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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腐蚀,永不沾

时间:2023-08-0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拒腐蚀,永不沾常言道:自古伴君如伴虎。中国的封建官场虽是一个大染缸,进去的人难免会染成一身血红或是黑紫,但毕竟还是有“拒腐蚀,永不沾”的硬骨头在,如果不是这样,那中国的封建社会真是永远不见天日了。但等到了周亚夫军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而且只有这兄弟两人。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

拒腐蚀,永不沾

常言道:自古伴君如伴虎。

所谓雷霆易怒,天威难测。奉事君主实在是一门极其高深的艺术,任何官场上的成功者,是不是一个政治家,姑且不论,但说他是一个玩弄权术的艺术家,那是绝对错不了的。因为稍一不慎,或是稍稍失策,那就会被同行排挤掉,更有甚者,皇帝老子一翻脸,你自己脑袋不保还是次要的,你的父母兄弟乃至七姑八舅也要跟你一起呜呼哀哉。所以,对那些成功的封建官僚,与其称他们什么政治家之类,倒不如送他们一个官场艺术家的雅号来得更为贴切。

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中国的封建官场虽是一个大染缸,进去的人难免会染成一身血红或是黑紫,但毕竟还是有“拒腐蚀,永不沾”的硬骨头在,如果不是这样,那中国的封建社会真是永远不见天日了。

明目张胆地抵制上司固然“该死”,一心为皇上效力该不该死呢?如果效力无方,事君乏术,照样“该死”,汉朝文帝、景帝时期的周亚夫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以算是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可算得上是一代名将,只因他不善于揣摸皇上及皇亲贵戚的旨意,终于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

公元前162年(汉文帝后元二年),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在此之前三年,他已是河内郡守了。在河内郡守任上,他文武兼任,担任掌管民政与军事的最高长官,在任期间,他在文、武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作为个人,他也取得了治理军政事务的很多经验。

公元前166年,匈奴首领单于率匈奴骑兵十四万人侵入朝那、肖关,杀死北地郡尉,一直到达甘肃省镇原东南地区,匈奴骑兵的侦察员则一直深入到离汉朝都城长安只有二、三百里地的地方,使汉朝朝野上下大为震惊。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一方面用安抚的措施,准备同匈奴和亲,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这样,周亚夫就被从河内调至关中,担任守卫长安的重要任务。

但周亚夫真正成为一位著名的将军,则是从驻军细柳时开始的。公元前158年,匈奴骑兵分两路入侵,前锋直逼太原郡,当时是“烽火通于甘泉、长安”。为了阻止匈奴继续南下,文帝让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守狐口;以苏意为将军,驻守句注;以张武为将军,驻守北地。同时,还在长安的东、西、北三面驻重兵,以防匈奴突袭长安。当时长安的军事布署是:祝滋侯徐厉驻守北棘门;宗正刘礼驻守霸上,以周亚夫为将屯兵细柳。

汉文帝是一位节俭谨慎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为了慎重起见,他亲自到西军和北军去视察,所到之处,无不倾营出动,候迎天子。文帝看到这种情景,深为忧虑,真不知一旦匈奴袭来,他们如何对敌。但等到了周亚夫军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司马迁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有一段详细真实的描述,极能说明当时的情形,兹摘译大意如下:

汉文帝亲自到军中去慰劳军士,车驾直接驰进宫门,无人阻拦,将军以下的各将领都乘马出来迎接。等到了细柳营,只见军吏士卒都手拿利刃、身披铠甲,机弩上也搭着箭枝。天子的先行官来到营门,立刻被军士挡住,无法进去,他便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即将驾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过了一会儿,天子的车驾到了,但军吏仍不开门,文帝无法,只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劳军。”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守门的军吏又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任何人的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于是,天子只得让人牵着马缰绳慢慢地前行。等到了营内,周亚夫也并未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仅以军中之礼相见。”汉文帝终于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起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改变了原来严肃的面容,并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完毕,天子的车马就离开了。

随行的大臣看到这种情景,都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因为周亚夫虽是为国治军,为汉室江山治军,且并无越轨之处,但毕竟对皇帝显得有点傲慢无礼,不如其他的军营显得隆重恭敬。谁知汉文帝在看完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后,却十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霸上的驻军和棘门的驻军,与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比,真如儿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是很容易被袭破而俘虏的,至于周亚夫将军,谁能打败他呢!”大臣们听到文帝这样称赞周亚夫,才放下了心。

其实,文帝虽然知道周亚夫是为国为君,但也隐隐地觉得他做得过分,觉得皇帝的尊严还是受到了损伤,自己的虚荣心多少受到了一点刺激。他可能会重用周亚夫,但他不会喜欢周亚夫,这一点是肯定的。

多亏汉文帝是一代明君,他虽对周亚夫有隐隐的不快之感,但因他能克制自己,能从国家大事考虑,还不至于表现出来,甚至在临死的时候对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说道:“如果将来国家发生了急难,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果然,汉景帝初年,晁错提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机之时,汉景帝忽然想起了文帝临死前说的话,在站列两边的群臣中找出周亚夫,授他太尉之职,要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既未推辞,又未谦让,只是接受任务,更无其他言语。汉景帝虽然找到了一位愿意前去平叛的将军,觉得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能有点不大尊重或者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

周亚夫也确实不负景帝之望,出兵之后,屡破敌计,屡设奇谋,仅三个月,吴王刘濞被杀,吴、楚叛乱被平定。吴、楚是叛军主力,他们失败后,其余五国也在汉将的攻击之下节节败退,没过多久,作乱藩王或是自杀,或是伏诛,七国叛乱很快就平定了。

平定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公元前150年(景帝前元七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弄不好也极容易把自己陷进去,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而且只有这兄弟两人。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刘武自己也往往“人则侍景帝周辇,出则同车游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偏偏恨上了周亚夫,这恐怕就栽下了祸根。

梁王刘武之所以恨周亚夫,还是因为公事。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了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争锋,决定把梁交给吴、楚联军,任由他们攻打。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给他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虽然平叛胜利了,但却与梁国结怨。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经常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公元前153年(景帝前元四年)景帝,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大事,因为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稍一不慎,就会引起巨大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与景帝发生了争执。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太蔑视皇帝,因而深为愤怒。

公元前147年(景帝中元三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十分乖觉,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刘邦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却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透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愿,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了匈奴,现在他又背叛匈奴而投降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做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的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

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然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慌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

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他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在心,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

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

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其实,周亚夫不明白的地方在于,国与君是不同的,国为公,君为私,忠君未必是爱国,爱国就更未必是忠君。在封建社会里,虽然理论上把君、国看做一体,把国看做君的一家之产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你损害了君的一己之私欲而为国谋福利,你必定会大倒其霉。高调唱得好听,其实也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私欲合理化而已。如果真是君、国等同,那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走马灯般地改朝换代了。

“不反地上,亦反地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判词。其实也不必奇怪,在传统的中国,最不讲理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妓院,一是宫廷。妓院是社会的最下层,只认钱不认理,有钱就有理。宫廷是社会的最上层,谁也管不了,有权就有理。因而,妓院和宫廷又是最没有道理的地方。妓院里的昏天黑地,宫廷里的黑白颠倒,实在是一模一样的事。

不过,周亚夫死在宫廷总比死在妓院好,还能落个忠臣直吏的美名,倘若跑到妓院里去维护正义,被人一拳打死,那会落个什么名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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