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孀不是好守的

孤孀不是好守的

毛姆很推崇拉法叶夫人的《克利佛王妃》,他认为这部十七世纪的小说具有无比的现代性。小说的女主角是一个富于道德意识的贵妇,她爱上了一个邂逅相遇的公爵。然而她并不想败坏自己的名誉,为了抵御那已使她心烦意乱的恋情,她向丈夫坦白了自己的秘密,希望丈夫能帮助她战胜这一诱惑。她的丈夫原本是一个天性善良的好人,并对她的忠贞从不怀疑,但是当她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他以后,他却因嫉妒而变得多疑易怒,由于心理的苦恼而逐渐堕落。毛姆认为:“这是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书中的相关人物都意欲遵从自身的责任感行事,但最后却被他们无能控制的因素所击败。”他认为此书给人的教训是:“任何人都不应要求他人做出其能力所不及的事。”尤其是因为“爱情是不管法律的,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责任感都会向个人心之所好屈服。”(《书与你》)小说中贵妇人的错误,在于她过于相信自己及丈夫的道德勇气,而低估了自己及丈夫的脆弱的人性,以致硬要丈夫做出超出其能力的事,也就是在明知道自己太太的感情已红杏出墙之时,还仍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心平气和的心境。

在中国古代的小说里,我们也能看到不少类似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道德勇气,过于低估情欲等等的力量,对自己提出了超出能力的要求,最后却被自己所忽视的力量所击败,不得不为它付出沉重的代价。

《况太守断死孩儿》(《警世通言》第三十五卷)中的邵氏,便是这样一个“意欲遵从自身的责任感行事,但最后却被无能控制的因素所击败”的悲剧性人物。邵氏与丈夫甚相爱重,不料丈夫得病身亡,邵氏悲痛之余,立志守寡,终身永无他适。其时她还年轻,且未生育,所以父母叔公都劝她早日改嫁。但是邵氏却凭着对于亡夫的一片深情,“心如铁石,全不转移,设誓道:‘我亡夫在九泉之下,邵氏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刀下亡,便是绳上死!’”众人见她主意坚执,也就不敢再去强她。她果然说到做到,守了整整十年的寡。不料善始难终,后来在一个破落户的设计下,失身于家里的一个小厮。“十年清白已成虚,一夕垢污难再说。”最终弄得不可收拾,自杀身亡,应了早先发的誓言。邵氏对亡夫的感情是真诚的,其为人也是非常“清正”的,可是她却低估了情欲的力量,过于相信自己的道德勇气,以致对自己提出了超出能力的要求,结果被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因素(在这里也就是情欲)所击败。

相比之下,倒是故事里的其他人物,对人性的认识更深刻一些。她的父母叔公因其年轻无子而极力劝她改嫁,正是因为作为过来人,他们深知情欲的力量之强大。那个破落户之所以相信能使她中计,是因为了解她“孀居已久,想必风情亦动,倘得个汉子同眠同睡,可不喜欢?从来寡妇都牵挂着男子,只是难得相会”的隐秘心理。——顺便说一句,正如在其他场合千百次地被证明过的那样,往往越是那些被正人君子所瞧不起的下层人物,比起那些自恃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来,反而更能洞达人性的奥秘(我们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有趣例子)。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往往遵从本能的欲望行事,而不太受到道德信念的幻觉的欺骗。小说家显然也不站在邵氏一边:“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妇。’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也显示了对于情欲的力量的洞察。相比之下,倒是邵氏自己最不懂得这一道理,从而也就最不了解自己的情况。

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女人身上。《月明和尚度柳翠》(《古今小说》第二十九卷)里的玉通禅师,也因为过于相信自己的道行,忘了自己尚是肉质凡身,而竟然答应了红莲的“热肚皮贴冷肚皮”的要求,以致堕入了柳知府设下的陷阱之中。

这两个故事被小说家们看作是“一对儿”,因为它们具有“相信自己的道德勇气和意志力量的好人最终败在不能控制的情欲手里”的共同主题。小说家们试图借这样的故事,向我们揭示人性的脆弱的本质:人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但是最终却不得不受到不能控制的因素的制约。因此之故,人们不一定能够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那样一种人,也不一定是他们自己所认为是的那样一种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所能采取的最为明智的办法,不是盲目地相信意志的力量和道德的勇气,而是如实地承认人性的枷锁的存在,从而不对自己或他人提出能力所不及的要求。尤其是在涉及情欲之类本能力量的场合,更是应该注意这一点。这大概也就是小说家们想要揭示并且告诉我们的人生的智慧和教训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