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国者诸侯

一、窃国者诸侯

荣或为君子，枯必为小人。

——《荣枯鉴》

世上的事儿很难说谁对谁错，世上的人也很难说谁好谁坏。更有一种人善于伪装，你看到的他的样子，往往不是他的真正面目，所谓“白头如新”。当年亲历亲为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某人，也曾挥笔写下大义凛然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日后成立伪政府，亲日也亲得不亦乐乎。

古人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这话说的是，如果当年周公旦在被人说要篡夺自己侄子周成王的王位，王莽还在伪装王家好子弟谦恭对人的时候死掉，那世人所知道的，也不过是周公可能篡位的谣言还有王莽的好名声，谁也不会知道原来周公旦是那样忠心耿耿，会在周成王成年后交还政权给他，也不会知道王莽原来是想夺得汉朝的皇位，把自己的复古思想变成现实，尽管后来没成功。我们知道的，更多的不过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甚至，就连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不过是知道一部分而已，谁也不知道在为人恭顺的面具背后，隐藏的是怎样的灵魂，在危难之际，他会作出怎样的选择。

荣华富贵之人，可能被人当做君子；衰败颓废之人，一定被看做小人。又或者，在安稳时期看起来像君子的人，在势微之时或者面对巨大利益的时候，极有可能变成一个小人，暴露出他真实的嘴脸。所以，其实可以这样给小人分类：真小人，伪君子。在很多人眼里，前者或许还好过后者。

历史上的伪君子还真是不少，幸亏他们后来在利益或者是危难面前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才让我们得以知道伪君子的真实想法。自从唐代诗人卢藏用隐居在当时的都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名声大震，从而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越过科举的繁杂手续直接做官之后，后来的沽名钓誉之徒都学会了走终南捷径。其实，隐居终南山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看中名誉的态度，真正想隐居的人又怎么会选择距离都城这样近的地方？明朝著名的奸臣严嵩，就是这样一个直钩钓鱼坐等名利的人，当然，最初人们并没有识破他的真面目。

严嵩此人，于日后出仕入阁为人生的分水岭，显露于人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形象、两种人生，怀着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目的，但是分析其中就里，就知道这个人由始至终并没有改变。所谓的隐居和一切蔑视名利、远离朝堂的行动，都是为了日后作的准备，他始终如一地向着自己处庙堂之高的目标努力。

严嵩幼时便有才名，八岁成诵，出语非凡，有“神童”之称。他少年得志，年纪轻轻便当上了翰林，后来因为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他按照封建社会的规矩，回家丁忧。但封建社会守制规定是三年，他却回乡一守便是八年。这是为什么呢？

严嵩的这个选择，跟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严嵩初入仕途的时候，正是明朝的多事之秋，明武宗不问政事，大权都掌握在权阉刘瑾手里。刘瑾权势熏天，一手遮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朝廷中的官员只能有两个选择，或者为了正义反对刘瑾专权，如果没有这种逆流而上牺牲前途甚至生命的勇气，就只有依附奸臣，自甘为爪牙。当时刘瑾气焰正炽，第一个选择无异于螳臂当车，为了名声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严嵩绝对不肯的。对于小人来说，实际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名声清誉不过是浮云罢了，他怎么可能为了不切实际的名声来丧失自己日后可能获得的功名利禄呢？第二个选择，严嵩毕竟是读着孔孟之书长大的读书人，心中还有着封建社会仕子的原则，依附权奸，为当时读书人所不齿的小人的有些原则，在现代人看来是很莫名其妙的，他们可以为了权势无所不用其极，只要依附谄媚的对象是皇帝，便是忠君爱国的。但太监是低等人，依附他们则违背所谓的读书人的原则。

严嵩则二者都没有选择，而是趁着自己守制的机会，退隐家乡的铃山，潜心诗学，与文人骚客相交，不谈国事只谈风月，何等一个风雅之人！他交往的人里，有当时的很多名流如李梦阳、王守仁等，这些人不但素有文才，而且都是敢于和以刘瑾为首的奸臣作斗争的人物，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名望，严嵩与他们相交，既提高了自己的文学修养，为日后以写作青词讨得嘉靖皇帝欢心打好了基础，社会地位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归隐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严嵩所走的“终南捷径”。这样一来，他不但可以不卷进政治漩涡，反而可以增长见识和名气，为自己日后一朝翻身作积累。由此也可看出严嵩的政治眼光之准确。做政治投资要在对的时候，一旦情况有变就能够审时度势，远离是非中心，至少可以做到全身而退。

