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是一种负担

感恩是一种负担

在人性的各种弱点中,“忘恩负义”也许是被人们议论得最多的一种,也许也是最为人们所痛恨的一种。在中国古代的小说里,它也是一个颇为常见的主题。

还记得有一次读到一个“忘恩负义”的故事时,心灵所感受到的那种强烈的震动。这个故事见于《唐国史补》、《唐语林》、《太平广记》引《原化记》、《剑侠传》等史料笔记和小说选集,到了《醒世恒言》(第三十卷)里,则发展为《李公穷邸遇侠客》这一近二万言的话本小说。为了节约篇幅,我们在此只引见于《唐国史补》的较短的一种,以见其故事梗概:

李公勉,为开封尉,鞫狱,狱囚有意气者,感勉求生,勉纵而逸之。后数岁,勉罢秩,客游河北,偶见故囚。故囚喜迎归,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报德?”妻曰:“偿缣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杀之。”故囚心动。其僮哀勉,密告之。勉衩衣乘马而逸。比夜半,行百余里,至津店,店老父曰:“此多猛兽,何敢夜行?”勉因话言。言未毕,梁上有人瞥下曰:“我几误杀长者!”乃去。未明,携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

这个故事的最令人震惊的地方,是故囚夫妇的那段对话。故囚夫妇的话题,从讨论报恩的筹码,一下子滑向了害人之意,这是怎样的一种突然的转折呵!是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又是什么样的人性弱点,导致了这种极为突然的转折呢?

狄德罗说过的一句话,也许可以作为我们解谜的工具:“感恩是一种负担,而一切负担就是为了要被摆脱而被造出来的。”(《拉摩的侄儿》)摆脱的方法,则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一般多数人所采取的,并且为道德规范所肯定的,是“知恩报恩”的方式;而少数人所采取的,并且为道德规范所否定的,则是“忘恩负义”的方式。但不管是“知恩报恩”还是“忘恩负义”,它们的实际作用都是为了摆脱“感恩”的负担,因而它们在内在精神上,实具有某种相似性,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的:“报恩和背信是同一行列的两个极端。”(《傻瓜威尔逊》)

当我们明白了上述道理时,我们也就能明白故囚夫妇的心理转折的原因了。他们当然想要摆脱对于李勉的感恩的负担,他们首先考虑的摆脱方式是报恩。然而他们感到他们的能力不足以报恩,也就是不足以摆脱感恩的负担,而感恩的负担又是必须被摆脱的,于是他们就想到了另一种摆脱负担的方式——“忘恩负义”。在故囚夫妇的上述那段令人震惊的对话中,其实便包含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机制与人性弱点。

毋宁说,在现实生活中,像故囚夫妇的故事那样的极端的戏剧性表现是很难见到的,而更为常见的则是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但是正是通过这种极端的戏剧性表现,小说家把人性的一个层面尖锐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无法再避而不见或熟视无睹,在震惊之余不得不更深入地思考“感恩”的问题。像这样复杂深刻的小说,自然要远胜于那些简单浅薄的说教小说。

从“感恩是一种负担”的认识出发,我们对于一些传统故事,也可以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领悟。《战国策》记载,“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在去邯郸的路上,唐雎告诫信陵君:“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并认为诸如信陵君这次对赵王的恩德,便属于“不可不忘”之列,所以“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听从了唐雎的告诫,果然不以恩人自居,在充满感恩之情的赵王面前,表现得十分谦虚。原先我们也许认为,唐雎的告诫只是一种人格上与道德上的教训,但是我们现在认识到,唐雎实在是为了信陵君的安全才这么告诫的,因为让操有巨大权力的赵王感到感恩的负担,对信陵君来说实在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履行义务的压力就把最甜美的享受变成了最枯涩的负担。”(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当感恩成为一种负担时,其情形恐怕也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