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散文戏剧诗歌是四大文学体裁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学

一、文学作品在古代文化典籍中的比重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在上古时期，文学已成为先民们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文学最初的形式是歌谣，我们从《易》卦卜辞所看到的那些简短的小诗，尚可依稀看到它们的原始风貌。《诗经》中的《风》是民歌，《雅》、《颂》是贵族所作，说明一般平民和贵族都开始创作十分成熟的诗歌作品了。孔子把《诗经》作为教科书，对弟子实施“诗教”。说明教育中文学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到了魏晋时期，文学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魏晋以后的士大夫几乎无人进行文学创作。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文学作为考试内容，作诗唱对是文人雅士的必备技能。在传统文化典籍“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中，“集”是为“文人作品集”，主要指文学。从数量上来看，“集”类文学作品的比重是首屈一指的，其数量相当可观，以致无人能统计出历代究竟有多少文学作品。比如仅《全唐诗》收录的唐诗就有近五万首，陆游诗留传下来的有九千多首。如果把诗词、曲、赋、散文、小说、戏剧都放在一起加以统计，肯定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总之，中国古代文学在古代文化典籍中占有首屈一指的比重，它是古代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主要由“文、史、哲”构成，其中“文”占首席地位。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文学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中国文学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的特色。

1.发展概况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学都有各自发生、繁衍、发展的历史，也有各自的价值与成就，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和交融。例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维吾尔族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傣族的《召树屯》、彝族的叙事长诗《阿诗玛》、蒙古族的叙事诗《嘎达梅林》等，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互相补充，使中国文学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紧接着，又兴起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的光辉代表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诗经》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

汉魏六朝，出现了带有民间文学刚健清新风格的新诗体——乐府，强烈的现实感是其重要标志。《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都是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到汉末出现了《古诗十九首》，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

七言诗的产生要晚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经过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唐代，近体诗进入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古体诗和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中国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两者的关系发展变化经历了“乐府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组合。

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到宋代，词的现实内容和表现形式达到了完美统一的程度，成为可与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作家。

南宋后期，词逐渐失去了和乐能力。而以“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语言而形成的新的诗歌样式——散曲，则引起了人们新的兴趣。由于散曲大量吸收民间方言俚语，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色彩，并且具有以往诗歌中少见的诙谐和幽默，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同时，传统诗歌仍创作有大量作品，宋、元、明、清各代均数量巨大且有自身的特色，但总成就都没有超过唐代。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的文学正宗是散文。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记叙文和议论文的集子是《尚书》，它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虽然文字佶屈聱牙，但已略能叙事，初具文学特质。

战国时代，群雄争霸，战争频仍，士人们纷纷献计献策、著书立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散文亦得以迅速发展，其中主要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诸子散文以《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由于儒、道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流派，所以《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这时期的散文，有感情激越、论辩性强;辞藻华美、结构严谨;多用寓言、善使比喻等特点，散文的基本形式已经确定。

汉代散文更讲究文采，对偶句增多，有辞赋化倾向。这时期，司马迁的《史记》问世，这部巨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规模宏大又结构严谨，无论写景状物，还是刻画人物性格、抒情议论，都获得极大成功。因此，《史记》不仅被视为史书杰作，而且传记部分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典范。

骈文兴盛之后，散文式微。直到唐代韩愈、柳宗元大力提倡“古文”，反对过于矫饰、渐趋空洞的骈文，散文才恢复了它的生机与地位。唐宋古文，直承秦汉传统，尤以游记散文清新隽逸、生动活泼。后世纯文学散文一直沿着这条轨道前进。明清小品文是纯文学散文的一种重要样式，吸收唐代散文的精髓，融入魏晋南北朝笔记文的谐趣和隽永，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赋与骈文，是中国文学中介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两种体裁。赋源于楚辞体，流行于两汉，有诗的韵脚，崇尚铺张扬厉。骈文则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追求句式的整齐，强调对仗工稳与音律的和谐，不要求押韵。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常被当作街谈巷议之言;戏曲，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所以，小说和戏曲，由于不受重视而发展较晚。至元、明、清时代，小说和戏曲才迅速发展起来，一些伟大的作家与作品相继出现，如元代杂剧、明清传奇戏曲《窦娥冤》、《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都是不朽之作;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也均为文学珍品。《红楼梦》更是皇冠上的明珠，它把中国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并足以和世界许多著名的小说媲美。

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在不断发展着，但却表现出异常稳定和凝固化的特点，与西方文学相比，统一性和单一性相当明显。这种特点是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学大部分在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土壤中产生，几乎一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在重视文化思想，并对之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发展。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联系相对说来较少，大部分时间处于封闭的环境中，除了特殊历史时期外，总的说来与宗教的关系相当淡漠。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凝重稳健的性格。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的重大变化，这种文学性格开始被打破。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诗文，到清代中叶，大都由于因袭旧艺术形式、缺乏新思想内容而走向末路。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本民族经济文化上的弱点，文学上出现了龚自珍、黄遵宪等为代表的“开明派”。戊戌变法运动前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等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主张，要求“崇白话而废文言”，号召革命的政治小说也相继产生，例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都是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谴责小说”。与此同时，出现了以柳亚子、秋瑾为代表的一群爱国诗人，他们救国图存的作品，形成了近代文学中新的文学潮流。

2.基本特征

中国文学由于自己的语言特点以及中国哲学、伦理的影响，形成了一些与外国文学不同的特征。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语言文字之一，属汉藏语系。汉语言文字对中国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1)容易引起具体意象。由于汉字具有表意性特征，其自身排列有时就会引起某种具体的“意象”。例如赋和骈文，就大量运用同形旁的字。中国文学的象征表意特征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

