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统治时的明朝

特务统治时的明朝

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似乎有这样一条规律：文治不奏效，施以武治，武治再不奏效，就用特务统治。如果特务统治再不奏效，那就只好不治了。

由此看来，特务统治是政治腐败、统治无力、自信心不强的集中表现。

中国的封建社会实在是一个告密者的国度，扳起手指数一数，每个朝代都有许多因告密而发迹的人，都有许多因告密而制造出的冤案，因告密而成事者，似乎远比那些堂而皇之地抗颜直谏而成事者要多得多。光天化日之下的世界很萎缩，阴沟里的事业却很发达，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之一。何以会如此呢?盖因权力集中于一人之身之故也。帝王一人专权，权力就不得公开，权力既不得公开，便需一些秘密渠道通其内外。告密及告密者便由此而生，特务及特务统治也由此而生。

其实，中国历代都有特务和特务统治，只是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或这样或那样罢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务统治也逐渐完备起来，到了明朝，就已熟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可真叫“灿烂丰富”。

明朝特务统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期和复杂的历程。如果探其源头，还得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说起。

朱元璋起自布衣，南征北战以登帝位，确实不易。除去开国时的巩固政权的需要不说，朱元璋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对他多疑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朱元璋最初投奔郭子兴，作战十分勇敢，甚至成为郭子兴的女婿（郭的义女马氏嫁给朱元璋，后被册封为皇后），但郭子兴却经常疑忌朱元璋，不禁屡次夺他兵权，还差点因此送命，尤其是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多次设计，要置他于死地。朱元璋这段痛苦的经历使他充分认识到人心的复杂和险恶，在他称帝之后，对人就加意防范。

当然，明朝初年朝政吏治确实混乱，朱元璋为了使社会尽快地安定下来，一方面改革官制，集中权力；一方面实行严刑峻法，残酷杀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为了防止群臣密谋造反，他特设锦衣卫，由自己直接掌管。他把锦衣卫派往四方，弄得满城满国都是，不要说大事，就是大臣头天晚上在家请客，吃了什么菜，作了什么诗，发了什么牢骚，为什么生气，朱元璋都无所不知，第二天上朝，当面对证，群臣无不惊骇。

但就是在这样严密的统治之下，丞相胡惟庸还勾结内外，进行谋反，差点把朱元璋杀掉。因胡惟庸谋反案而被杀掉的有三万人之多，后来又兴蓝（蓝玉）党大狱，杀掉了一万五千多人。两次杀人好几万，朝中功臣勋旧几乎扫荡一空。朱氏政权总算稳住了脚跟。

朱元璋死后，其孙即位，是为建文帝，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不服，起兵造反，打败了建文帝，登上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在反建文帝的过程中得到了太监的支持，从此，朱棣十分宠信太监，明朝的宦官专权，从此开始了。

朱元璋所设的锦衣卫，下辖十七个所，有五六万人之多，而一般的卫只有五个所，最多也不过五千人。这还罢了，关键是锦衣卫可以不经任何官吏和法律程序，可直接把有关任何人的情报送到皇帝手里。

到朱棣时，他感到一个锦衣卫不够使用，特别是锦衣卫是外臣，情形难以捉摸，而且权力越来越大，如果没有一个机构来约束它，恐怕不妥。于是，他就抽取身边得力的宦官，开设了东厂。东厂既可行使锦衣卫的职能，又可控制监视锦衣卫，又旦夕在朱棣的身边，易于了解和掌握，这样，明成祖朱棣觉得放心多了。

这两个特务机构，到了宪宗朱见深手里更为完备和发达，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特务统治的顶峰时期。宪宗时期的政治比太祖和成祖时远远不如，宪宗的父亲英宗在土木堡惨败中被瓦剌首领也先俘虏，带到北方达一年之久，宪宗朱见深当时被立为太子，接着就由他的叔叔朱祁钰即位，后来迎回了英宗，但朱见深的太子地位也被废掉了，景帝朱祁钰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朱见济又病死。在朱祁钰病重时，大臣又发动了“夺门之变”，让英宗复辟，从弟弟的手里讨还了皇位。英宗死后，朱见深才即位为宪宗。这一复杂的政治历程，不仅使朱见深感到难以把握，就是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宪宗只有继承祖宗的传统，大力发展特务统治了。