经过八年的韬光养晦、脱胎换骨，严嵩不再是个小小的不闻名的翰林，而是一个具有很高文学、社会声望的人物，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足够的资本。机会终于光顾了严嵩这个有准备的人。刘瑾伏诛后，武宗朝掌权的几人与严嵩关系都不错，于是严嵩觉得时机已到，便奉诏复职，重返这个他盼望已久的战场，准备大展拳脚。

严嵩重返仕途后，悄无声息隐匿了一段时间，直到“大礼议”的发生，他才真正迎来了他仕途的高峰。嘉靖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之一，也是最怪异的一位皇帝。他一生在位四十六年，竟有二十多年不理朝政。在这四十六年中，他只重视两件事，“大礼议”和醮斋修炼。而严嵩掌握国家权柄二十几年的原因也就在此，他在这两件皇帝最关心的事情上都表现得恰到好处。“大礼议”之时，严嵩完全顺从了皇帝的意思，赞成让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得到“皇帝”的尊号，而且为他配享太庙安排了隆重的礼仪；皇帝喜好炼制丹药和祈求长生，需要焚化祭天的青词，严嵩文笔绝佳，所作青词深合嘉靖皇帝之意，于是更得皇帝欢心。

此后，严嵩便青云直上，一直做到宰相的位置，也因为他是写作青词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赏识才得到了这个官职，当时被人讥笑为“青词宰相”，但他并不以为忤。

如果说在“大礼议”中，严嵩的表现还只是“柔媚之臣”而已，在他以青词讨得嘉靖皇帝欢心之后，他的小人嘴脸便暴露无遗了。这一点，从他排挤前一个宰相夏言就可见一斑。夏言也是写作青词的能手，也曾经很受嘉靖皇帝的宠信。严嵩为了大权独揽，自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头上还有一个夏言。这个时候，严嵩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是夏言看在同乡的分上提携起来的，他的眼里，只有自己进入内阁之后的好处了。他利用夏言性格上的弱点，努力夸大自己的优点，在言行上与夏言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嘉靖皇帝更加俯首帖耳，处处显出自己的谦卑，逐渐让嘉靖皇帝觉得他比夏言更加忠心耿耿。

小人往往懂得利用上位者的心理，严嵩也不例外。他知道嘉靖皇帝是个很多疑的人，经常暗地里派遣小太监监视大臣们的行动，就对这些小太监十分客气礼让，还经常给他们金银进行贿赂。而夏言根本不把这些小太监放在眼里，只是我行我素地忙于政务。二人对待小太监的态度如此不同，小太监自然就偏向严嵩，经常在皇帝的面前说严嵩的好话，说夏言的是非。如此一来，嘉靖皇帝对于二人的印象就有了不同。后来，夏言因为忙于政务，对于青词的写作并不是很上心，而严嵩非常懂得讨好皇帝，对于青词的研究更加下工夫，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灯下阅读青词。这一切都有小太监添油加醋地汇报给了嘉靖皇帝。上位者，特别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往往会有这样的心理：忠于他的人就是忠于国家的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皇帝，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代表。严嵩的一番做作，时间久了，更加让嘉靖皇帝感觉到他的忠心，也在他的对比下，更加讨厌夏言了。

后来，夏言受到严嵩的诬告被处死，他们二人长达十几年的权力之争，最后以严嵩的胜利告终，严嵩终于成为嘉靖朝的首辅，权倾一时。

严嵩在公元1507年当上了翰林，在公元1539年当上了首辅，中间经历了八年的隐居和复出后长达十几年的苦闷的闲职阶段，整个过程历时三十年。在他人生的前半段，他声誉甚好，文采也为时人所传颂，而在他人生的后半段，他柔媚侍主，在背地里又用尽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手段排除异己，终于实现了他自己卑劣的人生愿望。

作为后人，我们看到了严嵩的一生，所以可以还历史一个清白，得知严嵩的真正品性，但是，焉知我们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呢？只有睁大眼睛，不被一个人的外表、言语所迷惑，看对方的言行是否一致，看他是否是以谄媚铺平自己前进的道路，才能识别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