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丞相自污其名

萧丞相自污其名

“人心向背”是中国古人政治考虑中的一个重大因素。荀子曾说过:“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王霸篇》)中国人历来认为,政治对手之间的较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争取人心的竞争,但不同于现代西方竞选人的拉选票,中国古人争取的是不具形式的民意投票。

在这方面,历史上最有名的事例是战国时期孟尝君的食客冯谖的“以钱市义”。由于人口土地比和超经济剥削的缘故,中国百姓长时期处于生存的临界状态。先秦典籍中已将人分为“肉食者”和“菜食者”,实际上后者称之为“菜色者”也许更恰当一些,对他们来说,经济上稍有放松,就是大可称道的仁政了。

冯谖自告奋勇替孟尝君去其封邑薛地讨债。到了那里,冯谖却矫命将老百姓所欠债务的凭证付之一炬,把收得的债款全部分发给百姓。回来后他对孟尝君说,他把钱买了义了,因为孟尝君就缺这个。孟尝君当时听了很不以为然。

不久,孟尝君罢官回薛地去,老百姓老远的就来夹道相迎,孟尝君这才明白冯谖所买来的义——人心——的价值。

中国人历来对这件事津津乐道,说明中国人对人心这项重要资源的高度评价。不过,古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没有盲目地去追求人心。相反,他们深切认识到这种资源根本上是一种为王者所用的战略资源,对于那些没有政治野心的忠臣来说,反而有潜在的危险。因此,他们不仅有意识地避免人心的偏爱,甚至有意识地使自己丧失人心,以此来换得君主的放心。

汉初萧何主持关中之事,为刘邦治理后方,输送军需,但刘邦即便在与项羽相持期间,也三番五次地派使者慰问萧何,实际上也就是对萧何不放心。为此,萧何将自己亲属中能上阵打仗的,都送到军队中去。刘邦见了虽感到高兴,但仍不放心。在日后讨伐黥布的战事中,还数次派人来问萧何在做些什么。

萧何的一位门客提醒他说,这是因为萧何治理关中十年多,深得民心,刘邦害怕他威信过高,他要是再不采取办法,就免不了灭族。萧何采纳了门客的计策,低价强买了许多民宅、民田,以糟踏自己的名声。刘邦还朝时,百姓拦路告状,控诉丞相的霸道行为。刘邦见萧何丧失了人心,心中暗暗高兴。

同样,南宋大将韩世忠被罢官后,闭门谢客,绝口不谈打仗之事,经常骑着毛驴,携着酒,带一二个僮仆在西湖一带游乐,并同人谈交易,购买官田。高宗听说他在置田产,十分高兴,赏赐给他御笔亲书,还为他的田庄起名“旌忠庄”。

臣下不思进取,作奸犯科,他倒以为“旌忠”,还暗暗高兴,好荒唐的皇帝!天下什么东西都可由君权垄断,难道人心也可以垄断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难道船还能把水给垄断了吗?只可惜了那些耿介之士,要人格情操就没有性命。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才会有“识时务者为俊杰”这种无原则格言通行数千年。以此来看,欧阳修关于乱国之君的亡国原因的评论:“夫乱国之君,常置愚不肖于上,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恶,置贤智于下,而泯没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新五代史》)就有些皮相之论了。以暴君昏君之智慧,满朝之中最好尽是生过三次脑膜炎的幸存者,只要眼前能过,哪管“死后洪水滔天”,甚至还有荒唐如隋炀帝的,天天等不及似地盼有人来砍他的那根“好脖颈”。就此而论,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就不只是下梁看上梁的样,更是上梁逼着下梁歪,不歪都不行,只有一起歪了,上梁才觉得放心、称心。古代数千年,臣民非但得受歪梁的压榨,还不得不违心地跟着歪。所以,非臣民不知操守,实为君权逼迫之故,“污民”之毒有甚于“愚民”矣。