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经历一些事后变得只爱自己

自立的精神，它是一个民族力量的真正源泉。无论对别人的感激显得多么明智和多么美好，从事物本身的性质来讲，人们自己应当是自己最好的救星。

没有人了解过莎士比亚的确切出身。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莎士比亚出身于一个社会底层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卖肉的屠夫兼牧场主，在孩提时代家里人希望他将来成为梳毛工，其他人则断言他是块学校看门人的料，往后至多成为替人代写文书的捉刀人助手而已。他似乎真的不像是只适合干一种事情的人，成名后的莎翁像是整个人类的缩影。在他那举世闻名的作品中，由于他对海洋事务的遣词造句是那么准确精当，以至于一位职业海军作家竟然宣称莎翁过去肯定是个水手；而一位神职人员则从莎翁著作中所显示出的种种内在的迹象里推断出莎士比亚曾经很可能是个牧师的秘书；一位出色的善于鉴别马的“伯乐”则坚持认为莎翁曾经必定是个马贩子。莎士比亚真可谓是个演员了，在他的人生历程中，自立与勤奋始终伴随着他，并使他“扮演了无数的角色”，他从自己经历和观察到的广泛视野里收集、贮藏了无数丰富多彩的各种知识。在任何一个事件中，他都是一个细心好学的学生和刻苦的工作者。直到今天，他的著作仍然对英国品格的形成继续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

发明家威廉·李也是一个杰出的自立者。他于1563年左右出生于离诺丁汉7英里的一个名叫伍德伯洛的村庄。根据某些说法，他是一个小地主的继承人，但按照其他说法，他是个穷困潦倒的学者，并从很早的时候他就依靠自立与勤奋开始了与贫困做斗争的人生历程。1579年他作为一个减费生进入剑桥基督学院学习，旋即又转往圣约翰学院，在1582-1583年间他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据传，他于1586年开始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有关这个问题，在大学的档案记录上出现了混乱。

当威廉·李发明织袜机的时候，他当时还在诺丁汉附近的卡尔文顿市担任牧师的角色。据某些作家宣称，织袜机的发明是缘于他一次小小的感情挫折。威廉牧师当时深深地爱上了附近村庄一名年轻的女士，但这位女士对他的爱表现冷漠。每当他去看她的时候，她常常是专心致志地织袜子和从技艺上指导她的学生，而无暇顾及喜欢她的男人向她发出的甜言蜜语般的求爱。她的这种怠慢在威廉·李心中产生了一种对手工织袜的反感，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发明一种机器以取代手工织袜，让手工织袜成为无利可图的行当。此后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他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发明的探索过程中，为他的新想法付出了巨大牺牲，在这期间他放弃了所有一切事情。当成功的前景开始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辞去了牧师的职务，全力以赴进行用机器来生产袜子的工艺技术的攻关。

在一个手工艺技术还处在相当落后、且没有什么人把精力投放在改善制造艺术的机器发明创造的阶段，威廉·李的这一成就真可谓是很伟大的榜样。

莎士比亚与威廉·李的成功无疑是他们凭借自立与勤奋而得到的回报。威廉·李作为一名牧师，在当时来说，应该是比较体面的职业了，如果没有自己自立和勤奋的精神，恐怕没有人去干那种发明织袜机的苦差事。而他不去发明织袜机，也许他的生命早就淹没在默默无闻的平庸之中了。

偶然的、意外的机遇在人生和社会中实在是少之又少，它们所起的推动作用也并不大。大胆地冒险有时能碰上好运气，人生有时能得到意外的收获，但只是属于偶然的个别的情况。真正要达到自己追求的目的，只有靠勤奋和毅力，舍此别无他途。

只有专心致志、认真刻苦地修炼才能造就真正的艺术大家。那些成就非凡的大家并非根本不在乎日常的基本功，认为这是区区小事，不足挂齿；相反，他们总是于细微之处用心、于细微之处着力，这样日积月累，才能渐入佳境，出神入化。

只有那些富有理解力的眼光才能穿透事物的现象，深入到事物的内在结构和本质之中去，才能看到差别，进行比较，抓住潜藏在表象后面的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在伽利略之前，很多人都看到悬挂着的物体有节奏地来回摆动，但只有伽利略才从中做出了有价值的发现。比萨教堂的一位堂守在给一盏悬挂着的油灯添满油之后，就离去了，听任油灯来回荡个不停。伽利略，这时是一个18岁的年轻娃娃，出神地看着油灯荡来荡去，由此他想出了一个计时的主意。此后，伽利略经过50年的潜心钻研，成功地发明了钟摆，这一项发明对于精确地计算时间和从事天文学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即使在今天，无论我们怎样来估计它的作用也不会过分。有一次，伽利略偶然听到一位荷兰眼镜商发明了一种仪器，借助于这种仪器，能清楚地看清远方的物体。这促使伽利略认真研究这一发明背后的原理，导致他成功地发明了天文望远镜，从而奠定了现代天文学基础。以上这些发明绝对不可能由那些漫不经心或无所用心的人创作出来。