特务首领、太监汪直应运而生。

汪直是大滕峡人（今广西桂平人）。瑶族，在宪宗去南方平乱时被俘获，入宫初期服侍宪宗的宠妃万贵妃，由于聪明伶俐，会体贴人意，博得了万贵妃的欢心。特别是他能尽心尽力地替万贵妃纳贿敛财，以至于万贵妃觉得应当对他有所报答，于是，万贵妃就在宪宗面前极力推荐汪直，宪宗禁不住耳边风的吹拂，就让他做了掌管御马监的太监。

汪直成为锦衣卫，出自一个偶然的机缘。有一个叫李子龙的术士，说自己能呼风唤雨、驱鬼招神，且能预知人世间的无常祸福。内使鲍石、郑忠等人对此深信不疑，就把他推荐给宪宗，经常出入宫禁，和宪宗一起登山游乐，虚弄骗术。时间长了，这李子龙竟然和几个内使勾结起来，想谋害宪宗。但做事不秘，竟被锦衣卫侦知，于是一并逮捕斩首。这次阴谋虽未成功，但对宪宗的震动却非常之大，他不能不严加防范。于是，他让汪直改换成锦衣卫军官的衣服，带着锦衣卫出去，到街市之上盘查。汪直抓住这一机会，极尽表示自己的忠诚和尽职，他经常微服私行，把一些街谈巷议、官民举动，无不汇报给宪宗。此时的宪宗正没有安全感，觉得无人可托为心腹，汪直的这一举动，恰好迎合了宪宗的心理。引得宪宗倍加高兴和信任。宪宗想，锦衣卫和东厂都是前人设立的厂卫，人员情况把握不准，不如自己设立一支亲信队伍，以控制其他的厂卫。于是，宪宗下令，设立西厂，总督西厂的人选当然就非汪直莫属了。

汪直一任西厂总管，立刻身价百倍，权势陡然上升。但汪直绝非一个昏虫，他知道，如果想扩大影响，必须沽名钓誉。他时时注意，寻找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南京镇监覃力朋是个骄横跋扈的人，而且十分贪婪。在一次往朝廷进贡以后，他用百艘官船装运私盐，大摇大摆地沿运河南下。盐、铁专卖是明朝的法律，私运者一律处死，但覃力朋权大性凶，无人敢管。走到武城县的时候，一个大胆典史居然要查阻盐船，覃力朋哪把他放在眼里，当即挥拳打落了他的一对门牙，还顺手刺死了他身边的一人。汪直接到这一案件，立刻传报四方，大造舆论，并马上逮捕了覃力朋，查他贩运私盐、殴打官吏、滥杀无辜的罪行。汪直奏告皇上，坚决要求将覃力朋处死。

明宪宗像宪宗虽然最后没有处死覃力朋，但觉得汪直秉公执法，又忠心耿耿，对之信任有加。一般官民也认为汪直刚正不阿，因此，汪直声誉鹊起。

汪直见权势已固，就使用特务手段，大造恐怖气氛，对朝廷官吏横加逮捕、杀戮，对一般的民众，更是滥施淫威。由于西厂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将人逮捕、处置，只须奏明皇上即可，西厂也就变成了一个无理可讲的魔窟，汪直欺瞒皇帝，很多案件并不奏明皇帝，擅作处置，因而许多民间斗鸡走狗、丢斧失钩、口争械斗之事往往被处以重刑乃至极刑，很多人不明不白地死在西厂。就是一些朝廷官吏，也象鸡狗一样被汪直随意处死。

例如，建宁指挥使杨晔与其父杨泰为仇家诬告，逃到京城，藏于姐夫董王的家中，董替他向韦瑛求情，韦瑛是西厂的锦衣百户，是汪直的心腹之人，因此，韦瑛虽在表面上答应董，但为了邀功，立即报告了汪直。汪直一听，沽名钓誉的机会又来了，便立即逮捕了杨泰父子，严刑拷打，杨晔挨刑不过，便自诬犯了受贿罪，把一笔钱寄放在做兵部主事的叔叔杨士伟家里。汪直得了这个口供，也不继续调查清楚，就立刻逮捕了杨士伟。结果，杨晔因受刑过重，死在狱中，杨泰被处斩，杨士伟被贬职。此案一出，京师百官人心惶惶，唯恐落个杨家的下场。

