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有所为有所不为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道家主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曾经为历代的仁人志士所采纳；儒家的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为更多的政要名流孜孜以求。应该怎样对待入世与出世？孟子有句名言说得好：“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为”什么？不为“什么”？怎么“为”？对领导者来讲确是一种艺术。

（一）无为才有大为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有首《梅花绝句》的诗，这样写道：“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用这首诗比喻对周恩来的怀念再恰当不过了。是什么办法化作周恩来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原来是因为他许许多多的“无为”，才有了今天周恩来的“大为”。

一是死无碑。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刚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一架农用飞机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千百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乾陵、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等等。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铭、在名人墓前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柳子厚墓志铭》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成为影响世界的经典演讲。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可周恩来总理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只讲奉献，不求索取，不求任何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

二是生无后。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几个秦桧的几世孙呢？孔家、岳家、林家等都有就没有秦家、袁家等。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关系重大。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做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在他的绍兴祖居，有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救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大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周恩来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当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了邓颖超同志腹中的胎儿，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一个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高中级干部中不乏其人。但周恩来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

三是官无显。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一个“显”字吗？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就为的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著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大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了荆州刺史，相当于今天的市（地）委书记，就敢于同皇帝司马炎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王恺自叹不如。王恺用麦芽糖洗锅，石崇以蜡烛代替柴草来煮饭；王恺用紫色的蚕丝作路两旁的屏幕，长达40里，石崇就用锦作屏幕，长50里；王恺用赤石脂当涂料，石崇用香料和成泥来刷墙。有一次，王恺把晋武帝所赐的珊瑚树拿出来当众炫耀，高二尺多，堪称稀世珍宝，石崇当场用铁如意将其击碎，然后取出他所藏的六、七株珊瑚树，每枝高达三四尺，光彩耀目，让王恺随意挑选。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次，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的平民。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这专用箱里锁着寒酸的行头——一副蓝布袖套，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就；一入城就在中南海一座又湿又暗的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却两袖清风。

四是党无派。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也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刘、孙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所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周恩来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党为个人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无私。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小人喜欢的俸禄，贪图的财物；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君子坚持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气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

五是劳无声。周恩来是中国革命大吃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南昌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工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他的自我牺牲、厚道宽容、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个重要关头，每次进退两难之时，都离不开他。

周恩来无碑、无后、无显、无派、无声的“五无为”，却得到了“五大为”：换来了屹立在世人心中的丰碑（大碑），换来了几亿中国人民的儿女后代，换来了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大派、大朋；换来了众声的呼唤爱戴。此地无碑胜有碑，此地无后胜有后，此地无显胜有显，此地无派胜有派，此地无声胜有声。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国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他们都是无为达到大为的。

（二）权衡利弊，果断取舍

《周易》里讲：“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说在茂密的山林里，有着成群肥壮的马鹿。这种动物机警多疑，奔走敏捷，人们很难捕获到。有人来山里围猎，他们找到看管山林的人（虞、古官名，掌管山泽的人），请他做向导，又仔仔细细地打听马鹿的活动规律和它们经常出没的地方。经过一番准备，他们方才带着刀箭，牵着猎犬走进密林中。果然，那些马鹿纷纷撞进他们的包围圈，一头头倒在横飞的箭矢之下。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来围猎，根本不去找看林人了解情况，就冒冒失失地闯进森林里。结果连一只马鹿的踪影也找不着。白忙了一天，只好空着双手，垂头丧气地回来。君子应当见机行事，遇到这种情况不如舍弃追捕。如果固执冒险，必有凶险，终生遗憾。“即鹿无虞”，不妨作为寓言来看。它告诫我们，在关键时刻要权衡利弊，果断取舍；如果一味追逐眼前利益，很可能陷入困境，惹出很大麻烦。

有则美丽的童话：狮子大王年纪老了，经常感到自己觅食越来越吃力，决心改变方式，运用计谋取食。它想了个办法：自己躺在山洞里装病，故意大声呻吟着，让野兽们听见。于是，百兽前来探望它，走进洞中的都成了狮子的腹中餐，来一个吃一个。过了几天，狐狸来看望大王，但它只站在洞口行礼，说什么也不肯靠近。狮子便装作和善的样子，劝狐狸进洞和它聊聊天。狐狸拒绝了狮子的要求，它说：“谢谢你的好意，我看我就不必了，因为我很为自己担心。看看地上就明白了，这里有许多走进你洞里的脚印，可怕的是，没有出来的脚印。”在这个故事里面，动物们一个接一个地到狮子那里送死，这种亦步亦趋地跟从，正是它们灭亡的主要原因。相反，细心的狐狸，很好地观察前者留下的脚印，有了这些前车之鉴，狐狸及时反省，立即紧急刹车，知道什么是有所为，什么是有所不为，很聪明地保全了自己。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就应汲取前人失败的教训，吸取他们成功的经验，这样才会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前辈留下的东西看来不容忽视，因为这是无价之宝。领导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工作陷入困境的时候，如果不能充分地发现失败的原因，而是盲目跟进，不懂及时刹车，那只能是越陷越深。刹车是退出，是不为，是抛弃沉重的负担；加速是挺进，是有为，是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在经济管理方面也提出“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思路。对于政府来讲，凡是市场能办到的，自己又包办不了的，也干不好的，就要“无为”，不进行过多的干涉；凡是市场办不到或办不好的，就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要积极“有为”。可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改组国有企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切都是选择，选择决定人生。诺贝尔说：“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中国人有“舍得”一说，不起眼的一个小词，却在不经意间透露出选择的大智慧。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放弃了一些虚无缥缈、风流云散的东西，才能收获得另外实实在在的东西。至于应该放弃什么，争取什么，这也是一种艺术，关键是看你想得到什么了。正如林语堂所言：“明智的放弃好于盲目的执著。”可见，无为而为的艺术在选择的时候值得考虑。