开普顿·布朗先生(后来称萨姆尔先生)一直在潜心研究桥梁的结构问题，当时要在他家附近的特威德河上建一座大桥，开普顿一直在构思如何设计一座比较理想、造价低廉的大桥。在初夏的一个早上，晨露未干，他正在自家的花园里散步，突然他看到一张蜘蛛网横在路上。他突然灵感大发，一个主意涌上心头。铁索不正可以像蜘蛛网一样连成一座大桥吗？结果他发明了举世闻名的悬索大桥。

詹姆斯·沃特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克来迪这个地方铺设地下输水管道，这地方河流纵横，河床情形千差万别，他苦思冥想未能想出理想的方案。有一天，他偶尔看到桌上一只龙虾的壳，由此他受到启发。他设计了一种类似龙虾形态的铁管，铺好之后，果然解决了以前没解决的难题。伊兹贝德·布约尔设计著名的托马斯隧道的灵感则是观察微小的船蛆的结果。他发现这种小小的动物用自己全副武装的头部首先朝一个方向钻孔，然后朝另一个方向钻一个孔，再钻出一个拱道。这是第一道工序。第二步是在洞的顶上和两边涂上一层滑滑的东西。布约尔很受船蛆的启发。他把船蛆的操作过程及其方法认真加以研究，终于得以建好他的掩护支架，并完成他那项伟大工程。

如果金钱不是你的仆人，它便将成为你的主人；一个贪婪的人，与其说他拥有财富，不如说财富拥有他。这就是说，财富为智者所用，但它却将愚人支配。

实际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金钱是获得感官快乐和社会地位的手段。事实上，人性中的一些最优秀的品质是与正确使用金钱密切相关的，例如，慷慨、诚实、公平和自我牺牲精神，更不用说经济节俭的美德。反之则是它们的对立面，如贪婪、欺诈、不公平和自私，就像一个爱财如命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一样。

约翰·洛克曾经指出：“要使一个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至于入不敷出，他必须时时留心自己的日常事务，定期进行收支结算。”对收支账目作详细记载，不管收入多少，都要克制对金钱的贪欲，养成节俭的习惯，乔治·华盛顿在这方面和这一观点可谓如出一辙。华盛顿对家人的花销从不马虎，总是细细审查，以保证生活水准不超出自己的收入水平。即使在他身居要位当了美国总统的时候，他也是如此。

海军上将杰维斯·圣·文森特伯爵，曾经谈起过他早年奋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他不肯借债的故事。他说：“我们这个家庭人口很多，但是父亲收入菲薄。在我开始自己人生道路的时候，父亲给了我20英镑，这也是他曾经给我的全部财富。在海军基地过了一段相当优裕的日子以后，我向父亲又开具了一张20英镑的汇票，但是，汇票被退了回来，遭到拒付。我对父亲给我的这种惩戒感到无比耻辱，我发下誓言：如果我没有十足把握偿清债款，我决不再开具一张借款单据，并且我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当时，我迅即改变了生活方式，摆脱了困境，我独自生活，充分利用部队发放的津贴，我觉得靠这些津贴也可以过得很宽裕。衣裳脏了，我自己浆洗；破了，我自己缝补。我还利用床上的被套料做了一条裤子。对这些津贴收入，我也尽可能地节省，以挽回我的名誉。有了一定的积蓄以后，我开始承兑汇票。从那时至今，我都是小心翼翼地按照我的收入水平过日子。”整整六年，杰维斯忍受了物质匮乏带来的各种困难，但是，他保住了自己做人的骨气，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正是凭藉这种良好的品质和勇敢坚毅的性格力量，他慢慢地成长为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

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越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

品格是人性最好的形式，它是道德规范在个体身上的体现。有品格的人不仅仅是社会的良心，而且，在任何有个好政府的国度里，他们都是社会的动力和民族的脊梁，因为主宰世界的主要还是道德品质。即使在战争中也是如此，拿破仑曾经说过道德的力量比物质的力量强大十倍。任何民族的力量、工业和文明全都依赖于个人的品格，也正是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基础。而法律和制度只不过是它的派生物。