汪直不把小官放在眼里，即使当朝的一、二品大官他也视若无物。一次，兵部尚书项忠出门，正遇上汪直，项忠自行其道，并没有主动给汪直让道，结果惹得汪直大怒，当面加以羞辱，并扬言要找个碴儿惩办他。汪直之耀武扬威，可以说与皇上无异，他每次外出，车驾护从，塞街填巷，所有行人，纷纷避易，莫敢与之争锋。在这种情势下，朝中的许多大臣，如郎中武清、乐章，参政刘福，行人张建纲都被冤捕入狱。朝中人人自危，不能自保，于是，许多正直之人纷纷要求罢免惩处汪直。

历史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反对奸官佞臣的，武将并不首倡其议，文臣当中，也少有人出头，倒是每每具有大学士身分的文人学者做出头的椽子。这次，又是一位名叫商辂的大学士率先上书说：

近来秘密侦察太多，政令实行得太急促，用刑太密太重，使得人人疑惧，惶惶不安。这都是因为陛下把这些事委于汪直决断，而汪直又把这些事交付给一群小人的缘故。现在，宫廷之内和宫廷之外都骚动不安，怎么能保证没有意外之祸发生呢?过去曹钦反叛，也是由于奸臣激变而致。一旦祸患兴起，就很难一下子平息下去。希望陛下能够圣心决断，撤销西厂的设制，罢免汪直以便使他得保首领，诛杀韦瑛以便使他罪有应得，那么臣民就会心悦诚服，也就会妥帖无事了。否则，天下是不是十分危险，实在是很难预料的啊!

对于如此恳切诚挚而又实事求是的奏章，昏庸的宪宗看了一遍，竟当众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只用了一个太监，怎么足以危乱天下!”这还不够，宪宗还专门派人去指责商辂。使臣怀恩见了商辂，商辂不慌不忙地数出了汪直的三大罪过：一是擅捕三品以上京官，为第一大罪；二是擅自拘禁逮捕大同、宣府等边防重地的守备多至二、三人，造成军无主帅，边防危急，是第二大罪；三是到皇上的根本重地南京擅自搜捕，是第三大罪。怀恩听了，吓得直吐舌头，当即转回去向皇帝汇报。

恰在这时，兵部尚书项忠也率九卿一起奏劾汪直，宪宗感到压力很大，迫不得已，只得于公元1482年（成化十八年）撤销了西厂，把汪直仍斥回御马监。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宪宗对汪直的好感未变，对西厂仍念念不忘，因而只要一有机会，西厂就会重立，汪直也会再去。

果然，机会来了。御史戴缙，九年没有升官，十分郁愤，琢磨了很久，忽生一计，看到皇上仍然十分宠信汪直，索性迎合上意，也许从此便会飞黄腾达。于是上书，极言汪直如何如何公忠体国，在西厂立有多少功劳，又说西厂极当重要，以除奸佞，安国家，不仅可为今日法亦可为万世法等等。宪宗一听，正中下怀，即刻下诏再开西厂，汪直又走马上任。

汪直走马上任以后，愈加肆无忌惮，他复出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陷害项忠。他指使东厂校尉污告项忠，宪宗不分清红皂白，就同意逮捕项忠，并把他交给有司审问。主管人员知道这是汪直的主意，虽然审来审去拿不到把柄，还是把项忠定了罪，连和项忠一起弹劾过汪直的六部九卿也被诛连，一起遭到了贬官的惩罚。首先上书弹劾汪直的大学士商辂，也被罢免。自此以后，朝中无人敢与汪直争锋。

汪直排斥了异己，就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其中王越与陈钺两人富有戏剧性的升官，可以使人窥见宪宗朝腐败之一斑。

王越是一个卑鄙小人，他看准了汪直与项忠势不两立，就投机钻营，大肆污蔑项忠，每次与汪直谈起项忠，都作咬牙切齿之状，在诬陷项忠的过程中，王越也大立其功，因而在项忠被削职为民以后，王越竟因汪直的推荐而被提升为兵部尚书。

