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妇的悲哀

夫妇的悲哀

在中国古代的短篇小说中,《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警世通言》第二卷)是最早也最多地被译成各种东西文字的之一。在都贺庭钟的《英草纸》中,它被翻案为《黑川源太主入山而得道之话》,在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查第格》中,也采入了这个故事。

这篇小说之所以如此风靡东西,恐怕和其中表达了“男人的悲哀”这样一种心理不无关系。我们一定还记得《红楼梦》里的那首著名的《好了歌》,其中有一节便表现了这种“男人的悲哀”:“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如果简单地下定义的话,那么所谓“男人的悲哀”,就是这样一种东西:男人希望妻子对于自己的爱情,能够在自己死后也继续维持下去,但是他们绝望地发觉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为此而感到了无可奈何的悲哀,并因而也怀疑起现世妻子对于自己的爱情来。《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便是表现这种“男人的悲哀”的典型之作。

话说庄子原先已学得老子的清静无为之术,把荣辱毁誉看得如同行云流水,丝毫不在心上,唯有于夫妇一头上,还没有完全想开,所以与现任妻子田氏,却也如鱼得水,相爱甚笃。

有一天庄子外出,看见一年少戴孝妇人,在用力扇一堆封土未干的新坟。庄子怪而发问,才知道坟中所埋,乃此妇人之故夫,生前恩爱,死不能舍,留下遗言,要她至少等他坟土干了以后才改嫁。可是现在妇人急于改嫁,因见新坟之土不易就干,故用力扇坟。

作为一个男人的庄子,因为此事而大受震动,宛如英国人所说的发现了壁橱里的骷髅。回家以后,他把所见之事告诉了田氏。田氏听罢,大骂那妇人不贞。庄子却在旁冷言讥嘲道:“生前个个说恩深,死后人人欲扇坟。”田氏赌咒发誓说,如果庄子死了,她一定“烈女不更二夫”。

不料过了几天,庄子果然一命呜呼。田氏开始想着庄子生前夫妇恩爱,也如痴如醉、寝食都废了好几天。可是不久有一个自称是庄子门生的少年秀士楚王孙前来吊丧,田氏见了这个少年秀士,不觉芳心大动。不久终于如愿以偿,与楚王孙重结秦晋。不料成亲之夕,楚王孙心痛病复发,说要吃刚死之人的脑子才能痊愈。田氏救楚王孙心切,便自告奋勇去劈庄子之棺,欲取庄子的脑子。不料劈开棺材,却见庄子坐了起来。——原来这一切都是庄子设下的骗局,目的是要借此试探田氏的真情。田氏由于经不起“考验”,自觉无脸见人,于是悬梁自尽。

庄子用瓦盆伴奏,唱了一支歌曲,诉说了一通“男人的悲哀”,然后一把火烧了房子,云游四方,终身不再娶妻。

这个故事无疑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产物,所以开明的现代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也许不一定会喜欢它。人们也会与田氏一样地质问庄子:“似你这般没仁没义的,死了一个,又讨一个,出了一个,又纳一个”,自己娶过三任太太,却不愿意自己死后妻子改嫁,这不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和男女不平等意识又是什么?

而且,从现代观点来看,那个扇坟的妇人,还有庄子的妻子田氏,她们在丈夫生前爱着丈夫,在丈夫死后又爱上别人,这也是极为自然和符合人性之事,并不能因此就受到“不贞”的指责。

要说田氏在庄子生前大骂扇坟妇人,还赌咒发誓说要“不更二夫”,在庄子死后却顿忘誓言,这其实也是男性中心社会的道德观念逼出来的行为(有强迫就有谎言),不能因此而指责田氏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而且,我们的一切誓言,都基于发誓时的具体环境,一旦情况有所变化,则原先所发的誓言也会显得过时,这时就没有理由硬要人们坐守语言的牢笼。所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说的便是这么一个意思。田氏的赌咒发誓,只表明她当时爱着丈夫;但是当丈夫死了、她又爱上别人后,这个誓言当然就不起作用、毫无意义了,没有理由一定要她活人守死誓。

至于田氏要劈棺取脑,看起来残忍了一点,但其实庄子人已死了,要脑子也无用,还不如贡献出来,尚可以救活一个活人。

而庄子的做法,相比之下却反而应受批评了。他不应该要求妻子做她做不到的事,更不应该设下骗局试探妻子,弄得妻子含羞上吊,而他自己也大失面子。

所有以上这些看法,都是在阅读这篇小说时,现代读者有可能提出来的。这显示了我们的时代比起庄子的时代,更准确地说是比起这篇小说产生和流行的时代,要进步合理得多。

但是,在这篇小说中也有那么一种东西,却并不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而是仍能打动现代读者的心灵,这就是所谓的“男人的悲哀”这种东西。

毋庸违言,在“男人的悲哀”中,无疑也杂有男性中心的偏见。但是剔除了这种偏见以后,“男人的悲哀”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似乎反而更加深了一些。