弗兰西斯·霍恩的一生风范长存，名垂青史，极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品格的力量。科克本爵士发表评论指出：“他的一生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他的精神，将感召每一个心地正直的年轻人。他在38岁英年早逝，他在公众中比任何个人更有声望。除了那些铁石心肠的人和那些卑鄙龌龊的人以外，所有人都尊敬、爱戴、信任和哀悼他。死去的议员从没有人像他这样获得议会的尊敬。现在，每一个年轻人或许会问，他为什么会获此殊荣？是因为他高贵的出身吗？而他只不过是爱丁堡一个商人的儿子。是因为他巨大的家产吗？而他和他的家人除了勉强维持生计外别无它物。是因为他的职位吗？而他只有一个，并且仅仅干了几年，没有任何影响，工资也极为微薄。是因为他的出众的才华吗？而他并不特别优秀，也没有任何天才。他慎重稳健，惟一的目标就是不要出错。是因为他雄辩的口才吗？他语调平缓，耐人寻味，没有任何夸张的恐怖或劝诱。是因为他高雅的举止吗？他只不过是行动正确、待人亲切而已。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的见识、勤劳、严格的自律和善良的心地，这些品质是许多人所望尘莫及的。是他不同凡响的人格的力量。这种人格不是先天的禀赋，不是由什么特殊的元素构成，而是他通过后天的努力形成的。在参议院中，比他更具才华、更有雄辩口才的大有人在，但是，在道德品质各方面的组合中，却无人可与他匹敌。霍恩的一生表明，除了通过文化和慈善事业获得影响外，还可以通过其他各种途径获得社会影响，即使在公共生活的竞争和嫉妒中，这种影响也不可抹煞。”

品格就是力量，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说，这句话比知识就是力量更为正确。没有灵魂的精神，没有行为的才智，没有善行的聪明，虽说也会产生影响，但是它们都只会产生坏的影响。我们或许会从中受到教育或者会觉得他们有趣。但是，我们不会去崇拜他们，这就像要我们去崇拜一位扒手的敏捷或一位在高速公路上跑马的骑士一样，是十分困难的。

诚实、正直和仁慈，这些品质并不总是与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但它却成为一个人品格的最重要方面。正如一位古人所说的：“即使缺衣少食，品格也先天地忠实于自己的德行。”具有这种品格的人，一旦和坚定的目标融为一体，那么他的力量就可惊天动地，势不可挡。

一位古代先哲在他的一篇著名演说辞中，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日尔曼人的整体特征。他说：“我既不崇拜偶像，也不信奉鬼神。我的惟一信条就是相信自己肉体和精神的力量。”“我要么去寻找一条别人走过的路，要么去独辟蹊径”，这一充满睿智的古老格言，表达了日耳曼人独立不羁的个性，直至今天，这仍然是他们的后裔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显著特点。事实上，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的一个最与众不同的特征在于，他们的神是一个带着一把榔头的神。见微知著，从一些小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甚至从一个人使用榔头的方式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试验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出他的力量的大小。

查尔斯·纳皮尔爵士是一位在印度执政、有着过人胆识和非凡意志的人。在谈到一次战役中他所遭遇的困难时，他曾指出：“它们只不过让我的脚在泥土中陷得更深一点而已。”他所领导的米亚利战役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当时，他的队伍只有2000人，其中欧洲人只有400。但是，他所遭遇的敌军是一支多达35000人、装备十分精良的比罗基人的劲旅。显而易见，这是一次极为勇敢而且近乎鲁莽的行动。但是，纳皮尔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军队。他冲入比罗基部队之中，抢占了一道高堤，并藉此作为战斗堡垒。这场性命攸关的战斗，持续了3个小时。在纳皮尔的精神鼓舞下，每个战士都英勇善战，奋力拚杀。这次战斗，虽然比罗基人是以20人对一人，力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反倒被杀得溃不成军，狼狈而逃。正是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使纳皮尔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约翰·霍华德的一生同样强有力地说明了坚强意志的巨大力量。他崇高的一生表明：一个人即使体质虚弱，但是，只要他在一种崇高的责任感的驱使下，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奋斗目标，就也能表现出一种移山填海的力量。