公元1479年（成化十五年），汪直受命巡边，边防官吏畏之如虎，莫不执礼甚恭，甚至站在路边等候迎接。但镇守辽东的兵部侍郎马文升对汪直的作为感到不满，独表示愤慨，汪直就与陈钺合谋，把陈钺扰边的罪责一古脑儿转嫁到马文升身上。原来，陈钺滥杀边民冒功，激起民变，马文升前往剿抚，才得平定。由于汪直的奸诈，结果马文升被贬谪边。陈钺细心揣摸汪直的心意，觉得汪直没有战功，应当为他创造一个立功的机会。于是，就假报边警，宪宗让朱宁统兵，汪直做监军，到边境转了一圈，就“凯旋”了。这次出征的结果有两条，一是杀了许多无辜边民，抢了许多财物；二是朱宁被封为保国公，陈钺升为右都御史，汪直加了奉禄。

王越见陈钺由一个统罪之身轻而易举地升官发财，不禁眼红起来，也依样画葫芦，假称边关有警。宪宗也不问明原委，只管稀里糊涂地发命令，再次让朱宁领兵，王越辅助，汪直监军。“凯旋”之后，各有升赏，王越如愿以偿，被封为威宁伯。

王越和陈钺成了汪直的心腹爪牙，时人把他俩比作两把“钺”（古代的一种斧子），莫不畏惧。

但偏偏有一个善于戏谑的小宦官阿丑看不过去，就设法在宪宗面前揭露汪直和“二钺”的不法行为，以引起宪宗的警觉。一天，阿丑在宪宗面前扮戏，装作街头醉汉的样子，胡说乱骂，宪宗听了，不禁解颐。另一小宦官扮作一个行路之人，大声喊道：“××官长到了!”阿丑不理，谩骂如故。一忽儿又上了一个太监，大呼道：“御驾来了!”阿丑仍然不理。最后，小太监上来急呼：“汪太监来了!”阿丑立刻现出惊慌之状，连忙起身往回就跑。来人故意喊住他问道：“皇上来了，你都不怕，怎么单怕汪太监呢?”阿丑答道：“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皇上。汪太监可是难惹呢!”宪宗在座，听了这些话，不禁暗中点头。

阿丑早已注意观察宪宗，见他已被打动，便进一步把戏做下去。他仿效汪直的衣冠，持两把大斧而行，旁边的伶人问道：“你拿这斧子干什么?”阿丑道：“是钺，不是斧!”又问他为什么要持钺而行，阿丑答道：“此钺可非同小可，自点兵遣将，全靠此二钺!”旁边的伶人又问：“什么钺有如此威力?”阿丑笑道：“怪不得你是一只呆鸟，竟连王越、陈钺都不知道!”宪宗听了此言，微微一哂。

至此宪宗对汪直也有忌惮。恰在此时，御史徐镛又上表弹劾汪直说：“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互为表里，肆意罗织文告，擅自作威作福，以至兵连西北，祸结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只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逐渐羽翼丰满，令人心寒。希望陛下能明正典刑，以此作为恃权胡行的奸党一鉴戒!”

可谓墙倒众人推，汪直集团内部也因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把汪直的一些不法隐情全都报告了宪宗，宪宗终于决定处置西厂。宪宗先撤了西厂，驱逐了汪直的心腹死党王越、戴缙等人，因韦瑛和陈钺此前已犯罪被杀，没有追究。但宪宗并未彻底惩处汪直，仅是把他免官放逐，使其得保残生。西厂虽撤，汪直等虽被逐，但东厂还在，锦衣卫还在，明朝的特务统治依然如故地进行着。

汪直所以能够两度得势，除了他巧于奉迎、皇上喜欢近臣等一般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汪直善于告密。汪直不仅告一般吏民的密，对大官乃至锦衣卫、东厂，他都大告其密，这十分符合明朝开国以来的统治传统，也迎合了人的心理，尤其是处于孤立和软弱中的人的心理。告密者是为了向人表示格外的忠诚，接受告密的人也立即会产生被人尊重、忠诚的良好感觉，即使所告之密不尽合实或是告密者别有用心，也会使接受告密的人产生亲密之感。特别是处在孤独、无力和没有自信心的心境中的人，更是如此。

特务统治是一种秘密统治，秘密统治又是由一人专权而必然衍生出来的后果，因此，一部封建官场的做官学，倒有一半的篇幅写的是两个字：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