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官声好到那步田地

省城官声好到那步田地

中国过去历来有“清官”的说法,以称呼那些不贪财物的官吏。“官”而需要以“清”作饰,这本身便是传统官吏制度的一种悲剧和讽刺;而更为令人遗憾的是,“清官”在历史上又是那么少见;而最为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难得出现的“清官”,也仍要被有些小说家骂得比贪官还坏。这真是一笔缠不清的糊涂帐!

骂“清官”最出名的,是刘鹗的《老残游记》。其中的那个“清官”玉贤,是小说中所塑造的最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官吏形象之一。玉贤原本是个标准的酷吏,他上任“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良民,只有百分之五是小盗,而真正的大盗则一个也没有。“听说他随便见着什么人,只要不顺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笼站死;或者说话说的不得法,犯到他手里,也是一个死!”总之是一个“真正是死有余辜的人”。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标准的酷吏,在当时却“名震一时”,“省城官声好到那步田地”,上司都对他十分赏识,保举他做了更大的官。至于为什么官声会好到那步田地,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不要钱”的“清官”,而且办事又“雷厉风行”:“玉大人官却是个清官,办事也实在麻力。”在当时的贪官横行的世界里,他便算是凤毛麟角般的人物了。但“大凡酷吏的政治,外面都是好看的”,其实他只是一个包着“清官”外衣的酷吏罢了。

然而恰恰是在“清官”的外衣下面,有着玉贤这样的酷吏发迹的秘密。一般的贪官,只晓得要钱,所以官声不好,也不容易升迁(靠了钱财贿赂或关节疏通是另一回事);但是像玉贤这样的“清官”,却因为不要钱财,没有一般贪官容易有的弱点,因而能够获得好的官声,从而使他们不仅能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得到上司的赏识,作为“清官”受到提拔。而其实他们与一般贪官的区别,也仅仅在于一个要钱,一个要名而已,骨子里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方法巧拙则大相径庭。尽管我们不愿意将玉贤这样的“清官”与许武这样的好人相提并论,但是我们总觉得在他们的行为中存在着某种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凭借所谓“道德的名声”而获取更多的好处。

同样,为了获取“道德的名声”(好的官声),“清官”往往也是会耍手腕的。玉贤的“雷厉风行”的办案作风,便是获得“道德的名声”的一条终南捷径。比如有一次当下属提醒他有可能冤枉无辜时,在他那令人发指的回答中,便流露出了那种为了维护好的官声而不择手段的残忍:“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也保不住。俗语说得好:‘斩草要除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老残看穿了他的这种心理,以一首诗作了诛心之论:“得失沦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阙暗,血染珠顶红!”像玉贤这样的“清官”的珠顶,原本也是以无辜的鲜血染红的呵!

《老残游记》的作者,的确揭发了封建社会一项可怕的秘密,那就是有些善于利用“道德的名声”的“清官”,往往比一般的贪官更坏,却往往比一般的贪官更具有欺骗性。世人不察,从一般的常识着眼,以为凡官不“贪”则必“清”,凡“清”则必“好”,结果却上了玉贤这样的“清官”的当,甚至受到了他们的残害,还“一口同声说好,——不过都带有惨淡颜色”。

一般善于利用“道德的名声”的好人,虽说也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但是他们客观上却往往对他人有利,至少不一定有害;但是有些善于利用“道德的名声”的“清官”,至少是像玉贤这样的披着“清官”外衣的酷吏,却在无情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又对他人造成了危害。可尽管他们处在不同的两极,但却又是在同一个行列上的。因而他们之间的相似与区别,就成了一件颇足以发人深省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