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男人的悲哀”乃是性爱关系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候,人们更重视血缘关系,而不是性爱关系。《诗经》里便唱道:“宴尔新婚,如兄如弟。”(《邶风·谷风》)这种比方在后人看来大概是不可思议的。《左传》(桓公十五年)里有一个故事,说祭仲专权,郑伯感到头疼,于是派祭仲的女婿雍纠去杀祭仲。祭仲的女儿、雍纠的妻子雍姬知道此事后,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如果不告诉父亲,则父亲有性命之虞,如果告诉父亲,则丈夫有性命之虞。犹豫之下,她去征求母亲的意见:“父与夫孰亲?”她的母亲回答说:“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于是雍姬决定告诉父亲,祭仲先发制人,杀了雍纠。这也说明在当时的观念中,血缘关系的重要程度要超过性爱关系。但是社会越是向前发展,性爱关系就越是受到重视,最终则总要超过血缘关系。比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开头便指出:“近世人情恶薄,父子兄弟到也平常,儿孙虽是疼痛,总比不得夫妇之情。他溺的是闺中之爱,听的是枕上之言。”《好了歌》也指出:“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虽说在保守的观念中,性爱关系还是比不上血缘关系重要(“且如父子天性,兄弟手足,这是一本连枝,割不断的。……若论到夫妇,虽说是红线缠腰,赤绳系足,到底是剜肉粘肤,可离可合”),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实际表现,却早已证明了相反的事实。随着性爱关系的发展,夫妇感情的增进,对于感情独占的要求便也开始强化,甚至于向死后延伸(这当然也和人性的本质有关,可参看《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篇)。而当发现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其失望也就不可避免,其悲哀也就必然发生。而且可以说,性爱关系越是发展,感情独占的要求便也就越是强烈,其要求便也就越是难以满足,其失望便也就越是深刻,其悲哀便也就越是浓重。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庄子的故事中,抑是在故事前的插曲中,两对夫妇原本都是非常恩爱的,因而丈夫才会对妻子提出死后继续保持感情的要求。而答应了这种要求的妻子,在丈夫死后马上“变心”,便尤其让其丈夫感到失望与“寒心”。如果连真心相爱的妻子都“靠不住”的话,那么其他“等而下之”的女人就更不用说了。在上述小说中,无疑包含着这样一种想法。

这么说来,所谓“男人的悲哀”,便不仅是一个男性中心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感情独占”的问题了。因而,这种悲哀也许不仅不会随着男性中心社会的消失而消失,而且也许反而会随着性爱关系的发展而进一步增强。

在这一意义上,与“男人的悲哀”相对的“女人的悲哀”,便也自然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中。“感情独占”的要求,在一个男女平等而性爱自由的社会里,原本是男女双方所共同具有的。于是那曾经在男人的心里发生过的一切——要求、失望、悲哀——便也会在女人的心里发生。女人也会同样要求那爱着自己的男人,在自己死后继续爱着自己;而一想到男人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便也会产生深深的失望和悲哀。在田氏对庄子的质问中,这种悲哀已初露端倪。如果她生活在现代,便同样会产生“女人的悲哀”。

超越于这种“男人的悲哀”与“女人的悲哀”之上的,其实正是“性爱的悲哀”或“夫妇的悲哀”(我们这里姑且把这二者看作是一回事)。性爱关系或者夫妇关系,是相爱的男女的结合。但是其中一方的死去,却将使这种关系解除。这是相爱的男女所不愿意想象,也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却似乎是必然的结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于是人们也就感觉到,在性爱关系或者夫妇关系中,由于生命本身的孤立性质,也存在着一条难以跨越的宿命性鸿沟。劳伦斯说过:“爱不是根,它只是个分枝,根远远不是爱,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孤独,一种孤独的自我,这些孤独的自我不会相遇,不会混合,永远也不能。”“在你心中,在我心中,都有一块鞭长莫及的地方,这块地方超过了爱的势力范围,就像某些星星超越了视线范围一样——最终是没有爱的。”(《恋爱中的女人》)这就会使人们产生“性爱的悲哀”或“夫妇的悲哀”。

我们以上所说的“男人的悲哀”、“女人的悲哀”、乃至“性爱的悲哀”或“夫妇的悲哀”,其实都潜藏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这类小说的陈腐的外衣下面,这就是这类小说尚具有现代意义、且尚能够感动现代读者的原因。其中的许多陈腐的观念会消失,但这种人性的意蕴却不会消失。

作为一个例证,我们想再提一下伏尔泰。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但是他却利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这篇产生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小说,来攻击当时法国的贵族社会的道德沦丧。这说明这篇小说的潜在的人性意蕴,具有超越其所产生的时代与环境的力量。

小说家们曾为这种种悲哀开过一些药方,诸如不要对性爱关系过于执著,“从第一着迷处,把这念头放淡下来”,“割断迷情,逍遥自在”(这类药方当然也适用于其他人际关系的场合)。但是其实只要性爱关系继续存在,则这种种悲哀便将继续存在,顶多只能稍稍缓解一下,却不能把它们永久消除。因为人不可能没有爱心,也不可能没有爱情。

这就是人的困境之一。人总要执著于什么东西,但执著太甚则必生失望,失望既多则必求解脱,解脱已久则必有空虚,空虚既深则必重生希望,希望既大则必致重新执著……循环往复,无有已时。完全的执著既不可能,彻底的解脱又做不到,人们便只能在这两端之间彷徨。“暂时的爱不值得花费力气,而永久的爱又不可能”,于是人们也就只能永远无所适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