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无父子

官场无父子

俗语说：“赌场无父子”。孰不知，官场更无父子。所谓“赌场无父子”，无非是赌场上大家人人平等，都是赌客，没有长幼尊卑之分，赢了拿钱，输了给钱，大家彼此彼此，谁也别想耍赖。要说，这还真有点平等竞争的意识，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一切社会关系都荡然无存，全靠个人的本领和运气，赢了的应当，输了的服气。这么一说，赌场还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自由平等的世界。

“官场无父子”可就不一样了。封建官场绝对不存在平等的竞争，权大势足者必然占据优势地位，甚至根本就不让你竞争，就像阿Q当年说过的一样，“老子要什么是什么，要谁是谁。”因此，在封建官场上很难谈到什么亲情友情，出于维护权力的需要，什么天理人伦都可灭绝，什么神圣正义都可踏在脚下。封建官场中亲人相残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曹丕为了找个借口杀死弟弟曹植，竟让他七步成诗，否则杀头。曹植也真是急才，就兄弟相残之事即景生情，果然七步成章，吟出了历史上著名的《七步诗》：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七步诗》真是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封建官场内部的兄弟相残、父子相残、夫妻相残、亲朋相残的真实情状。

这些例子已司空见惯，就不必再举了，只是为了权力，母亲杀害亲生儿子的“大义灭亲”之举还是令人震颤。武则天的确是一位有作为的女皇，在中国封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我们不是评论她的功过，我们要看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是怎样对待她的儿子的。她一共生了四个儿子，但为了不使大权落到儿子们的手里，为了自己日后能当皇帝，她毫不犹豫地毒死了已被立为太子的长子，对第二个儿子也是一样，立为太子后，他居然不听武则天的话，武则天便先废了他的太子称号，再贬往巴州，随后又派人将他杀死。她的第三个儿子和第四个儿子都曾被她推上皇位，但不久就又被她废掉，幽禁在别处，好歹留了他俩的性命，还算没有斩尽杀绝。母亲应该是最无私和最神圣的了，但若同皇权相比，这无私和神圣就变得象糖人儿一样脆弱，一吹就化。人在封建官场，真不知变成了什么动物。

其实，封建官场就是权欲与人性交锋的屠场!说得太透彻了易伤脾胃，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个较为温和的例子吧。

古语道：子承父业。这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也并不全是这样，老百性遵循的东西，皇帝可以随便违反，父亲可以向儿子讨还皇位，哥哥可以向弟弟讨还皇位。

在中国历史上，有弟弟杀了哥哥的“玄武门之变”，也有哥哥把弟弟推下皇位的“夺门之变”。为了权力，无不可“变”!

公元1457年（明景泰八年，英宗天顺元年）1月的一天早上，百官照例早朝，尚未进殿门，便听得一阵呼喊：“太上皇复位，百官拜贺。”群臣大吃一惊，抬头望去，果见龙椅之上坐的不是景帝朱祁钰而是太上皇朱祁镇。群臣迟疑了片刻，觉得木已成舟，如不听从，立刻就有杀头之祸。于是，群臣拜伏，这位太上皇朱祁镇就又枯树发芽，梅开二度了。这就是明代著名的“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是明代中期皇族权臣内部的一场由来已久的权力之争，要说明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还得从英宗时期的宦官专权说起。

公元1435年（宣德十四年）三十八岁的宣宗朱瞻基因病而一命呜呼，九岁的儿子朱祁镇继承了帝位，是为英宗皇帝。还是在英宗当太子的时候，有个名叫王振的太监在东宫陪他读书。王振是山西蔚州（今蔚县）人，小时候因生活所迫而自阉进宫，被选入内书堂读书，后又被派往东宫侍候太子。王振为人狡黠，巧于逢迎，因而博得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做了皇帝后，王振也顺理成章地被提升为司礼监太监，王振入掌司礼监后，倚仗着英宗的宠信，压制百官，专横跋扈，首开明朝宦官专权的先例。

