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的困境

家庭教育的困境

1985年，著名的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S．B1oom）作了一个综合性研究，研究对象是120个精英男女，他们是各个领域中表现最好的人，从游泳、网球到数学、医学和艺术领域。

布鲁姆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这些人的成长环境有很多突出的共同点。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家庭都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孩子是最重要的，父母为了帮助孩子愿意付出一切。

这非常值得反思。也许我们所指的控制型父母事实上只是愿意参与孩子的生活，而那些差劲的父母则是消极对待孩子的人。有研究显示，中国父母每天跟孩子一起钻研功课的时间是西方父母的十倍之多。

就像成功的网球父亲彼得·沃兹尼亚奇告诉我的：“最重要的是你要为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

另一个例子是魏圣美（Michelle Wie）。她少年时就已经是世界强手，但获得了一个赛季的最佳新人之后，就开始走了下坡路。她的韩国父母也受到美国媒体的指责，认为他们对孩子逼迫得太狠，导致魏圣美的失败，更批评说他们是在杀鸡取卵。可是，当魏圣美取得辉煌成绩的时候，却没人指责她的父母。

也正因此，关于控制型父母的讨论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一方面，我们认为魏圣美的父母对女儿逼迫得太狠；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没有她童年时那么多小时的训练，没有她野心勃勃的父母，2004年1月她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好的成绩——她厉害到足以打败一半前来参加职业巡回赛的男选手。

波士顿大学研究天才的专家艾伦·维纳在20世纪80年代拜访中国时，遇到了同样的困境。她被中国的课外课程震惊了，这个课程要求一年级的孩子选择一门艺术课，比如书法、画画等，之后要坚持学习这门课长达六年。她曾写过一本书叫《天才儿童：神话和现实》（Gifted Children：Myths and Realities），其中描写了一段她和一位老师的对话：“如果孩子中途改变主意，或者说他选错了怎么办？”老师惊讶地看着她，以为她疯了，然后说：“那不可能。”

虽然艾伦·维纳一开始很震惊，觉得孩子们在那么小的年纪就要求必须坚持某样东西简直不可思议，但最终，当她仔细思考这背后的理念时，她认为这样做是件好事。她解释说：“这就像是包办婚姻，但之后我又想，这里面其实包含着某种很好的东西，因为这些孩子真的掌握了一项技能，而且，当他们看到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他们就发展出了动机。”

回到本杰明·布鲁姆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成功的父母都非常重视孩子的品格教育，比如工作的伦理和严格的纪律，他们会把这些品质灌输给孩子，要求他们先学习后玩耍、遵守承诺、追求目标的实现，等等。

布鲁姆对此总结出了一句话，并被广泛引用，“追求卓越，竭尽所能，勤奋努力，建设性地分配时间”。

这和劳萨·伊雷诺娃所说的道理如出一辙，这位俄罗斯母亲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马拉特·萨芬（Marat）推上了世界男子第一的宝座，接着又把女儿送到了女子网坛第一的位置上。我去摩纳哥见她时，她告诉我：“我的孩子们知道我不能容忍他们粗心大意，比如，如果他们没有带水，我会毫不犹豫地取消训练课，因为准备得不充分。对我来说，这是培养品格的问题，不仅仅是出去训练这么简单。你必须对你要做的事情思虑周全。今天的比赛我怎样才能赢？怎样赢得下一分？我教育我的孩子无论生活还是训练都要有质量意识。”

在布鲁姆的研究中，只要孩子进步了，并需要挑战更高的级别时，父母就会发挥关键作用。很少有孩子能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更高水平的老师，以带领他们进入下一个阶段。他们一般对自己能够达到的水平很满意，而且很高兴自己能做得很好。这里的经验就是，父母的责任是主动地推动他们的孩子继续攀登，不要停滞在安全的位置。研究中，当孩子到达某个阶段，需要特别有能力的老师和教练时，父母就必须费尽心思、耗尽钱财替他们找到最合适的老师，并且要每天开车带着他们奔走于各个训练场和课堂，韩国的高尔夫教练朴元把它称为“购物”。

“好的父母会自己作研究，寻找本地区最好的高尔夫球教练、最好的理疗师和最好的陪练，这就和寻找最好的医生是一样的道理。”

在我拜访莫斯科的斯巴达克网球俱乐部时，我不断听到有人提起安娜·库尔尼科娃的母亲，她是其他渴望成功的俄罗斯父母的表率。虽然她自己对网球一无所知，但她努力让女儿达到最好状态。卡加·查卡索夫（Katya Chakasov）曾和安娜在斯巴达克俱乐部一起训练，他对我说：“别的学员都走了，安娜的妈妈总是会跑去问教练，能不能给她女儿多指导一会儿。我父母从来没这么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