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说我好

他为什么说我好?

前面我们曾讲到过“双重谈话”,即一个人明着对甲讲话,暗里却是讲给乙听,借以塑造自己形象的方法。这是就说话人的意图而言的。既然说话的人可以把一句话用作两句话,那听话人为什么就不能一句话听出两层意思,从而成为“双重听话”(即语言分析)呢?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夫以人言善我,亦必以人言恶我。王翁(莽)使都尉孟孙往泰山告祠,道过徐州,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陈平、留侯之比也。孟孙还,喜谓余:“仲翁盛赞子德,子乃此邪!”余应曰:“与仆游四五岁,不吾见称。今闻仲翁一言而奇怪之;若有人毁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

这是汉朝的桓谭在《新论》中叙及自己的一段话。这里,孟孙没有作“双重谈话”,桓谭却在作“双重听话”。孟孙之语“皮相地”听起来,无非赞誉桓谭的品格,其中既无阿谀之辞,亦无讥讽之意,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被赞者只须讲声“岂敢”之类的自谦之语,也就很得体了。但桓谭却从他的赞语中听出了特别的意思:孟孙看人没有主见,人云亦云。所谓“以人言善我,亦必以人言恶我”,就是桓谭通过分析而得出的对孟孙人品的认识。

中国人对“说话”似乎抱有一种浸透到骨子里的不信任感甚或憎恶感,孔子说过:“君子欲敏于行,讷于言”,大致上也就是“多做事,少开口”的意思吧,市井俚俗更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之说,反映出对说话的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戒备心理。

然而,人又不能不说话,于是便只好少说自己多说别人。问题在于人说的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人自身的阅历和内心世界,在许多时候相当真实地反映出其真正的“自我”形象。不过,要找出这一真相,还须听话者会切换说话者的话语背景,把原先说别人的话转移到说话者自己身上去。

元朝时武平县有个叫刘义的人状告其嫂通同奸夫谋杀亲夫刘成。县令丁钦立案后验尸无伤,查不出头绪来,心里闷闷不乐。妻子韩氏问他怎么回事,丁钦就把情况告诉了她。韩氏一听就说,恐怕脑门上有钉子。丁钦派人再去验尸,果然如此。

此案判明上报后,当时的辽东按察使姚公看了案卷,就把丁钦叫去仔细询问,丁钦汇报时特意夸耀韩氏的精明。姚公问他,韩氏是不是他的原配,丁钦回答说是寡妇再嫁的。姚公听了随即命人挖出韩氏前夫的棺材,开棺验尸,果然发现死者脑门上也有钉子的痕迹,由此判明韩氏也是个谋杀亲夫的罪犯。

姚公破案的关键也在于对韩氏的说话作了双重听话。韩氏作为一个普通妇道人家怎么会如此清楚这样隐蔽的杀人手法?不是她早有所闻就是她亲手干过,才会一下子就想到这一点。姚公抓住这一疑点,再经验尸证明,事情就水落石出了。

当然,对普通人来说,通常多少都有点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那就必须注意不要在谈及别人或别的事情时,把自己的“真相”给捅出去,就像过于“嫉恶如仇”的人反而会使人感觉到此人本身心理阴暗。从这一角度来看,宋朝的韩琦即使在别人欺他之时也不加说穿的做法,就另有一层深意,而不仅仅像明人敖英说得那么简单了:

韩魏公于小人欺己处,明足以照之,终不道破。愚谓此正魏公德量最高处,明知其欺,则终莫能欺。苟讦其情,则激怨矣,怨则不肖之心生,不中伤之不已也。古来豪杰败于小人者,多昧此几。噫,魏公之智远矣哉。(《绿雪杂言》)

其实,韩魏公智慧过人之处更在于知道不点穿可以塑造一种“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卑劣小人”的君子形象。以此说来,每个人都真应该多积点口德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