任何朝代的宦官专权似乎都走过了一个相似的历程，开国君主往往做出极其严格的规定，不准宦官干预朝政，只能服侍皇帝后妃的起居生活，但过不了几个皇帝，宦官就会专权，原因何在呢?其实很简单，开国君主靠文臣武将打天下，而后世的皇帝往往靠宦官来整治朝臣，一来二去，宦官就有权了。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是靠建文帝的太监而登基的，他曾得到了建文帝宫中太监的帮助，因此，他即位后，就给宦官以回报，明朝的宦官专权自此而始。

但在英宗以前，成祖和宣宗对太监的管制还是很严厉的，如果宦官犯法，则被处以重刑，所以当时宦官还不敢放肆妄为。到英宗时情况就不同了，英宗即位时年龄小，善恶莫辨，忠奸不分，他竟让王振掌管了司礼监。司礼监是众多宦官职司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它有两大职能，一是主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这倒罢了，重要的是第二点，即管理皇帝的奏章，凡大臣上奏，皇帝批答及起草诏书，都要经过司礼监。王振就利用这个上传下达的枢纽位置，捞取权力，欺下罔上。

王振用虚伪和狡诈的手法博得了皇帝和大臣的好感。当时，太皇太后张氏精明能干，她并不信任王振，而是把政事委托给杨溥、杨士奇、杨荣“三杨”等威名素著的元老重臣，有些大事还亲自过问。王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便故作姿态，玩弄权术，谋取“三杨”等阁臣的好感。

有一次，英宗朱祁镇和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王振一到，他们就停止了。第二天，朱祁镇在阁中闲坐，王振跪奏道：“先帝曾为了一个球子，险些误了天下，陛下现在如果养成了这种嗜好，准备把国家怎么办呢?”他这一副对皇帝忠心耿耿的样子，竟也骗得“三杨”十分感叹，认为一个宦官能有这样忧国忧君的想法实属难能可贵。但张太后对他还是存有戒心，她把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五人找来，对英宗说：“这五个大臣是先帝留下辅佐你的，你有什么事一定要与他们商议，他们不赞成你就不要乱干。”她又把王振找来，命他跪在地上，声色俱厉地说：“你侍候皇帝不按规矩，应当赐死。”太后话一说完，几个女官应声而上，就要把他拖出去斩首。王振吓得直打哆嗦。经过英宗和在场的大臣们的请求，张太后才宽免了王振，但规定王振以后不得干预国家政事。后来每隔几天，张太后就派人到内阁查问，如发现王振不通过内阁而擅自处理事情，她就将王振找去严加痛责。但王振处处小心，又巧于奉迎，不久竟骗过了张太后，赢得了她的信任。他的权力也随之越来越大。

公元1441年（正统六年），王振干了两件事可以证明他权力已经很大了。于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他巡抚山东、河南十二年，在这一年回到了京师，他既无钱财贿赂王振，又没有前去拜谒他，于是，王振发怒，诬陷于谦有“怨望”之言，被逮捕下狱，定以死罪，由于众怒难犯，王振又不得不将他很快地释放了。这年的十月，奉天、华盖、勤身三殿落成，英宗大宴群臣，以示庆贺。这种隆重的庆典，宦官作为“刑余之人”，无论如何是不允许参加的。但英宗对王振如此之看重，竟怕他不高兴，就派一个小宦官去看看他在干什么。王振见了来人，大发雷霆说：“周公能辅佐成王，独我不能到宴会上去占一席之地吗?”英宗得知，连忙派人把他请入宴会，参加宴会的百官见他来了，还都得恭敬地起身迎接。其权威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年，张太后病死，内阁重臣“三杨”之一的杨士奇也于是年死去（杨荣早在1440年亡故），“三杨”只剩一杨，也老迈体弱，不能视事。朝中无重臣，宦官呈威风，王振把朱元璋置于殿门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搬掉，肆无忌惮地行起令来。王振植私党、卖官爵、收贿赂、欺群臣、罔君主，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英宗反而以为他是大大的忠臣。