霍华德于1712年出生在英国朴茨茅斯这个港口城市。他的父亲是一家船舶修理厂老板。还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一次意外事故使他失去了父亲，成了孤儿。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移居伦敦。这位可敬的母亲含辛茹苦，送孩子们上学，把他们拉扯成人。在17岁的时候，乔纳·霍华德被送往里斯本给一个商人当学徒。在生意上，他专心致志，诚实守信，严格认真，因此，赢得了所有认识他的人尊重和赞赏。1743年他返回伦敦。当时在圣·彼得堡刚刚成立了一家英国贸易公司，专门从事波罗的海附近地区贸易，他被邀请加入做了该公司的合伙人。时隔不久，他带领一支英国商队动身去波斯，这支商队贩了20马车的布匹。到了阿斯肯郡后，他们乘船去里海东南海岸的阿斯郡伯德。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布匹刚刚运上岸，一场武装暴乱发生了，他的这些货物被没收了。尽管后来这些货物大部分归还给他，但是，他的公司还是由此遭受了极其巨大的损失。当时，暴乱分子策划了一场阴谋要将霍华德和他的商队抓获。于是，他只好走水路逃跑，历尽千难万险，最后安全抵达了格兰。经过这一次逃亡，他思想中第一次有了“不要绝望”的观念，后来他把这句话选作自己的人生格言。此后，他在圣·彼得堡居住了5年，倒也生意兴隆，做事样样顺当。此后，他的一位亲戚留给了他一笔遗产，这时他自己的资产也已经相当可观。1750年，他离开俄罗斯回到了英国。他回国的目标，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是检查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其实他的健康状况良好)，尽其所能地做一些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他人的事情。”他的余生全部用在对他同代人的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上。为了能做更多的慈善工作，他过着一种十分简朴的生活。他所致力的第一项公益事业是首都伦敦的公路建设，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755年，关于法国将发动侵略战争的谣言盛行，霍华德先生把注意力转向了如何用最好的方法为海员提供物质。在英国皇家证券交易所，他召集了一个有商人和船厂老板参加的会议，他提议大家成立一个由陆上志愿兵和儿童组成的协会，在皇家海军舰队上服务。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海事协会在1756年成立了，并委派了各级管理人员，整个操作由霍华德先生全权负责。这个机构不仅当时而且至今还在发挥巨大的实际作用。在它成立后的6年里，协会共培训了5451名儿童和4787名陆上志愿兵，大大充实了海军的力量。直至今天，海事协会还在积极活动，每年大约有600名无家可归的儿童，在经过教育培训之后，被派去当海员学徒，主要服务于商业。

霍华德先生还致力于大都市慈善机构的建立与完善。早些时候，他就对抚育弃儿的育婴堂有很大的兴趣。他竭尽全力、坚持不懈所关注的重点是教区贫民窟中的幼儿。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悲惨生活和被人忽视的程度，以及这些孩子的死亡率是耸人听闻的。乔纳·霍华德全力以赴从事这项工作。首先，他独自一人进行调查走访，亲自落实需要救济的儿童的范围。他走遍了伦敦贫困阶级的住宅，参观了贫民窟和济贫收容所，这样，他就对伦敦市内及其郊区的每一个救贫院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接着，他途径荷兰对法国进行了考察，参观了贫民收容所的房子，留心它们各自的优点，盘算着哪些可以在国内加以利用。他花了5年时间从事这一工作，回国以后，他公开出版了他的观察结果，并对大量的救贫院进行改造和维修。1761年，他提出的一个法案获准通过，这个法案责成每一个伦敦教区必须每年有一本记事录，记载该教区幼儿的接收、释放和死亡情况。他采取各种办法使法案得到贯彻执行，一直不知疲倦地对这一工作进行监督管理。他马不停蹄到处走动，上午是从一个救贫院到另一个救贫院，下午是从一个议员那里到另一个议员那里，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经受了每一个议员的拒绝和驳斥，回答了每一个反对者的提问和诘难，也使自己随遇而安慢慢适应环境。最后，通过百折不挠的耐心说服和10年艰苦卓绝的工作，他终于使第二个法案获得批准。这个法案要求：属于教区的身患重病幼儿不允许在救贫院里抚养，而必须送到几英里之外的郊区精心护理，直到年满6岁为止。监护人每3年重选一次。贫民们把这个法案称之为“让孩子活命的法案。”将这一法案实施前后几年的教区记事录加以比较，结果表明：由于这位善良人明智的干预，使数以万计的幼儿生命得以保存。

在伦敦，无论哪一慈善工作的实施，无不经过乔纳·霍华德之手，并得到他的帮助。第一批通过的保护清扫烟囱儿童法案，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获准通过的。最先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完全。这种诚实商人的性格特征，使他博得了人们的尊敬乃致崇拜，这也是他被人们称赞的惟一原因。他言必行，行必果。不论是作为一个商人，还是后来作为海军粮食储备委员会专员，他的行为都是无可挑剔、清正廉明的。他不愿接受和他打交道的人们哪怕是一丁点的好处。在粮食储备委员会任职期间，每次有人给他送礼时，他都很有礼貌地原封不动地退回，并附上一张字条：“他订下这样一条规矩，在工作接洽中，决不接受任何人的任何馈赠。”当他发现自己江河日下精力衰竭时，他很达观地为自己预备后事，就好像是准备一趟国内旅游一样。他清算了各种帐目，还清了各种债务，和往日的朋友一一告别，安排好了后事，然后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74岁。他留下的遗产总共不到2000英镑。因为他没有亲属继承人，他将这笔遗产分给了他平日熟识的孤儿和穷苦人。这就是乔纳·霍华德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概而论之，他是个诚实守信、充满活力、勤劳勇敢和心地善良的人。

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首先要具备超人的力量和勇气。这种力量和勇气不是来自神的赐予，而是来自一个人自身的信念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