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犹于治身

一、治国犹于治身

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便宜十六策》

“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作为管理人员，除了要完善管理结构，还要做到知人善任，“举贤求安”，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好的人才是管理人员的良好辅助，“如屋之有柱”，但支柱不能太细，否则房屋就会因为支持不住而倒塌，所以手下人员素质的高低，决定了管理人员决策的执行情况。

作为管理人员，要同时看到手下人的长处和短处，更要懂得把人才安排到合适的位置，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的能量。汉高祖刘邦曾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有他们，所以我能够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重用，因此最后败在我手中。”刘邦这段话，恰好就是知人善任的完美诠释。设想一下，让善于做后勤工作的萧何去指挥作战，结果会如何？

在比刘邦早四百多年的春秋时期，也有一位善于用人的君王，他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大胆启用与自己有一箭之仇而且名声不好的管仲做宰相，终以春秋第一霸主的称号闻名后世。

管仲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但是后来家道中落，到管仲时已经很贫困。他有个好朋友叫鲍叔牙，他们曾经在一起经商。赚到了钱，管仲总是把大部分留给自己，所以就落下贪财的名声，后来管仲又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从阵地上逃跑回来，于是又有了怕死的说法，为人所不齿。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当上齐国宰相呢？管仲确有真才实学不假，但是他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一展所长，在于他遇到了一个宽宏大度能识别人才的君主——齐桓公。齐桓公的宽宏大度表现在，在他登上王位的过程中，管仲首先是以一个对立者和仇人的身份出现的。

公元前686年，齐国爆发了内乱，国内没有君主，一片混乱。这个时候，两个有实力角逐齐国王位的人——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分别在鲁国和莒国避祸。两人听说齐国内乱的消息后，都日夜兼程准备赶回齐国争夺王位。当时，辅佐公子小白的人是鲍叔牙，而辅佐公子纠的，正是管仲。

当公子纠和管仲得知公子小白已经先出发回国的消息后，管仲决定抢在公子小白前面，在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截击他。管仲刚过即墨，正遇见公子小白的人马。他非常沉着，待到公子小白马车走近，他拉满弯弓，箭矢离弦而去，正中公子小白！小白应声倒下。

公子纠和管仲以为公子小白已死，认为公子纠登上王位再无其他阻碍，也就不急于赶路。他们六天后到达齐国时，没想到齐国已有国君，新君正是公子小白！原来当时管仲一箭只射中他的铜制衣带钩。公子小白急中生智，诈死瞒过了管仲，又从小路赶回齐国，顺利登上王位，这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急需找到有才干的人来辅佐，因此就准备任命鲍叔牙为宰相。鲍叔牙推辞，说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担当这个职位。齐桓公问他：“那你看谁能胜任？”鲍叔牙就推荐管仲。在任命管仲这个问题上，齐桓公是很迟疑的。首先管仲的人品就很成问题，何况管仲还曾经射了齐桓公一箭，差点要了他的小命！

就在齐桓公犹疑的当儿，鲍叔牙以齐桓公第一谋士，也是管仲好友的身份说话了：“主公啊，要说管仲曾经射过你一箭，这不假，可是您想啊，那个时候他辅佐的是公子纠，这也是各为其主啊，不但可以理解而且应该表扬啊！”齐桓公一听，是这个道理。从他听取鲍叔牙的建议这点来看，齐桓公就具备了一个好的管理人员的素质，能听取合理建议，而且不计前嫌，只要这人适合为我所用，以前的恩怨都可以一笔勾销！

恩怨解决了，还剩下一个管仲的人品问题。要说贪财怕死这些毛病放在现在也不是太严重，毕竟价值观念已经不同于两千年前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但是在先秦时代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连诸侯扩充实力这种现今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事情都被痛斥为礼崩乐坏，管仲一介平民，做出这种为自己谋福利的事儿，自然是被当做道德败坏的反面典型，那岂非已无出头之日了？

但是，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管仲终于等来了他生命中的伯乐，一如姜尚在渭水边钓到周文王。齐桓公是个很有雄才大略的君王，在这个问题上，不用鲍叔牙多说什么，齐桓公的想法就是，我要任命的是宰相，只要他能帮我把国家治理好，百姓富足，他不是贪财吗？我给他就是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齐桓公的这个想法，跟现在公务员的高薪养廉政策倒是不谋而合了。

就这样，齐桓公择了吉日，用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迎接管仲，拜他为相，主持政事。为了表示对管仲的尊敬，齐桓公还称管仲为“仲父”，意思是像尊敬自己父亲的弟弟那样尊敬他。

管仲做了齐国的宰相以后，根据当时形势，对齐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齐国的经济开始繁荣起来，呈现出一派国富民强、社会安定的大好局面。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在自己的霸业里程中，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加上拥立周襄王继位、辅助王室，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可见，识人、用人是管理者第一要务。

所谓识人，就是不要因为对方有这样那样的短处而将对方弃之不用，也要看到对方的长处；所谓用人，就是要懂得利用对方的长处，把对方安置到合适的位置。管仲贪财、怕死，这些是他的短处，但是并不能掩盖他的政治才能。这是前人说的“用人不必贤”，还有“举贤不避亲”。汉武帝时期，大将军卫青、霍去病都在抗击匈奴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这两位可都是汉武帝的外戚，前者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后者是卫子夫二姐的儿子。如果因为他们的身份而无视他们的才能，可能后来陈汤那句有名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也喊得没那么底气十足了。

只要做到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其用武之地。何况，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全能型人才，只要对方能够适应他所在的岗位，就可以称之为人才。另外，精英类型人才的使用成本也较高，所以，量才而用，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对方的才能，也节约了一定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夸夸其谈、口吐莲花的人都是真正的能人，可以为我所用。晚清李伯元（就是写《官场现形记》的李宝嘉）在《南亭笔记》里面记载了一则曾国藩受骗的故事，读来也很令人深思。

曾文正在军中，礼贤下士，大得时望。一日，有客来谒，公立见之，其人衣冠古朴，而理论甚警。公颇倾动，与谈当世人物。客曰：“胡润之办事精明，人不能欺；左季高执法如山，人不敢欺；公虚怀若谷，爱才如命，而又待人以诚，感人以德，非二公可同日语，令人不忍欺。”公大悦，留之营中，款为上宾，旋授以巨金，托其代购军火。其人得金后，去同黄鹤。公顿足云：“令人不忍欺，令人不忍欺！”

无他，此人不过是利用了曾国藩好名、喜人奉承的心理，以曾国藩之精明，也不免上了个恶当。管理者因为人在上位，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吹捧，因此，不能只观察对方的言，还要观察对方的行。通过对人才适当的考验，才能更确切地知道对方的所长和所短，是否值得管理者“以国士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