这时，被明朝赶往北方两地的蒙古瓦剌部落兴起，北方的许多部落又统一起来也先做了首领，王振无靖边之能只好讨好瓦剌，以求得边境的安宁，对瓦剌的贡使加礼款待，并给予丰厚的赏赐。按照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到正统年间，瓦剌贪图明朝的赏赐，又欺负明朝软弱无能，便将朝贡人数增加到两千多人，而且诱胁鼓动其他蒙古部落一起向明朝邀赏。公元1449年（正统十四年）春，瓦剌派贡使两千多人到北京来献马，为了多领赏物，竟冒称三千人。以致所献马匹的价值不抵赏品的值价。瓦剌的贡使每次都冒领赏赐，王振本来就与瓦剌有勾结，接受了也先的贿赂，所以对瓦剌的冒领多有庇护，无人敢予告发。这一次王振却让礼部按实有人数颁赏，并大幅度地削减了马价。这样一来，瓦剌使者心怀不满，就把这此情况汇报给了也先。也先大怒，联络其他部落，兵分四路，向明朝进攻。也先亲率主力，进犯大同。

边关急报迭传，王振想邀军功，就怂恿英宗御驾亲征，并促令在两日内做好一切准备。满朝文武见王振把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做儿戏，都倍感震惊，但英宗却听从了王振的建议，众人无可奈何。于是英宗命自己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兵部侍郎于谦留京协助朱祁钰，公元1149年（正统十四年）7月16日，英宗带着王振和文武百官，率领五十万大军，“威武雄壮”地出发了。

未到大同，军中已经缺粮，此时离出发才不过四天。此后天气转坏，风雨交加，士兵冻饿疾困而死者极多。此时应该休整，补给粮草，王振却不顾军队实际情况，盲目催促进军。随驾的官员都劝英宗回京，王振十分恼火，竟罚那些官员在荒草中跪了一整天。二十八日大军来到大同东北的阳和（今山西阳高县）。早在是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总兵朱冕和都督石亨曾在阳和迎战也先的军队，因为受监军太监郭敬的牵制，左右掣肘，结果导致全军覆没，宋瑛和朱冕殉难，石亨单骑逃回，郭敬则临阵藏匿逃脱。也先见明英宗御驾亲征，佯作退却，企图引诱明军深入。八月一日，大军来到大同，郭敬向王振汇报了前方战况，全军震惊，于是决定班师而回。

俗语说：“得了富贵不回乡，如穿锦衣夜里行”。王振自觉十分富贵，这次班师正好绕道回自己的家乡蔚州走一趟，带着五十万兵马，又挟制着英宗，真是当年刘邦平叛回乡的风光也不如了。于是，王振就让英宗往蔚州一线退兵。谁知走了一程，王振又怕大军踏坏了家乡的庄稼，落个乡人唾骂之名，又让大军改道东走，取宣府一线。这样一来二去，耽误的时间，被也先的骑兵追上，明军断后的将士全部战死。

如果这时王振让英宗进驻怀来城据守，就可无事，但王振却偏让英宗停在离怀来城只有二十多里的土木堡，据说是等待尚未到达的一千多辆辎重。这样，瓦剌军骑兵追到，四面包围。土木堡地高，掘地数丈不见泉水，周围河流又都被瓦剌军堵死，明军饥渴难耐，军心涣散，了无斗志。

也先派人讲和，王振提出要移营取水，也先答应了。正当大军移营混乱之时，也先突然铁骑出动，猛冲明军，结果明军大乱，被瓦剌军所杀及自相残杀的竟达二十万。英宗的卫护突围不出，英宗只好下马盘腿而坐，做了俘虏。护卫将军樊忠见王振也随英宗左右，狂怒之下，一锤将他打死，骂道：“我替天下杀了这个贼人。”

这次惨败，史称“土木堡之败”。

在审讯俘虏时，英宗露出马脚，被认了出来，也先十分高兴，以为从此有了要挟明王朝的砝码，于是便下令好好地保护英宗，不要让他逃跑或自杀。也先当即写信给明廷，要明廷以大量珠宝来赎英宗。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得知英宗被俘的消息，极为恐慌，马上搜罗了皇宫的金银珠宝，装驮于八匹马之上，送往也先军中。也先当然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放还英宗，而是把他挟随军中，带到了大同。

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太后见英宗归期难定，便下诏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英宗之弟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朱祁钰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战守之策。有人鼓吹天命，主张南迁，此议一出，一片哗然。有人附和，但多数人表示坚决反对，尤其是兵部侍郎于谦，出班厉声道：“主张南迁者当斩!京师是根本重地，京师一动，全国动摇，难道不见宋朝南渡的教训吗?”于谦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朝臣及朱祁钰的赞同，于是，于谦受命防守京师，阻击瓦剌。

