奇怪的结果：外国投资者不是将在本国施行的现代化管理体系介绍到中国来，而是利用中国的体系管理他们的合资企业。因而，开放政策的目的之一，即在实践中学习现代管理体系，便少说也是打了个大折扣。

总之，中国需要一个稳定而不是必须依靠“关系”的外资投入。明确的商业法规和廉洁的行政管理机构，将使得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前来投资。中国也需要更广泛更精深的技术。吸引日本、欧美的投资不仅能扩大提升中国的技术层面，更能够使他们的市场对中国的出口产品更加开放。

从长远来看，中国处理好同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共同体的关系，加入到世界经济的大竞争中去，才能有望成为第五条更大的龙，也才能处理好与东盟的关系。也唯其如此，大约到2016年，中国才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尽管按人口计算的财富仍然远远无法与之匹敌。

1993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