对于领导者而言，要学会取舍，要学会有所不为，尤其是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同志，实在是学习、工作的一条重要艺术。运用得好，可以提高效率，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首先，在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全盘工作要有整体思路，找出工作的关键环节，掌握工作主动权。对该管的要管好，该放手的要放手，以避免四面出击、八方应付的被动局面。中心环节主要矛盾抓对了，有重大突破，其他非主要矛盾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由量变引起局部的质变，进而取得全局性的胜利。其次，工作有轻重、缓急、主次之分，要有长计划，但也要有短安排，要有阶段性的设想。有为与无为是相对的、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情况的变化，矛盾的转化，中心工作也要转移。前一阶段无为，这一阶段很可能需要有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需要真抓实干。那种“盲人骑瞎马”似的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瞎指挥、乱弹琴，只能陷入“夜半临深池”的危险境地。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柳河东集》中有这样一则寓言：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昂首负之，负愈重，虽困剧，不止也。”“蝂”是一种善于背东西的小虫子，行进中遇到了东西，就爬过去，把东西背上，背的东西越来越重，即使非常劳累的程度也不停止，他脊背非常蹇涩，所以，东西堆在上边也不掉下去，最后他终于被压倒，起不来了。有人怜悯它，把它背的东西去掉，但它一旦起来，就又去再背上。不仅如此，还好爬高，用尽了全力也不停止，最后堕地摔死为止。今天看来，如果像柳宗元描写的蝂，世界太精彩，世间好东西太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功名、权势、富贵、金钱、美女什么都舍不得，什么都往背上背，那就只能像蝂一样，一死了之了。所谓舍与得，无为与有为，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不要不分主次，胡子眉毛一把抓；要抓中心，抓关键，在统揽全局、权衡利弊的情况下，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突出重点。这就是舍与得，无为与有为的矛盾统一问题对现实具有的启示和借鉴。

（三）有所为必有所不为，有所不为必有所为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弹指一挥间，而为官，总想要给人留下点什么。对领导者而言：某种思想、理论，取得了什么政绩，留下了什么值得回忆的经历……这大概就是“有所为”吧！

秦始皇虽然称雄一世，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可谓盖世英雄，但却不能安定天下。他调动几十万农民远征、戍边、筑长城、造陵墓、修皇宫；为防天下人造反，收天下兵器铸金人；为愚人之首，焚书坑儒；废民业，刮民膏，搅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结果陈胜一人高呼而天下万人响应，反旗遍竖，义军四起。不几年，这一伟人立的铁壁江山便如冰消雪融，成了历史遗迹。

想那隋炀帝，也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每月征丁二百万人筑东都；不惜劳民伤财，迁天下富商大贾于洛阳；建显仁宫，不远万里移下名花、异草、珍禽、怪兽于其中，苑囿连接，周围数百里；造龙舟，巡江游，大小船舫相接二百里，挽船水手八万人；收敛贡赋，聚象牙、貂皮、麝香及天下珍宝于一家；兽网遍野，禽兽鱼虾殆尽。结果财力耗尽，国库空虚，百姓疲极，鸡犬不宁。由此，隋朝江山虽比秦朝要长，也只仅存三十八年。

汉朝代秦而立，汉高祖召藏于山中的农民回家耕地，垦荒免除数年地税，遣散军队，解甲归田，限制奸商，奖励农耕，使百姓安于其生，乐于其业，国力大增，为四百年大业奠定了根基。

唐代代隋而立，唐高祖、唐太宗解除隋代苛令，宽缓百姓赋役，按人口授予耕地，禁止地方贡献，创造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马牛遍野、行不备粮的升平局面。

同时，并非什么人什么时候都可以“有所作为”的，屈原放逐，赋有《离骚》，最终是救国无门，纵身汨罗江，成为千古遗恨；岳飞“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发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呼号，然而，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含冤死去；爱国将领张学良，满腔的抗日爱国热情，不是驰骋在抗日前线，而是被囚禁一生，最后客死台湾……太多的无奈，太多的遗憾，不得不引起人们深思。

纵观历史，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不论伟人还是凡夫俗子，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顺境时，要抓住机遇，大有作为；逆境时，要耐得住寂寞，心情舒畅，心胸开阔，韬光养晦，厚积薄发，等待时机，引而不发。其实，成功与失败，无为与有为，往往取决于人的心态。有的人能够把“靠边站”看作调整思想，读书学习，充实提高的加油站，最终成为成功者；有的人把挫折看作生命的“终结”，认为前途渺茫，世界暗无天日，从此一蹶不振，意志消沉，最终就真的一事无成，成为名副其实的失败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