当时朝廷急需做两件事，一是除内奸，二是立新君。如果不整顿朝廷内部，让主和派甚至主降派占了上风，那就大势去矣。在群臣的强烈要求下，朱祁钰打起“死老虎”来。他令人抄没了王振的家产，杀掉了他的爪牙，宫廷为之一肃。至于另立新君，那是刻不容缓之事，这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有发生了。战国时期，秦王约赵王在渑池相会，秦王势力强大，赵王不敢不去，但又怕被秦王胁迫，便嘱咐众臣，如在规定的日期内不能回国，就立其子为国君，组织抗击秦国，以免为秦所要挟。宋朝的徽、钦二帝被金人所俘，南宋也迅速立了新君，使得金人大失所望，徽、钦二帝在他们的手里就变成了普通人。因此，明朝另立新君，已势在必行。

但立谁呢?太子幼小，立了不足以威服众人，率众抗敌，议来议去，觉得朱祁钰较为合适，虽然弟继兄位，于正统观念未免有悖，但在非常时期，也顾不了许多了。况且宋太宗赵匡义就是继承了哥哥宋太祖赵匡胤的皇位，不也照样是一代明君吗?虽然太后尤其是皇后一帮人不太愿意让朱祁钰做皇帝，但因情势所迫，也无计可施，只得下诏。朱祁钰假意推辞了一番，就坐上了龙椅，是为景帝。

景帝即位没有几天，也先就挟持英宗，从大同出发，大举进攻北京城。于谦智勇双全、威德兼备，给也先以迎头痛击，特别是在德胜门大战中，也先大败，死伤甚众，不得不仓惶退去。于谦趁势率众追击，俘获了不少人马财物。

也先见自己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就又生一计，宣称要送还英宗。于谦识破了也先的这一计谋，通告各地守将，要加意防守，不要送财物给也先，并指出也先送还英宗是假，勒索财物是真。这样一来，也先的计策又成泡影。但于谦从此也为自己种下了祸根，一是他严守北京城，二是他拒绝也先送还英宗，这本是为国家着想，但英宗却因此深深地恨上了于谦。英宗复位以后，终于找个理由把于谦杀害了。

这回，也先是真的要放还英宗了。景帝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惊慌，深怕他回来后会危及自己的皇位，但这理由又说不出口，其实众大臣也都心里明白。众臣商议了一下，觉得必须迎还英宗，否则于大义不通，但景帝的皇位可以不动。在群臣的劝说和保证下，景帝才勉强同意迎还英宗，态度当然十分消极，只是派礼部侍郎前去联络，并不见在诏书上写下迎还英宗的话。七月十一日，李实等人到达也先营地，也先派人陪同李实等到三十里外的伯颜帖木儿营地去见朱祁镇，李实看到朱祁镇坐在围帐中，帐中床铺也没有，只有移营的一辆牛车一匹马，吃的又都是牛羊肉之类，没有大米疏菜。李实就把随身带的几斤大米交给朱祁镇。朱祁镇说：“我在这里呆了一年了，朝廷怎么不派人接我回去，你们把我的衣服帽子带来了吗?”李实说：“自从陛下被俘以来，朝廷曾几次差人迎接，都被也先挡了回去，这次朝廷是特地派我前来打听您的消息，所以不曾带衣服等来。”朱祁镇又迫不及待地说：“你回去告诉景帝和朝臣们，要他们派人接我回去。我回去后愿意去看守祖宗陵寝，哪怕是去作一个普通百姓也好。我只求回去，决无再当皇帝的心思。”李实从朱祁镇那里出来回到也先营地，也先对李实说：“明廷的敕书里并无要迎英宗回去的意思，但我还是要放他回去，为的是千年之后图个好名声。请你们速派人来迎接。”

李实回去以后，也先求和心切，又派了使者到明廷督促，在这种情势之下，再不迎还，实在说不过去了。虽然当年宋高宗赵构没有迎还徽、钦二帝，那是金人扣住不放，也未派使者送上门来。景帝当然知道宋朝的徽、钦二帝也说过只求南归，做一看守祖坟的小吏即可之类的话，与如今英宗的情况一模一样，宋高宗硬下心肠，腆了脸皮，就是不要。可景帝没有这份决断，还是同意迎还英宗，但敕书中仍没有迎还的字样。