(2)汉字一般为单文独义、一字一音，这就使中国诗歌的音节变化有了一整套独特的谨严的格律，并且在外观上构成整齐对称的形式美。

(3)汉语有四声，诗人们利用汉语言的这种特性，写诗时注意字声安排，于是近体诗(五言律、绝，七言律、绝)、词、散曲等诗歌体应运而生，并统领诗坛达千年之久。诗歌充分利用四声变化，造成了节奏鲜明、抑扬顿挫的艺术效果。

(4)文言文作为特殊的书面语言，可与日常用语长期分离而保持官方语言的地位，这就发生了文学在文言和白话两个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内容与形式皆有巨大差异的现象。

中国文学，除了因为汉文字语言具有自己的特征以外，还具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学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受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所支配，其思想渊源在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中国了民族性格和文化思想。

其一，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为核心的入世思想;

其二，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道德观念;

其三，是以“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

其四，是以”允执其中”(《论语》)为规范的中庸哲学。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以教化为功用的中国文学，在内容上偏重于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将文学视为政治的附庸和说教。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宦海的浮沉、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亡、人生的聚散、纲常的序乱、伦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曲，概莫能外。儒家的入世哲学和教化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但同时也抑制了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迸发和自我意识的开掘，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使文学蒙上了理性主义的烟霭。与上述内容特点并行的是“中庸”的美学追求。中国文学讲求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般不把情感表达得过分热烈。中国旧体诗大都感情节制，思想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同样表现出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是互为补充的，儒、道、释三家也常常合流。儒家、道家、佛教思想有相异和对立的一面，又分别给予中国文学以不同侧面的影响。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儒家继承的是兼善精神，道家则本着“无为”之旨，发展了独善思想。在中国文人身上，积极入世和消极避世思想往往交织在一起，彼此消长。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现象有着鲜明的表现。如果说“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是古代士大夫的互补的人生趋向，那么，慷慨悲歌与愤世疾俗，则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常有的心理状态和艺术意念。虽然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学总体风格的影响占着主导的方面，但老庄哲学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种影响有两个方面：

第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章》)的观点揭示了艺术中“虚”和“实”、“无”和“有”的辩证法，指出“有生于无”。对于形成中国文学含蓄精炼的艺术表现形态的特点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学极强调以虚写实，以静写动的表现方法。中国文人不喜欢纤毫毕现地直接描述，而把艺术感觉、艺术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揣摩和思寻，追索那些不可言传的“大音”、“大象”——美的极致，创造出“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

第二，“大制不割”(《老子·二十八章》)、“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不割”即强调一种自然的完整性，强调自然的纯朴、素朴、浑朴。至高无上的、形而上的道，要求“法”形而下的自然，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的美。因此，中国文学艺术家向来把刻苦的技巧训练与不露刀斧凿痕的无技巧境界结合起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毕生孜孜以求的艺术境界，也是他们艺术道路的真实反映。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相比，大体上说，西方文学显得直截了当、率性而为;中国文学则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西方文学倾向于锋芒毕露、深刻广大;中国文学则倾向于绵里藏针、机智微妙。西方文学崇尚一泻千里的铺张，中国文学则崇尚尺幅万里的浓缩。这种审美观在总倾向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有人根据艺术对世界的审美关系的不同，将艺术分为表现的和再现的两种类型。再现的艺术，力求按照感知和认知的方式客观地、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使现实世界的表象与艺术的意象达到一致和重合;而表现的艺术则是以心灵外射的方式，根据主观的意愿拆碎现实表象的固有的常态的组合，并重新加以组合。

中国文学一般地说是倾向于表现的，这表现在体裁和创作方法的选取两个方面。

首先，在体裁上，中国文学一直以诗歌为主基调，偏重抒情，而叙事文学兴起较晚，也较不发达。在整个诗歌史上，从《诗经》这部最早的古代诗歌总集开始，抒情诗蔚为大观，而叙事诗则总嫌不够景气。中国小说冷清寂寞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所起色，但真正具有小说意识，是进入唐代以后的事情。长篇小说的产生时期更推迟到了明代。中国戏剧文学则不仅产生得晚，而且充满浓厚的抒情气息，近于抒情诗的联缀的格局。中国戏曲假定性的虚拟表现手法，则更为某些表现派戏剧家(如布莱希特)所乐道。

其次，在创作方法上，中国文学不重写实而重写意。比如古典诗歌中游历山川、探览名胜、凭吊古迹的题材，可以处理成叙事性或描述性的作品，但在众多的诗歌中，却往往是代之以象征、暗示、隐喻、抒情等艺术手段，而虚化了即目所见的景象。例如唐朝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无一字关于幽州古台的具体描写，完全是人生的感喟，心灵的外射和意念的迸发。古诗常提倡“情景交融”，其实主要也是借景抒情，着眼点在于内心郁积情感的宣泄与抒发。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有着整套与西方不同的范畴。它们不是玄虚而是微妙，往往是拟象取譬以供参悟，不易落入言筌，如“气”、“风骨”、“韵”、“味”、“意”、“神”、“体”、“肌理”、“格调”、“意境”等。这些范畴经过不断演变、完善，内涵也日渐丰富，又逐渐在相互间交叉，形成网络、构成了体系，相对于西方的“悲剧”、“喜剧”、“崇高”、“滑稽”、“幽默”、“典型”等美学范畴。中国古代文论的诸范畴，表现出一些多义性特点，但更注意主客体的和谐。中国文学的这些总体特点，到“五四”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如现代文学中由于小说、戏剧受到重视，就不再显示出抒情胜于叙事、表现多于再现的特点。古代文学中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已被现代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所取代。文学理论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范畴和概念，语言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使中国文学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