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

三、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

夫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先定其计，然后乃行。

——《便宜十六策》

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首先要思考的就是要达到怎样的管理目的，其次便是要考虑怎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即实现方法。就像在外领军作战的将军，必须先制定用兵的谋略，然后依计行事。“夫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先定其计，然后乃行”，管理人员也要先制定管理目标，然后形成管理方案，最后才是去执行方案。目的和手段，缺一不可。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终极老板，秦始皇能从一个边陲王国的王，成长为统一天下的强大帝国的皇帝，不能不说是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好的缘故。

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铲除了吕不韦和两大阻力，开始亲政，此时嬴政的目标很明确——统一六国。但是仅仅有这个目标是不够的，当时的秦国，虽然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力有了一定提高，军队战斗力有所增强，但是战国时期绵延了一百多年，七个国家也相持了一百多年，统一天下的想法哪个国家都有，这可不是说实现就能实现的。目标是有了，方法呢？

我们在这里担心到底如何统一六国，秦王倒是信心满满：有李斯在，没问题！我们早就开始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准备啦！李斯早年师从荀子，学成之后便来到了秦国，做了丞相吕不韦的门客。他有机会觐见秦王的时候，便趁机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他对秦王说：“做大事的人都必须懂得抓住时机。秦穆公的时候因为时机没有成熟，没能完成统一大业。各国之间连年战争，我们秦国地处边陲，很少战乱，趁机强大了起来。现在我国军事力量强大，百姓富足，大王贤明，这正是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啊。”李斯的话正中嬴政的下怀，所以他很是高兴，赶紧问：“那照你看，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抓住这个好时机呢？你告诉我吧！”

李斯一听这话，明白自己已经抓住了成就功业的时机了，于是开始侃侃而谈：“虽然秦国已经很强大了，但是毕竟统一天下，要面对的是六个敌手，所以也不能轻敌啊。因此，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削弱六国的力量。在攻打六国之前，不但要离间六国之间的关系，破坏他们合纵的阴谋，还要让各国内部上下离心，要大规模地采用离间的计策。凡是各国有名望的人，能够用钱财收买的，就送给他大量的财物来收买他；不能收买的，就派刺客干掉以除后患！凡是内心向着秦国的才能保有性命，跟秦国作对的人一定要杀掉！如果能坚持按这条计策办，一定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五年之后，大致的情况会是想跟秦国作战的人占七成，偏向我国的人占三成；十年之后，则两者力量必将平分秋色！等到那个时候，六国的斗志已然衰退，只想着投降了，秦国大军一出，秦王您就等着好消息吧！”

李斯一席话说得秦王是越听越爱听，连连击掌叫好。于是，秦王就按照李斯的计策，破坏六国的合纵策略，从内部分化瓦解敌人，又继承范雎“远交近攻”的策略，制定了先弱后强、先近后远的具体战略，一点点吃进邻国，各个击破。一场雄才大略的统一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正确的目标加上正确的方法，结果自然是顺利地达成愿望；又或者能够审时度势，虽然不能完全实现目标，但是已经在现有基础上作了努力，最大限度地完成了任务，也算是得偿所愿。《三国演义》中，刘备一直念念不忘的是恢复汉室，因此求贤若渴，他三顾茅庐终于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作《隆中对》，阐明了自己对天下形势的看法。他先分析了曹操和孙权的优势所在，然后说：“将军既是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意思是说，将军你本来已经占了天时，如果能占领荆州和益州，就又占了地利；再结交孙权，则又占了人和，如此这般，你的想法就能实现了！这段话其实就包含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在里面，他一直是以取得荆州和益州为第一步的，第一个目标实现了，然后才考虑其后“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的成败，而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因为以三者的实力对比来看，刘备想打败曹操和孙权谈何容易！倒是实现天下三分，成鼎足之势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实了诸葛亮判断的正确性，他虽然没能实现刘备的遗愿，中兴汉室，但无论如何，他已经努力取得了他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

1＋1＝2，正确的目标和正确的方法缺一不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他说：“目的正确，那么无论采取怎样的手段都是正确的。”关于这句话的正确与否一直被争论不休，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开始的目标选错了，那么即使有很好的实现目标的方法，也只能是南辕北辙，手段越正确，离管理者想要达到的状态距离越远。

可以说，宋代皇帝是目的错误、手段正确的绝对典型。有宋一代都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导致宋朝积弱，屡被外族所侵，到最后，两代皇帝一起被金兵掳了去，死在五国城内。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这要从头说起。宋太祖赵匡胤自己在做皇帝之前，本是前朝后周的殿前都点检，手握重兵，发动了陈桥兵变才得以黄袍加身，所以当了皇帝之后对其他掌握兵权的武将很是忌惮，寻了个由头便夺了他们的兵权。宋朝其后的皇帝也就把这个传统保持下来了。这是宋朝重武轻文的个人原因，还有历史原因。唐代末期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社会动荡，以致五代十国数年、十数年便有朝代兴亡更替，短短五十年内竟然更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后周虽然大体上结束了这种局面，但仍然没能征服北汉，统一大业最后还是由宋朝皇帝来完成的。追究这一局面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唐朝统治者错信胡人，任其建立军队代替唐朝军队守卫边疆，终致尾大不掉。宋朝政府由此得出结论，不能让一个武将掌握同一个军队太久，否则这个军队容易成为他的私人军队；不能让一个武将在同一个地方驻扎太久，否则该地容易成为其私人地盘。吸取前人的教训是应该的，但是也应该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像宋朝皇帝这样，为了避免同类事情发生，未雨绸缪不假思索地架空武将的权力，结果是能打仗的武将在家赋闲，不能打仗的文官跑到战场上指手画脚，然后夹着尾巴逃跑。不可否认，宋朝此制度确实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和中央分权的问题，使得地方再也没有能力威胁中央的统治；但此举只能安内，无法攘外，遇有强大外敌入侵，便一塌糊涂了。但就是这样，宋朝还是出现了几个很会打仗的将领，比如北宋中期领兵对西夏作战的范冲淹和南宋初采石之战一战成名的虞允文，只可惜两宋政府只顾秉承祖训，一直不肯吸取自身的教训，终致破败灭亡。

纵观历史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管理人员需要有正确的目标和正确的手段才能达到正确的目的，因此，在制定了目标然后确定执行方法并加以实施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吸取前人的教训，总结自身经验，不能盲目地坚持既定方针，看不到计划的优势和疏漏。发扬好的，避免坏的，才是成功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