也先会见了明朝使者杨善，也先问杨善：“敕书中怎么没有迎回朱祁镇的话?”杨善说：“这是想成全您的美名，如果把这事写明了，别人会认为您是迫于朝廷命令而放了他，并非出于您的诚意。”瓦剌平章昂克接着问：“你怎么不带重金来赎他?”杨善说：“我如果带了很多钱财来，别人会说太师是贪利小人，我现在这样做，就可显示太师的仁义美德。太师于是可以名垂千古，留芳百世了。”杨善的巧辩遮掩了景帝朱祁钰不愿迎还英宗的真实心理，也迎合了也先的虚荣心。于是，英宗归来。

欢迎仪式当年是极其简单的，英宗参拜了景帝后，便被送进了南宫（今北京南池子），派人服侍，其实是监视起来。

虽然如此，景帝有两大不安，一是英宗之前已做过十多年的皇帝，朝内朝外有许多亲信，可以说根深蒂固，而景帝自己才做了一年多的皇帝，根深不稳。其二是太子仍是英宗的儿子沂王朱见深，将来皇位还会落入别人之手。景帝对这两件事都采取了措施：对于英宗，景帝派专人监视，连南宫四周的树都砍掉了，不准朝臣前去拜望，不准和外人交往；至于太子，他策划了一场“易储”活剧，逼迫朝臣在一个投机分子递交的“易储请愿书”上签字，终于废了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亲生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然而天不作美，朱见济仅做了一年太子，就一病不起，呜乎哀哉了。这样一来立储又成了大臣们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人竟又提出重立朱见深为太子，景帝恼怒，严惩了此人。

不久，景帝也病了，群臣见他病势沉重，便要立储，以防不测。景帝看到奏章上多是请求立朱见深为太子，就不同意，并说自己病势轻微，等愈后再议。但罪臣石亨见景帝虚弱，不能理事，有可能一病不起，就串通徐有祯，想让英宗复位。这样一来，既可以免掉自己所犯的罪过，又可博得高官厚禄。两人商量已定，当晚就立刻行动起来。

石亨借边关警报调动了一千多军马，守卫皇宫，夜深以后，他带兵奔向南宫。其时南宫的门已被锁上，石亨就令人爬入墙内，里应外和，用大木撞倒了围墙。石亨、徐有祯找到英宗，说要让他复位，英宗当然大喜过望。于是，石亨等人把英宗扶上车驾，往皇宫而来，守宫的卫士见有人来，便加阻拦，英宗喝斥道：“我是太上皇，谁敢阻拦。”卫士见状，急忙放行。

石亨、徐有祯一面布置好兵马，一面收缴各种印玺符绶，把住各个衙门，又紧闭四门，以防外兵入城。一切妥贴以后，就让英宗坐上龙椅，石亨、徐有祯率领手下官员士兵，先跪下拜贺，造成既成事实。紧接着，天已黎明，百官在外等候早朝，徐有祯高呼一声：“英宗复位了!”就宣告了英宗的复辟，景帝的退位。不久，英宗就把景帝活活勒死。

哥哥又把皇位从弟弟的手里讨还回来了，这听起来真像一场儿戏。其实，历来官场的争权夺利，就是一场游戏，而且还是一场无规则游戏。

西方人非常重视游戏规则，把这规则看成是一切的根本，若无规则，他们就觉得无价值无意义。传统的中国人都不这样，别看他们肩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但在规则方面却思想“解放”得很，尤其在上层社会，就更无规则可言，如果非要说有规则的话，那就是铁血规则。

当然，中国人自古就有“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呼号，但谁又来按照这一规律来评价当世之人呢?老爷打了你，自然是你无理，否则老爷怎么会打你呢?这的确是传统中国人“知人论世”的逻辑起点。你成功了，你就是英雄；你失败了，你就是孬种。谁也不跟你讲更多的道理，谁也不跟你论什么规则。你成功了，你的嘴就是规则，你失败了，你满口真言也是喷粪。因此，在封建官场上，什么仁义道德，什么父子大义、母子之情，统统抵不过“官”和“权”二字，宫廷之中，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