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高不震主

功高不震主

国家天下是皇帝家的，大臣将军也无非是皇帝家的管家和护院的兵丁。如果你的功劳太大，以至于皇帝无法酬谢你的时候，那可就十分危险了，因为皇帝总不能把自己的家让给你，所以，皇帝就必然会找个借口除掉你，这就是所谓的功高震主；如果你的权力太大，皇帝管不了你，那就更加危险，轻则一人贬官杀头，重则全家全族完蛋，这就是所谓的权大压主；如果你的才能太过突出，把皇帝比了下去，又不懂谦逊退让之道，使皇帝见了你就自我感觉不良好，那你就长久不了，迟早会被寻个由头贬官，只是这类情况的结果比上两类都好一些，这就是所谓的才大欺主。功高震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

春秋战国时期，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匡世济时之略的管仲，总算得遇齐桓公这样一位千载难逢的明主，得以大展雄才。只是有一点。他未把内政权、外交权尤其是军权集于一身，才能得以善终，否则，别说不能施行改革、帮助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其实，齐桓公也不傻，历史清楚的记载了这一点。

齐桓公对管仲极为信赖，有一天，他在朝堂上对大臣们说：“我想立管仲做我的仲父，不知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现在来表决一下，同意我立管仲为仲父的人进门以后往左走，不同意的人进门以后往右走。”他说完以后，群臣各分左右，入门后站定，唯有东郭牙既不往左走，也不往右走，竟然站在门的正当中。桓公感到很奇怪，问东郭牙说：“我要立管仲为仲父，同意的人往左走，不同意的人往右走，您为什么立在中间呢?难道先生没有听见吗?”东郭牙说：“以管仲的才能可以谋划天下大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又问：“以管仲的决断能干大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说：“那好，管仲的智谋足以谋划天下大事，管仲的决断足以干大事情，您现在又要把国家的大权交给他，如果他用自己的智谋才能，凭借着您的威势，来治理齐国，请问，您的政权能不危险吗?”齐桓公听后悚然而惊，对东郭牙说：“您的意见很有道理。”于是，就不再立管仲为仲父，也不把所有的大权交给他，而是让隰朋治理内政，让管仲治理外交，使他们分权并立。

汉朝的开国功臣萧何是刘邦当泗水亭长时的相识，当时，亭长职务是负责处理乡里较小的诉讼案件，遇有大事，便向县里详细汇报，因此与县中官吏十分熟悉。萧何是沛县功曹，与刘邦同乡，又十分熟悉法律，刘邦对他就格外尊重和信服，因此，刘邦每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萧何就从旁指点，也代为掩饰通融，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刘邦斩蛇起义以后，萧何一直跟随他，刘邦差不多对他言听计从，楚、汉相争乃至汉朝开国的大政方针，几乎都出于萧何之手，萧何可谓劳苦功高。当然，刘邦对萧何也不是毫无防备之心，但他能较好地处理，没有造成权大压主的态势。

楚、汉战争之始，汉王刘邦令丞相萧何留守关申，辅佐太子刘盈，治理郡县，征集军饷，自统大军东讨项羽。

公元前204年（汉高帝三年），楚、汉两军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一线对峙，战斗异常惨烈。但刘邦却接连派出数批使臣返回关中，专门慰问萧何。对此，萧何未加注意，而门客鲍生却找到萧何说：“现今，汉王领兵在外，风餐露宿，倍尝辛苦，反而几次派人前来慰问丞相，这是对丞相产生了疑心。为避免生出祸端，丞相不如在亲族中挑选出年青力壮的，让其押运粮食草，前往荥阳从军，这样一来，汉王就不会有疑心了。”

萧何听后，才猛然醒悟，于是按计而行，派了许多兄弟子侄，押着粮草，前往荥阳。刘邦听丞相运来了军饷，并派不少亲族子弟前来从军，心中大悦，传令亲自接见。当问到萧丞相近况时，萧家子弟齐道：“丞相托大王洪福，一切安好，但常念大王栉风沐雨，驰骋沙场，恨不得亲来相随，分担劳苦。现特遣臣等前来从军，愿大王录用。”刘邦非常高兴地说道：“丞相为国忘家，真是忠诚可嘉!”当即，召入部吏，令他将萧家子弟，量才录用。对萧何的疑虑，也因此而解。

为什么有这“三忌”呢?道理很简单，你犯了这“三大忌”，皇帝总不会把他家让给你，所以你就危险了。因此，中国传统的政治家们在看清了这一点之后，就不那么勇往直前了，而是要先给自己留条后路。只是留后路的方式多种多样，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是激流勇退、功成身退，或是激流勇进以进为退，不一而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后路留得越好、越巧妙的政治家，往往官做得越大、越稳。这看似滑稽，其实大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